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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说书的前世今生


    
    韩起祥的陕北说书剧照
    
    韩起祥在延安宝塔山下为群众表演陕北说书
    作为陕西省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陕北说书,曾一度被人们淡忘。随着第三届陕北说书大赛的正式启动,这一民间艺术再次受到人们关注。为了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陕北说书这种传统的民间曲艺瑰宝,领略这一独特文化的魅力。记者日前走访了几位陕北说书艺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了陕北说书及艺人的前世今生。
    说书艺人大多来自横山
    关于陕北说书的起源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陕北说书与周代的“瞽官”有关,那个时候执政者为了考察民情,派一些老人深入农村采集民歌,同时说点故事维持生计。这些老人讲故事的方式就与陕北说书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唐代的“变文”,也就是寺院和尚向普通老百姓做宣传的变体文字,形式与陕北说书很相似,开头还有“押座文”,与陕北说书的“书帽”的作用一样,都是用来让听众们安静下来。还有学者表示,宋元时的“话本”,即现代小说的原型,与陕北说书的词很像,特别是陕北说书中的古书。清代的《榆林府志・艺文志》里记载说“康熙九年,刘帝说传奇,颇靡靡可听……赛过江南柳敬亭。”说明说书这种形式在康熙年间盛行过,但不能表明陕北说书就是起源于康熙年间。
    陕北说书的历史目前并没有定论。通过探访,记者了解到近代陕北说书的一些点滴。横山县文化广电局副局长、文化馆馆长孟涛介绍说,现在流传的陕北说书是在韩起祥手上形成的,可以说韩起祥就是现代陕北说书的开山祖师。他从13岁开始学习说书,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改进,创造出了陕北说书。回到横山办学习班,把本事传给当地的村民。后来因为逃荒,很多当地人到了宁夏、内蒙、甘肃、延安等地。尤其是延安革命时期,横山人逃荒到延安的人最多,并把陕北说书也带了过去,虽然在说唱形式上各个地方又有一些改革和创新,但基本还是以“横山老调”为基础的。孟涛说:“可以说目前的陕北说书艺人80%是横山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横山人张俊功随父逃荒到延安,在延安进行陕北说书的创新,把由一人表演的陕北说书改为由多人表演,增加了陕北说书的趣味性与表现力。据此,孟涛认为现代的陕北说书发源于横山县。
    成为延安新文艺不可或缺力量
    陕北说书之所以出名,得益于大师韩起祥与张俊功。7月8日,记者辗转神木县大柳塔镇,找到了韩起祥的大弟子孙旺生及其弟子孙锦福。
    在与孙旺生师徒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韩起祥出生于1914年的横山县韩家园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子女众多,13岁时韩起祥被母亲送去学习陕北说书,师从米脂县杜家畔村盲艺人杜维新。由于其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学艺三个月后便正式出师,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由于当时的陕北连年灾荒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导致他只能流浪街头,卖艺为生。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高奋琪、杜刚等革命党人,使他明白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和争取解放的道理。于是他同义兄苏相成、恩师常树仁等革命同志一同去县城闹官请愿,智斗恶霸地主,遭到镇压,后来遇到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刘志丹和苏相成指引韩起祥以说书卖艺为名,暗地里宣传红军。在蟠龙战役和宜川瓦子街战役中,韩起祥担当起情报员,把情报装入随身携带的三弦壳里,遇到敌人后,受到怀疑和搜查,眼看要暴露时,韩起祥抱着三弦滚下山崖,带伤坚持着把情报送了出去,从而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26岁的他突破国民党的层层防线,由国统区投奔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毛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深受感触,在边区带领同行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改造旧艺人和说新书活动,陕北说书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新文艺运动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同时,他自己也开始创作一些新书,有《大翻身记》、《红鞋女妖精》、《中国红》、《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刘巧团圆》、《王丕勤走南路》、《时事传》等作品。
    毛主席亲自给老艺人送三弦
    韩起祥编唱新书的消息不但在边区各地广为流传,而且很快传到中央领导的耳边。1945年到1946年前后,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专门请韩起祥去说书。周总理听完后,很有感触地对周围的同志说:“一个人,一把三弦,走遍了延安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炕头上,这是一种多好的文娱宣传形式啊!”毛主席发现他说书的三弦破旧不堪,承诺等到全国解放后送他一把新三弦,让他继续为文艺事业做贡献。
    1950年,韩起祥出任西北曲艺改进会主任。1953年,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十分荣幸地得到了毛主席赠送他的“牡丹牌”新三弦。会后不久,周总理亲自安排韩起祥学会了盲文,对他后来的创作、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956年,韩起祥出任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席,后来又出任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韩起祥被当成“文艺黑线人物”多次遭受游街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曲协得以恢复,他继续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这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他将自己的工作关系由北京转回到了延安,并在新成立的延安地区曲艺馆担任党支部书记兼馆长。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陕西省文联顾问、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他不顾年迈体弱,常以“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自勉,继续编创新书,抢救民间曲艺遗产,培养说书新人。又创作了《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给毛主席去说书》、《喜相逢》等新书。
    1989年8月6日,这位“铁鞋踏遍黄土地,金嗓唱彻碧云天”的人民曲艺家恋恋不舍地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通过实践总结出的一整套“喜怒哀乐、慢平紧快,男女老少”的陕北说书技巧理论,成为陕北说书最可宝贵的财富。孙锦福告诉我们,韩起祥引领了陕北说书的黄金时期,创作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广为人们所喜爱。(西安日报 记者 杨永存 实习生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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