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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民歌形式(一):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由于南北朝长期处于对峙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南朝民歌清丽缠绵,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豪放,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风习。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叙事长诗《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民歌与吴、楚风情
    南朝民歌大部分保存在(宋)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和西曲两类。吴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乐府诗集》卷四十四引《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十七引《古今乐录》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江陵县附近)、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可见这些民歌本来是徒歌,由乐府机构采集以后才入乐的;吴歌与西曲虽同属南朝民歌,但由于产生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在音乐的声节和歌唱方式上也有所差异。从时间上来说,吴歌产生于东晋及刘宋的居多,西曲于宋、齐、梁、陈的居多。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一类,共18首,是民间祀神的乐章。清商曲辞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保存有少量南朝民歌。
    现存南朝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绝大多数是情歌。《乐府诗集》卷六十一引《宋书·乐志》说:“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构,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现存南朝民歌就是由这些乐府机构采集而保存下来的。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尚有“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的目的,而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则完全是为了满足其纵情声色的需要。《南齐书·萧惠基传》载:“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 汉魏之世的雅乐,至西晋之乱已渐散亡。及宋武帝平关中,曾将散落在北方的雅乐带回江南。但这些雅乐的曲、辞皆已陈旧而无生气,不能满足统治者的享乐需要。而此时在南方民间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声歌曲,于是统治者便以自己的好尚进行采集、润色与拟作。尤其是民间那些发于男女恋情的歌唱,更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当然也就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宋后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馀人”(《南齐书·崔祖思传》);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南史·王俭传》);齐武帝“后宫万馀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南史 ·豫章文献王嶷传》),又亲“制《估客乐》,使太乐令刘瑶管弦被之”(《通曲·乐典》);齐东昏酷爱俗乐,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嗜欲,“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供太乐主衣杂费”(《南齐书·东昏纪》); “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徐)勉,因此颇好声酒”(《南史·徐勉传》);此外,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更有大量的充满艳情色彩的拟作。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其风流被于社会世俗,故艳俗之情愈炽,而此类民歌亦愈发达。
    南朝民歌中多清丽缠绵的情歌,与江南幽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朝民歌产生于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本自多情的青年男女,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免油然生发出怀春之情,正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样:
    初阳正二月,草木郁青青。蹑屐步前园,时物感人情。(《读曲歌》)
    朱光照绿苑,丹华粲罗星。那能闺中绣,独无怀春情?(《子夜四时歌·春歌》)
    长江流域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而最为富庶的地区又首推荆扬二州。李延寿在《南史·循吏传》的序论中描写宋、齐盛世之时说:“方内晏安,氓庶蕃息, ……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永明继运,……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产物。它们多半出自商贾、妓女、船户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层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现存的吴声歌中,以《子夜歌》(凡42首)、《子夜四时歌》(凡75首)、《华山畿》(凡25首)和《读曲歌》(凡89首)最为重要。吴声歌曲多为女性的吟唱,其内容或表现对于爱情的渴望,如:
    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或表现既得爱情的欢乐,如: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读曲歌》)
    或表现相思的痛苦,如: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子夜四时歌·冬歌》)
    或表现坚贞不渝的爱情,如: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
    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
    或表现对于负心男子的怨恨,如:
    常虑有贰意,欢今果不齐。枯鱼就浊水,长与清流乖。(《子夜歌》)
    或表现婚姻不自由的苦闷,如:
    非欢独慊慊,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许两无由。(《读曲歌》)
    这些作品,以清新浅近的语言,表现真挚细腻的感情,风格艳丽柔弱、哀怨缠绵,真实地再现了江南女子在爱情问题上的复杂心态,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西曲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以江陵为中心。由于地区的差别和歌者的身份不同,它多写水边船上旅客商妇的离别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吴歌稍广,而且更多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其突出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因此在情调上与吴歌的闺阁气息有所不同,风格也较为开朗明快。如:
    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石城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一幕幕离别场景,一曲曲送别哀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呵滩》中两首男女对唱的情歌,尤为感人:
    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女子的歌唱,传达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愿望;男子的对答,则表现出身不由己的遗憾和悲哀。《拔蒲》二首清新而含蓄:
    青蒲衔紫茸,长叶复从风。与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清新幽美的环境,清脆婉转的歌喉,洋溢着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末二句与《诗经·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南朝民歌的形式特点,是体制小巧,大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不知歌谣妙,声势出口心”。清妙的歌谣随口唱来,不雕饰,不做作,便将内心深处细腻缠绵的情感真切地表现出来。大量运用双关语,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吴歌的显著特点。双关语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以“藕”双关“偶”,以“莲”双关“怜”,以 “丝”双关“思”,以“碑”双关“悲”,以“篱”双关“离”等;另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以布匹之“匹”双关匹偶之“匹”,以药名或曲名之“散”双关取散之“散”,以关门之“关”双关关念之“关”,以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 “苦”等。这些巧妙的双关语的运用,不仅使得语言更加活泼,而且在表情达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除吴歌和西曲之外,在《杂曲歌辞》中还有一篇抒情长诗《西洲曲》: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润色,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间穿插着不同季节的景物变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动、服饰及仪容的点染描绘,一层深过一层地展示人物内心的情思,将那种无尽的相思表现得极为细腻缠绵而又委婉含蓄。全诗基本上是四句一换韵,又运用了连珠格的修辞法,从而形成了回环婉转的旋律,这种特殊的声韵之美,造成一种似断似续的效果,这同诗中续续相生的情景结合在一起,声情摇曳,馀味无穷。所以沈德潜说此诗:“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卷十二)这首诗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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