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周信芳、姜椿芳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37 老年文化 佚名 参加讨论
| 梅兰芳、周信芳、姜椿芳他们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个芳字，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前两位是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后者虽说不会唱不能演，但也是位出色的戏剧战士，他作为翻译家、翻译介绍了苏俄大量的文学、电影、戏剧作品，他几乎认识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所有文学、电影、戏剧工作者，并有着相当广泛的深入的联系，最突出的是他同梅兰芳、周信芳的关系。 解放前，父亲姜椿芳在上海经历了“孤岛”、“日伪”、“国民党统治”三个时期，他是上海地下党、包括文学、戏剧、新文字三个支部在内的文化总支部的书记，后又任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是上海革命文化运动的秘密领导者之一。 当时梅兰芳、周信芳都在上海。梅兰芳怕被敌伪缠扰，以年老退居为名、留起了胡子，蓄须明志、息影家园、他的这个姿态广受群众尊重、称颂他是爱国艺人。 周信芳则不同，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不断，最突出的是演一些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在“孤岛”时期演出《明末遗恨》，他还准备演出两本新编的戏《史可法》和《文天祥》，因受到当局种种阻难，一时不能上演，他不畏敌伪的明禁暗害，毅然把这本戏的名称挂在舞台两侧、并写明“近期上演”的字样，这赫然是两条标语，观众一进剧场，便肃然起敬，把它们看作是向敌伪示威的爱国口号，表现了周信芳的高傲正直的骨气。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文委，计划要和群众中有广泛良好影响的这两位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文委所关心的不只是这两位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整个京剧界，必须把抗战、建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 父亲约在1939年到1940年初开始了这项工作，但他确实是外行，不会哼一句京剧，更没有玩过票，为了打开京剧界的新局面，必须另辟蹊径。当时苏侨的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第一个给国歌配器的外国人，曾任冼星海的老师）和父亲很好：父亲帮助他搞舞剧和音乐活动，他和梅兰芳有很好的关系。父亲不认识梅兰芳，人微言轻，怕不好高攀，阿甫夏洛穆夫说：“我带你去拜访他”。党交给父亲打进京剧界的任务在身，他决定勇敢地去见这位京剧泰斗。 在梅家的会厅里，他们围坐在玻璃板下压有几只花蝴蝶的茶几周围，开始谈话，起初是互相寒喧，之后父亲开始讲述提倡民族音乐的必要，京剧在表演和服装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只是音乐简单、重复多变化少，如果用民族民间丰富多彩的旋律、融合到京剧音乐中，可以使京剧更加完美。父亲还称赞梅兰芳不满足于演唱多种旦角行当，首先把革新工作放在唱腔上，把当时还嫌粗行的旦角腔调，改得柔和婉转、优美动人，把唱腔根据剧情和人物性格以及当时当地的情绪唱得有感情、有内心思想。父亲还向梅先生建议，用国际通用的管弦乐队和民族乐器结合为京剧伴奏，希望梅先生组织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演员作些试验，等等，梅先生很是赞同，他说他非常欣赏姜先生的才智，从此他们便成了很好的朋友。文委搞一些演出活动，梅先生也时常关注，请他看排练、看演出、给说明书上题字，他都照办，后一段时间，举行茶会和演出又一再面，有时也谈到京剧改革问题。 父亲对我们讲过，“梅兰芳是最早把中国戏剧介绍给世界剧坛的中国戏剧家，他所以能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正是他懂得中国戏剧艺术以及整个中国艺术的特点。 梅兰芳一生中，身体力行地做了各种尝试，使京剧大大地向前推进。 在1940年父亲接近了周信芳。我们的老家是江苏常州，一位同乡的长辈是我的爷爷、奶奶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儿子是父亲的小学同学，叫尤金桂，从小爱演戏，长大了自己组织草台班了演出，又改名叫尤金圭，他还改编了不少连台本戏，如《封神榜》等。《封神榜》是周信芳主演的，尤金圭被邀请到周信芳的身边编剧。父亲为了能接近周信芳，先是去看周的演出，如《明末遗恨》，《斩经堂》等戏，并开始常常请教尤金圭，熟悉京剧的特点，想学习写戏，这样做无非是为打京剧界找个途径，尤金圭把父亲介绍给了周信芳，这样他就有机会拜望周信芳，谈谈京剧的改革问题，特别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要有所革新。周先生知道他是做翻译和编辑工作的，后来他又看过父亲主编的《时代》杂志，知道他是“左派人士”。有时他们的谈话涉及一些时事形势问题，渐渐地他们成为了心照不宣的朋友，周猜想到这是党在关心他的戏剧工作。他们都不宣扬他们的来往。 1941年夏初，父亲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剧本，准备写好后送给周信芳，父亲搜集了不少有关史可法的资料，正当他要着手学着编写《史可法》时，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党在上海所能发行的报刊全部被停封了，急需另辟宣传阵地，上海地下党组织又把这一艰巨的任务，派给父亲，他这个懂俄文的人。他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以苏商的名义，办起了“时代杂志”、“时代日报”、“苏联文艺”。他是社长和总编辑，因工作太忙，和周信芳只能维持不疏不密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经常做实验演出，改革京剧，搞“艺友座谈会”，每周一次到他家座谈，田汉、吕君樵、沈知白和我的父亲都去参加，创办了一个戏剧刊物，周信芳出资，田汉主编、父亲负责印刷发行，田汉建议刊名用《人民戏剧》。 八年抗战，千辛万苦，熬到开亮。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解放军自卫反击，胜利展开了解放战争，京剧界的进步艺人看到人民胜利的光芒，准备迎接全国解放的新时代。 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已忧汪洋大海之势，父亲主编的《时代日报》宣传鼓动更在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党当局眼看着《时代日报》不仅报道上海各界游行示威，声援市民“要和平”、“反内战”，还在军事上巧妙而无情地揭露“国军”的失败，“共军”的胜利，实在忍无可忍，1948年6月3日，由松沪整备司令部下令《时代日报》停刊，要对父亲下毒手，用汽车将他撞死，敌人内部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火速将这情况送出，党组织让他立即离开上海，到香港去。父亲和周信芳告别时，周说：“本来想要将你藏在另一座房子（上海长东路788号）的壁角小房间，既然你有更安全的地方去，还是赶快走吧。 奉党中央毛主席命令，1949年5月26日父亲从香港，经天津北京回到了上海，这时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腰间皮带上带着手枪，他是军管会文管会负责接管国民党中央社的官员。27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早晨，他就打电话给周信芳。周信芳说：“他昨天就已通知住在另外地区的朋友，报告他们，他住的地方已经解放”。周说：“你随解放军进城，我们全家欢迎解放军和你”。 上海解放后第二天，父亲就到周信芳家去，把他在北京接受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委托，请梅、周二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事，向周信芳说明，他立刻欣然接受，决心去北京参加会议。父亲又说：“我还要到梅兰芳家去转述这一邀请”。周说：“这就不用你去了，我去和兰芳说”。周信芳当天就去找了梅兰芳，梅也立即表示愿意和周同去北京。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梅、周和其他几位上海的代表一起去北京，父亲也是代表之一，临行，梅、周希望我的父亲和他们一起去，父亲了解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文艺工作领导者召开的这种会议，希望父亲去协助，在欢送会上他们二位对夏衍同志说：“一定要请姜椿芳先生陪着一起去”。父亲说：“解放后上海有很多的工作，不时出席会议，一定去不了”。夏衍说：“两个一定，就没有办法了，你们俩位去，我们一定会有人照顾和协助的”。父亲那时担任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主任工作，对上海文艺界、各剧种都有不少工作要做，不能离开。 接着父亲的工作又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担任时代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外，还要负责接待苏联和东欧各国来华的各种代表团。华东局和陈毅市长又委派他筹办中国第一所上海俄文学校（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材，他不得不离开戏剧工作。这时他已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党员，做京剧、越剧、沪剧、淮剧、评弹、滑稽戏的工作。 解放后最初的几年，特别是周信芳还是经常联系，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周信芳家里的一些事情，他也帮助解决，因此和他全家的关系更加密切。 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工作，周信芳每到北京他们必然见面，谈戏剧、谈政治及他的家事，梅兰芳到北京，他们也时常见面，也是谈戏剧、谈政治、谈这谈那。1952年冬父亲陪宋庆龄、郭沫若参加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也去了，还演出了《贵妃醉酒》，一路上接触很多。 梅兰芳1959年3月入党，这在京剧界和其他地方剧种的演员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京剧院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做了不少工作，但周信芳没有立即表示态度，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来北京，和我的父亲商量，希望他和周信芳谈谈。在1959年夏天，周来到北京，到了我们家，父亲恳切地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白地说了自己的顾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不愿使党受到不好的影响，父亲向他作了多方面的解析，周信芳回到上海就向京剧院党组织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愿望。由我父亲和刘厚生做为周信芳入党的介绍人，经党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革中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坐了近七年的秦城监狱，在非人的条件下，构想出编辑中国第一部大百科全书的宏伟计划。打倒“四人帮”后，党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由国务院总理亲发聘书，任命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后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之父。由于他长期对戏剧的关心热爱和熟悉，《戏曲曲艺》卷、《戏剧》卷，似乎得到他更多的偏爱，这两卷，我们这些子女家家都有。 后来父亲又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文化组织长、第一届、第二届中国翻译工作者理事会主席、梅兰芳艺研究会、周信芳艺术研究会的会长、中国昆剧研究会副会长。 以上是父亲姜椿芳给我们讲过的梅兰芳、周信芳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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