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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吕后神话色彩的种种猜测


    在《史记·高祖本纪》的开始,记载了好几段有关刘邦神异现象的传说。计有遇龙而生、醉呈龙形、路斩白蛇、头顶云气及老父相面,前四个属于神龙见首不见尾,尽得含糊其辞之妙,显然是为刘邦的事业造势而产生的。一般而言,只要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多为一个中心,即以刘邦为中心。而更像事实依据的老父相面这一段与刘邦的其他神异记载似乎有所不同。其不仅有两个中心,甚至有三个中心。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其曰: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餔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如果说,其他神话可以从常识上判断其伪的话,那么这段说得煞有介事的传说甚至可以从史料中指其伪。现拆解如下:
    此事为伪的漏洞出在惠帝的年纪上。据《汉书·惠帝纪》:“帝五岁,高祖立为汉王。”惠帝在汉王元年五岁,那么其生年当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而刘邦出亡于山泽间甚至还早于这个时间。据《高祖本纪》,“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至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有关刘邦解徒事的时间引起歧见甚多,甚至汉人也有认为其发生于秦始皇死之年。如《论衡·纪妖篇》所言“汉高皇以秦始皇崩之岁为泗上亭长送徒至骊山。”应劭也持此说。亦有以为事情发生在秦定天下之初时,如《史记会注考证》引姚范曰:“始皇初即位,即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徒诣送者七十馀万。贾山亦云,吏徒数十万人,旷十年。
    此送徒当在始皇之初,故下云始皇东游。应劭以为始皇葬于骊山,语未晰。”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占到极大多数,但未必对。那么什么是对的?如今人徐叔方先生在《史汉论稿》中确定为秦始皇生前事,而清人陈景云《两汉订误》更明确指认其发生的年份,其曰:“高祖送徒骊山时,始皇尚在。观下幸东南及隐芒砀事自明。始皇骊山之役在三十五年。高祖所部送者,皆应输作骊山之人也。”笔者以为陈氏的认定最准确。因为秦始皇的郦山之役可能也包括阿房宫在内,其时间跨度很长,其肇始于秦王政初即位时,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开始加大工程力度,动用天下民力,及陈胜起义后,楚将周章攻破函谷关,秦朝廷赦郦山囚徒击败楚军,仍未完全停工。
    此有日后冯劫、去疾谏二世停做阿房宫为证。但刘邦纵囚的具体时间或者真如陈景云所说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因为这一年,《秦始皇本纪》提到“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明确表示大量征调民工,所以有刘邦“为县送徒郦山”。有关七十万这个数字,《秦始皇本纪》中出现过两次,另一次是秦始皇死后,追述秦并天下后,“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治郦山。姚范以为刘邦是在这时逃亡的,但也不对,因这次刘邦已到了咸阳,并看到秦始皇,才会发出“大丈夫当如此”感慨。那么将其逃亡归结于第二次征调天下民力时事,就合理得多。如陈景云所说的秦始皇东巡而刘邦隐芒砀,事在秦始皇三十七年,《高祖本纪》曰:“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前人未提及,即《淮南衡山列传》引伍被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这个记载表明,刘邦于陈胜起事前一年即已秦政权脱离干系。而陈胜所起之大泽乡,正当芒砀山之东南方。这个时间与秦始皇东巡而刘邦隐芒砀正好吻合。如果刘邦当时还是亭长,就不应该隐,而是会忙于秦始皇可能幸临的诸般事务。伍被所进言之淮南王刘安,为刘邦之孙,当较后人更了解刘邦的行止。因此,刘邦送徒之时间基本确定。
    那么,再回到惠帝年龄问题上来,刘邦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即逃亡,此时惠帝尚未出生,则不可能发生吕后携其田作之事。而刘邦之逃,与惠帝出生之年差两年,又该如何解释。《高祖本纪》称:刘邦隐于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是否可以认定,即使刘邦在逃亡期间,也不乏与吕后会合的机会。笔者曾撰有《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一文,曾提到秦法在楚地的贯彻存在相当多的疏漏之处。刘邦的这次逃亡就发生在离出发地不远处,其藏匿处亦在附近,看来官府对这种事情的追究力度不大,故刘邦能与家人保持来往,而惠帝于其间生出也能解释得通。
    联系到与刘邦相关的其他传说之受益人都指向刘邦,而这里出现了两个甚至三个受益人,编造这条传说的用心就有必要追究。估计这是日后吕后为确立惠帝的太子地位而制造的。汉定天下后,曾发生过可能更换太子的政治危机,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不类己,欲以赵王如意为太子。这个时候,吕氏一脉动用了一切力量以保住刘盈的太子地位。大概这个历史记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然后被司马迁疑以存疑、信以传信地记载了下来。
    既然汉初有这个政治背景,那么再考察一下《高祖本纪》中使吕后受益的其他传说,看看其真实性如何。在前述传说前,还记载了一条吕后嫁给刘邦的事。其曰: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鲁元公主。
    与前面剖析过的传说一样,这个材料也可以从现有史料上指出其不实成分。据《樊郦滕灌列传》,吕后妹吕须嫁与樊哙。而樊哙早年只是沛县中一狗屠而已。从这一点来看,吕后的娘家也不像记载中那样有地位,只是个寻常人家。一个寻常人家的两个女儿或嫁与亭长,或嫁与狗屠,可能在当时正是合适的婚配。而刘邦逃亡后,樊哙也加入到隐芒砀的队伍里去了,其中可能就有这层姻亲的关系起作用。刘邦原本有妻,吕后嫁过去或相当于小老婆。之所以吕后在日后跃居王后之位,完全可能是在反秦战事中,其兄弟吕泽、吕释之的战功及影响所致。还有一种可能,即吕氏因兄弟多宗族人众,兼之于与樊哙联姻,其地位便非同一般。刘邦在当地欲领袖一方,自然要拉拢吕氏的力量。故在此情况下,吕后虽然后入室,刘邦也因有所考虑,而将其在家中的地位提到元配曹氏之上。在吕氏一方来看,吕公作为一个外来者,欲借重在当地人际关系较好的刘邦在沛立足,也是一种较为实际的考虑。所以这桩婚事,双方各得其所,不应该单纯视作为吕氏一方的英明决定。
    至此可以认定,《高祖本纪》中仅有的两条让吕后受益的传说,都在事实上站不住脚。可以将其产生归结为汉初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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