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唢呐历史考（1）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12 民俗研究 佚名 参加讨论
 唢呐是中国的“民族乐器”,在中国流行甚广。据《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和《中国乐器》等资料统计,唢呐流行于全国各地(尽管密度有所不同)的20个民族。 但是,唢呐又是一件世界性的乐器,流行于亚、非、欧三大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唢呐的流行程度并不亚于中国。 所以唢呐“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面对如此广阔的流行地域,唢呐的起源问题自然就倍受人们的关注,有关论点屡屡见诸各种专著与学刊。本文试图以现有资料,特别是一些新材料为依据,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述,并提出自己对唢呐起源及在中国流传的历史的一些看法。 一、唢呐起源诸说及分歧 目前,关于唢呐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论点,以日本学者林谦三在他的著作《东亚乐器考》中的论述较有代表性,他说:“中国的唢呐,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复簧)乐器苏尔奈”。林氏提出此说,主要是从语言方面考虑,他认为唢呐这个名字是波斯语zourn¨a的音译。“琐这名字的音韵,就表示着是个外来的乐器。”“其原语出于波斯语zourn¨a(zurnā)。”这种观点,可暂称为“波斯、阿拉伯说”。 林氏此说在中国广泛流传,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早于林谦三的著名乐器学家萨克斯也持类似观点。他在《乐器史》中说道:“我们可以认为oboe(即唢呐———笔者)是在闪族世界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是在亚洲次大陆和阿拉伯之间的某个地方。这可以由它的美索不达米亚名字来证实。” 美国出版的《世界乐器》(见附录)一书中也讲道:“shawm(即唢呐———笔者)家族的乐器可追溯到古代中东和欧洲文明。” 另一位日本著名学者岸边成雄也认为“唢呐”应是波斯语surnay的音译,并认为是从南方传入中国的。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著作和文章在提到唢呐的起源时,基本上都采纳起源于波斯、阿拉伯的说法。 第二种论点,以周菁葆1984年所撰《唢呐考》一文为代表,该文介绍了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第38窟壁画中的唢呐,并提出了新的唢呐起源说。他说:“关于唢呐的历史,阿拉伯史书中记载说:‘公元六世纪,阿拉伯人常用它和其他乐器搭配在一起演奏,七世纪在军中占显著地位。八世纪后作用一落千丈,原因是伊斯兰教不提倡。’由此可知阿拉伯使用唢呐的历史上限只到公元六世纪。”“该窟(指38窟———笔者)于公元三世纪开凿,由此看来,至迟在公元三世纪唢呐已在新疆地区使用。”另外,他认为sournay这个词不是波斯语,而是突厥语。据以上理由,作者认为唢呐最早产生于新疆,是古代维吾尔人的贡献,而后由突厥民族传给阿拉伯、印度,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其后,作者又曾在其他文章中重复申明这一观点。这是继波斯、阿拉伯说之后的又一说,暂简称为“龟兹说”。 由于有实物摆在面前,不能视而不见,所以,后来的一些著作,包括大型画册的文字介绍,都开始强调克孜尔的唢呐,而对原来的波斯、阿拉伯说渐渐避而不谈了。 第三种论点,是山东省嘉祥县文化馆贾衍法提出的。他在1996年撰写的《乐声如潮的唢呐之乡》一文中,介绍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幅完整的鼓吹乐队,左边二人右手执排箫演奏,左手执鼗鼓摇节相和;右边二人分别吹奏笙和笛;而中间一人所吹奏的乐器,上尖下圆呈喇叭口状,既不是筚篥,又不是角,正是唢呐。”他认为,唢呐在东汉时期已在当地流行,只不过那时不叫唢呐而叫“大笛”,到了明代,“才吸收采用了波斯语的音译surna”。据此说,唢呐在内地流行的年代又比龟兹早了200年左右。由于此说认为除当地有唢呐外,波斯也有唢呐,所以可暂简称为“二元说”。 以上三种论点,后两种看起来比第一种更加可信,因为有图像为证。但是,这两种证据可靠吗? 对于克孜尔的唢呐,霍旭初先生持怀疑态度,他说:“筚篥,是龟兹创造的一种管乐器。38窟‘天宫伎乐’图中有二支,该乐器的口部呈喇叭形,故有的学者认为是‘唢呐’。但在龟兹石窟壁画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例。无喇叭的图像在100窟的‘天宫伎乐’和14窟、116窟的‘说法图’里多处有所出现。关于此乐器的喇叭口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在给笔者的信中,他还说过这两幅画中的喇叭口与管身颜色有异,疑为后人所加。 事实证明霍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1906年和1913年,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曾两次派出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查队抵达克孜尔石窟。该队主要成员是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和勒考克(A·VonLeCoq)。他们在克孜尔除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外,还将一些洞窟中的壁画拍了照,并剥走了一些壁画。1998年10月,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玛丽安娜·雅尔狄茨(MarianneYaldiz)女士和她的助手访问了克孜尔石窟,带来了她们的前辈们本世纪初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件就是第38窟的“唢呐”。照片显示,当时这件乐器是没有喇叭口的。至此,关于克孜尔唢呐的真伪问题已无需再争辩。那两个喇叭口,应为后来临摹壁画者所加。 关于嘉祥武氏祠的刻石,笔者曾亲往作过调查。这块刻石出土于嘉祥县五老洼,编号为五老洼第16石。该石是一块浅浮雕,器物的图像是凸起的,其他部分凹下,表示空白。在被认为是唢呐的位置上,依稀可见两条极细的刻线勾画出一支管,下端略粗。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管并不是凸起的画面,而是在凹陷处用两条线刻成,而其他乐器的图像都是凸起的。管口下方(和管口不连在一起),有一团模模糊糊的黑影(黑色为拓片所致)被认为是喇叭口。演奏者的双手并没有刻画出来,因而看不出其演奏姿势。贾衍法先生说旁边还有一块刻石,上面也有唢呐,笔者观察的结果,与前一块情况基本相同。 总之,仅凭观察,很难认为那两件乐器就是唢呐。不排除石刻艺人在创作时采用写意手法的可能性,但写意程度应与那几件比较清楚的乐器相一致才是。山东音协副主席温增源先生也谈到他注意此事已久,并多次仔细观察,认为那件乐器并非唢呐。 笔者以为,这种乐队既然被刻在石上,想必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一种乐队组合方式。特别是这件不明乐器又居乐队正中,是主奏乐器,文献中应该有所记载。即使当时还没有唢呐这个名字,也应有个其他名字出现。朱锡禄先生在武氏祠研究石刻多年,他的专著《嘉祥汉画像石》⑨第74页著录了这两块刻石的拓片,但文字解释中说这件乐器是埙。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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