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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身后的"梅党"领袖:"戏口袋"齐如山


    
     梅兰芳在上海
    
    梅兰芳与齐如山(右)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他身后的“梅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促进因素。在清末民初就已崭露头角的梅兰芳综合了青衣、花旦、刀马旦的表演方式,在京剧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等诸方面均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创新,形成独具一格的梅派,征服了舞台下千千万万观众的心。许多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从观众变为朋友,形成了一个拥护、支持梅兰芳的无形组织,每逢演出梅兰芳必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排座位,时人称之为“梅党”。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电影《梅兰芳》中冯子光的原型冯耿光和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他们也被称为梅兰芳的“钱口袋”和“戏口袋”。
    “钱口袋”冯耿光
    在梅兰芳的挚友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般的场合多不出面,但每逢梅兰芳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江山,梅的访日、访美、访苏及上世纪30年代初举家南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有冯耿光活跃的身影。冯耿光可谓是梅兰芳演艺事业中最重要的策划人,更代表了其强大的幕后财团。
    冯耿光同梅家的关系极深,光绪末年他就同梅的伯父梅雨田私交甚笃。由于这层关系,冯耿光便成了梅兰芳最早结识的朋友,他对梅兰芳的支持义无反顾,故梅终身称其“六哥”。新中国成立后,冯耿光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曾招呼梅兰芳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据说梅闻言极为酸楚:“六哥和我生分了。”
    冯耿光一生活跃于政经两界,挥金如土,人称“六爷”。中国旧时的名角儿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梅兰芳在演艺方面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当初策划排演《太真外传》时,冯耿光以1000块大洋的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梅数次出访国外及避难我国香港也都赖他巨资相助。1930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大使率团赴美演出,演出款项所需大约10万元,5万元由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李石曾设法筹措,其余的5万元由冯耿光、吴震修在上海代为筹集。但就在梅剧团即将赴美前夕,突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电云:“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电云:“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梅兰芳因此左右为难,但深知梅兰芳心意的冯耿光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他在银行界的全部关系,张罗了十几万元,使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无后顾之忧。梅兰芳为了筹备赴美演出几乎把私人积蓄倾囊而出,最后连养家糊口的“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也是由冯耿光接济的,冯甚至为此卖掉了老家的田地。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说冯的银行“就像为梅开的库房”,梅兰芳后来也充满感情地回忆这段往事:“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唯有六爷,爱我又知我。”
    冯耿光是“梅党”成员中陪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一位。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席间劝梅兰芳著书立说,以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就是在此建议下搞起来的。1959年梅兰芳排练了他的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年近八十高龄的冯耿光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以梅兰芳私人朋友的身份参与决策。当该剧在北京吉祥戏院彩排时,冯耿光每场必到,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时,梅兰芳总是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可见梅对冯的尊重一如往日。1961年7月底,梅兰芳因病住院,冯耿光几乎每天都往北京挂长途电话问候。“文革”期间,冯耿光受迫害病逝,梅家承担了其夫人的生计直至去世,其后事也由梅家料理。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做了感性的回顾和总结:“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14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在我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
    “戏口袋”齐如山
    齐如山是梅兰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正如齐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言:“几十年来,知道梅的人,往往就提到我。”早在80年前,剧作家罗瘿公就曾以一首《俳歌调齐如山》感叹“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据说起因是罗瘿公偶至梅宅,见齐如山正比划着教梅兰芳做身段,后来发表此诗的北平《晨报》为之加上按语:“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借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自幼博习古代经史,19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同文馆停办后,他遍访西欧各国,对欧洲歌剧、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专心从事戏剧研究。1912年,梅兰芳已在京剧界有了很强的号召力,齐如山一次看了梅兰芳演《汾河湾》后,给梅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信,原想也不过随意写来,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几天后梅兰芳又演此戏,竟完全照他信中所写改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使得齐如山很兴奋,梅兰芳当时已是红角儿,能够如此虚心采纳一个观众的意见,确实难能可贵,从此他开始了与梅20年的合作。
    起初齐如山是每看一戏必写一信,“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两年多竟写了100多封。但两人私下里却从没有长谈过,毕竟官宦世家子弟与戏子交往,在社会舆论上容易引起非议。直到1914年春他才到梅家拜访,感觉“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我看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有什么分别”。这样两人才常来往,齐如山从此成为梅家的常客,并为梅兰芳策划编演新戏。据齐如山回忆录记载,他为梅兰芳策编的新戏先后有《牢狱鸳鸯》、《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晴雯撕扇》、《天女散花》、《洛神》、《廉锦枫》、《俊袭人》、《一缕麻》等数十部,其中很多戏不仅成为梅兰芳的保留剧目,有些还成为京剧的流行剧目。齐如山由此成为“梅党”的重要成员和一代京剧理论宗师,其一生的事业也与梅兰芳和京剧无法分离。
    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和冯耿光在梅兰芳的去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齐如山从梅兰芳艺术上尚需进一步发展考虑,认为还是留在北平为宜;冯耿光则从经济、政治计,极力鼓动梅兰芳南迁。梅兰芳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平。齐如山是一个在品格上很清高、在艺术上很骄傲的人,他把西方人对艺术家的那种尊重带到了中国,中国上流社会与男旦的关系就是从他开始改变的——变得更加文明了。他认为艺术应该凌驾于任何东西——感情、社会关系甚至国难之上,但梅兰芳做不到,梅兰芳不能不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齐如山希望梅兰芳成为一个神,但梅兰芳想做一个人,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手。齐如山写信对梅说:“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您写信,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此后两人再没公开见面,后来齐如山去了台湾,梅兰芳留在祖国大陆,从此天各一方。离开了齐如山的梅兰芳,虽然后来又创排了《抗金兵》、《生死恨》等新剧目,但随即而来的八年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繁冗事务却使他的晚期创作只有一出《穆桂英挂帅》,从某种意义上讲,齐如山此语的确一言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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