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唢呐历史考（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6:10:23 民俗研究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关于唢呐起源之可能性的探讨 在否定了龟兹说和二元说后,剩下的就只有波斯、阿拉伯说了。但此说在得到证明以前,仍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可能还有其他线索我们没有发现。要使此说具有合理性,起码要证明两点:1、波斯、阿拉伯的唢呐出现早于中国。2、有线索能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传播关系。 先来看看时间问题。 周菁葆依据“阿拉伯史书”认为阿拉伯使用唢呐的历史只能上溯到公元6世纪,这一判断证据不足。一般来说,一件乐器从出现到被作为普遍应用的乐器记载下来,应该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唢呐的使用只能追溯到金、元时期,这就是明人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所说的:“至于喇叭、唢呐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瑏瑠但就现在已经掌握的图象资料(后文将逐一提到)可知,唢呐在中国的使用却早得多。阿拉伯文献也是一样,记载年代应晚于出现年代。况且,尚有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著作认为唢呐的使用极早。例如,伊朗出版的《伊斯兰世界的音乐和乐器》一书中说:“双簧乐器———shawm(oboe),在大约5000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与埃及看来已经相当普遍,虽然那时占支配地位的是较柔和的吹奏乐器(竖笛和双单簧管)。但是在大约1000年以后的大音量室外军乐时代,双簧乐器则更加受到青睐。稍后,出现了锥形的双簧乐器(shawm)并更多地得到应用,从而保住了双簧乐器在室外合奏和军乐中的地位,直到今天。??锥形shawm的中国名字suona也告诉了我们它的历史,因为很明显这个名字来自土耳其斯坦或印度的surnai。”按照这种说法,唢呐早在30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 埃及学者萨米·哈菲兹在他的著作《阿拉伯音乐史》中说:“素尔呐亚、素尔呐、祖尔呐:这是吹奏乐器米兹玛尔瑏瑢的名称。这种乐器由竹管制成,吹奏口内有一个固定的双簧片,公元前在古埃及和古希腊人中流行。” 这些材料说明,唢呐的出现不会迟至公元6世纪,而应早得多。 美国的《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波斯”条讲到唢呐时列举了以下材料: “在Kermānshāh附近的Tāq2iBustān的山洞里有一块石浮雕,浮雕上的画面是一个军乐队,无疑是在征讨的战争期间,为正在猎取雄鹿的国王伴奏,参加打猎的全是男人。这个乐队包括铜鼓,小鼓、筒子鼓、芦管和若干对长号。同时显现出的宫廷乐队包括一个水平角竖琴、一个垂直角竖琴、两组排箫、一个直角架子鼓、一个芦管,还有7个女人在拍手。这块浮雕制成于Husrau二世Parviz时期(590—628)或更早些。 “来自KalarDasht(在Māzāndarān,以前属于萨珊贵族)的两个银杯上有4个吹排箫的女子、还有叉状铙钹、芦管和短颈琉特琴;萨珊贵族的宴会场面也经常出现在后来的银器上,有仆人、舞女和乐人,乐人使用琉特、竖琴、芦管Berecyntian号为国王演奏。其他银器上有的只有舞者,有的只有乐人,还有一尊神骑在马背上,有时带着芦管,有时带着琉特。”(据下文,芦管即唢呐———笔者。)瑏瑤石浮雕制成于公元6世纪末或7世纪初,银杯也是6世纪的物品。从以上文字和照片画面(该书第14卷P551有6世纪银杯的照片,另一幅是8世纪的)上看,这时早已不是唢呐刚刚出现的时期,而已经在军队和宫廷中广泛运用了。据图象和文字资料分析,波斯、阿拉伯的唢呐在公元前已经出现,应是可信的。 再来看一看中国唢呐出现的时间。 近十几年来,除了克孜尔石窟和山东嘉祥的材料以外,还发表了其他一些研究成果,所涉及到的关于唢呐的信息,年代也都是比较早的。但由于图文资料匮乏和理解不一等原因,有些信息和成果可靠性是不高的。以下,笔者就本人所见,对这些信息按年代顺序进行分析,并介绍本人的一些发现,以期对中国唢呐出现的上、下限时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 1东晋陈四海在《浅议唢呐传入我国的年代》一文瑏瑥中,也认为唢呐是由外域传入克孜尔的,这不为怪,因为那时德国人还没有带来从前的照片。但作者所使用的一则史料,却需要仔细斟酌。这则史料是《北堂书钞》卷121注文所引陶侃的一份表。表云:“伏惟武库倾荡,宿卫有阙,辄简选其差可奉献金口角一双。”作者认为此处的金口角即唢呐。据文献记载,清代的唢呐有叫金口角的,但是否可以因此认为东晋的金口角也是唢呐呢?东晋距清1000多年,器物之名实关系会完全一致吗?我们知道,角是汉代以来鼓吹乐中常用的乐器,最初为天然动物之角,后来就用人工制作的角了,因为人可以把角做得长一些,从而多得到一些泛音。做角的材料可以是金属,也可以是其他材料。假如古人在用其他材料做了角以后,用金属饰其口兼起保护作用(天然角也可以这样做),那么,把它叫做金口角也是十分自然的。《宋书·乐志》、《通典》、《旧唐书·音乐志》都记载有“铜角”,并说这种铜角在三国时期已见应用,比晋代还要早。陶侃所说的金口角,也有可能是指的这种角。明代的许多材料中提到唢呐,并且提到名称的沿革,但无金口角之名。(见后文)如果东晋时官府武库中确有唢呐并且名字就叫金口角,何以从晋至明再无记载?清代将唢呐称为金口角,最清楚的原因就是唢呐的喇叭口是用金属做的,其锥形管也象伸直的角。如果说清代的金口角和东晋的金口角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则可能仅仅是因其外形近似,而借古名来为当时的器物命名。或许其间就没有什么联系。总之,由于年代遥远,冠以相同名称的并不一定就是同一器物。所以用这则史料来证明东晋时期唢呐的存在是缺乏说服力的。 2北魏1981年,肖兴华先生在《中国音乐》发表《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一文,认为云冈石窟第10窟前室北壁上层左起第二个伎乐人浮雕所持乐器应为唢呐。瑏瑦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时期,略晚于克孜尔石窟,肖先生据此认为,唢呐是通过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到北方和中原地区的。这一消息发表后,各种书刊竞相转引,影响很大。为慎重起见,笔者多次查找画册,最后亲赴云冈,作了仔细的观察。结果是,按照肖先生所指的位置,没有发现唢呐。那个位置上的乐人所持的乐器应为法螺或埙。与笔者同往的褚历同学也持相同看法。其时又恰遇敦煌研究院的古乐器研究专家庄壮先生也来云冈,我请他共同观察,他也持否定态度。云冈研究所的赵昆雨先生曾在《乐器》和《中国音乐》上连续发表3篇关于云冈乐器的文章瑏瑧,没有一篇提到唢呐。云冈石窟研究人员自己编制的各窟乐器一览表中也没有唢呐。带我进行观察的云冈石窟的摄影师也说没有发现过唢呐。 虽然没有在第10窟发现唢呐,但在第6窟却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乐器。在第6窟中心塔柱南壁下层龛楣上,左起第3位伎乐人所持的乐器是锥形管,恰似从前的单筒望远镜,与《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中的波斯唢呐的杆形相似,无碗口;演奏者双手一上一下,似在按孔,只是看不出哨嘴。因为目前我们还未发现锥形管的边棱发音吹管乐器,所以,这件乐器的发音部件为双簧哨嘴的可能性较大。既如此,这件乐器可能即为唢呐,只是从外形上接近波斯唢呐而与今日之汉族唢呐差距尚大,这可能是当时的唢呐形制并不一致的缘故。 3西魏1997年7月,笔者于敦煌石窟第249窟(西魏时期)壁画中发现,南壁上层左起第三身伎乐人手持一件吹管乐器,喇叭口十分清楚(一个角被遮挡),但管身不是锥形,而是上下同样粗,无哨。由于壁画采用写意的手法,很难知道画工省略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画面中乐人不是正在演奏,也看不出其演奏姿势。故该乐器虽有喇叭口,却难遽断其为唢呐。牛龙菲的《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没有著录这件乐器,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249窟图版正好将这一乐器切掉。在敦煌工作多年的资深学者郑汝中、庄壮等也都说没有发现唢呐。笔者总觉得,虽然这件乐器的面目还不很清楚,但那个明显的喇叭口却似乎总向人们昭示着某些与唢呐有关的信息。 4唐前述陈四海的文章中还提到西藏拉萨大昭寺中的《文成公主进藏图》壁画中有吹唢呐的乐人。文成公主进藏是唐代的事情,壁画所记录的正是这一事件。但是,藏族学者边多已在他的《当代西藏乐论》瑏瑨中指出这幅画是维修时所画,距今最多100多年。故此图不足为唐代唢呐的证据。陈文还提到,唐代宦官苏思勖墓的壁画中也有唢呐。这幅画已收入《中国音乐史图鉴》瑏瑩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瑐瑠,清清楚楚是没有唢呐的,不知陈文所指唢呐为何物?福建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代,殿中的乐人雕塑亦有持唢呐者。但该寺于明代重修,已不能作为唐代的史料了。那么,唐代到底有没有唢呐呢?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第202页,载有一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代骑马吹唢呐俑的照片。骑马者头戴风帽,身穿短袖无领长衫,双手持一唢呐正在吹奏,唢呐管身比较短粗。(见图3)。如果说云冈第6窟、敦煌第249窟的图象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判断的话,那么故宫的这件唐代泥塑,则是第一件明确无误的图象资料。据现有资料,我们可以说,早在北魏,至迟在唐代,唢呐已在中国内地使用。 另据边多先生研究,藏族的宗教乐器‘甲铃’(即唢呐),直译为汉笛,是从内地传到西藏的。据普查材料,公元762—786年间,在桑耶寺和敏珠林寺的“桑耶经藏供养”宗活动中,就有甲铃演奏。瑐瑡如果此说无误,则早在唐代,唢呐不仅应用于中原,而且已传入西藏地区。但笔者觉得这一材料略显可疑。因为既然把它叫作“汉笛”,必然认为这是汉族的乐器,目前尚无材料证明唢呐在唐代以前已经有了一个“汉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比较,可知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唢呐出现比中国早,第一个条件成立。 再来看一下传播的线索。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比较明显的传播线索只有“唢呐”这一名称的语源。虽然这条线索略显孤单,但它可能正是揭开唢呐起源之迷的一把钥匙。因为从大量实例看,一种语言中的物品的名称是最容易在其他语言中以相近的语音保存下来的,如汉语对外语的“音译”,日语中的“音读”等等,都是这种现象。所以,林谦三等人从语源方面来考虑唢呐的来源是正确的。 前已述及,林氏认为sourna一词来自波斯语。另一位日本学者岸边成雄亦曾于20世纪60年代赴西亚考察,他在解释surnay一词时说:“波斯语的斯鲁奈伊或斯鲁纳(即唢呐)比阿拉伯语的‘扎姆尔’更通用些,这是把‘奈伊’(苇子之类)与斯鲁(祭之意)和起来的一个用语。也称作唢呐,很明显这是surnay的音译。”瑐瑢笔者认为,这种产生于实际调查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笔者亦曾就sourna的语源问题请教了中央民族大学的语言学家胡振华教授,他肯定地说,这个词是来自印欧语系伊朗语族。 中国唢呐的几种名称———唢呐、素呐(西藏)、苏奈依等,都与波斯语的sourna(surnay)在语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正可以作为二者之间传播关系的明证。第二个条件也成立。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波斯、阿拉伯地区的唢呐出现要早于中国,并且可能于北朝、至迟于唐代经某种途径传入了中国。(后来还通过其他途径再次传入,见后文。)北朝至唐代是我国历史上与西域交往最频繁的时期,多种西域音乐包括其乐器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原,所以,唢呐在这时传入应是合理的。它不见于唐代文献,可能是由于当时使用并不广泛,尤其是没有进入宫廷,因而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缘故。这当然不是板上钉钉的结论,而只是据目前所能得到的材料作出的推论。也正是在现有材料的前提下,笔者相信这种推论是合乎实际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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