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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发展,离不开讽刺与剧场

相声发展,离不开讽刺与剧场 
    作者:金芳 
    近年来,随着现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人们可选择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相声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渐渐被边缘化。一方面那些原本喜爱相声的观众,觉得电视相声内容空洞乏味,缺少现场感,而不再去关注它。另一方面,年轻观众对相声不屑一顾,在他们眼中,相声还不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过瘾。与那些不痛不痒的电视相声相比,周立波等人的反映“草根”阶层生活境遇的作品更关注民生、时事,更具现实性、时效性,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这让我们想起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杨振华、金炳昶表演的相声《假大空》 ,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 ,王志涛、陈连仲表演的相声《特殊生活》等作品,通过演出、广播、电视,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风靡全国,成为电台重播率最高的作品。 
    这些作品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刺功能,以犀利的语言,将矛头直指“文革”期间“左”的形式主义做法,形象生动地讽刺了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迫害无辜的不良行会风气。
    当时正值全国思想解放初期,许多内容都是不能触及的禁区,这些作品对于思想禁锢多年的百姓而言,无疑似一记重锤,敲醒了人们的心扉,让大家压抑多年的情感有了一个宣泄的出口,在老百姓的眼中,这些相声演员,俨然就是他们的代言人,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这一时期,也是相声发展的鼎盛期。
    相声起源于北京,流行于全国各地,是一种历史悠久、流传广泛,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表演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传统相声共有600多段,现今经常演出的有100多段,其中60多段是讽刺题材的作品,多以讽刺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和通过诙谐的语言叙述,反映各种生活现象为主。即使是歌颂题材的作品,也是采用歌颂和讽刺并用的手法。
    讽刺是相声的精髓。 《现代汉语辞典》中,对“讽刺”一词的解释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人或事进行揭露、批评或嘲笑。相声中的讽刺主要是借助夸张的手法,以夸张的语言将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件加以放大或变形,从而深刻地揭露矛盾,矛盾揭露得越深刻,产生的喜剧效果就越大,讽刺力量就越强。
    讽刺是一种高级艺术,必须具备机智、含蓄、巧妙的艺术技巧,需要把握分寸,在“无足轻重”的伤害中鞭挞假恶丑,让人们笑着与人性的弱点告别。讽刺要巧妙,巧妙就是要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讽刺还要真实,真实就是要在情理之中。
    实践证明,历史上能够流传下来的优秀作品如《关公战秦琼》 《买猴儿》 《夜行记》 《虎口遐想》等都是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刺功能,在嬉笑怒骂中,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切中时弊地鞭挞假丑恶,肯定真善美。
    随着电视的普及,电视相声应运而生,由于电视传播速度快,观众广泛,对播出内容的要求也就更严格。或许是为了安定团结,或许是为了社会和谐,原本在小剧场演出的讽刺题材相声,大多都不合乎电视播出的要求,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碰,禁区越来越多,原本相声作者就少,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按导演组的要求创作,按晚会的主题写相声,久而久之,关注社会现实、讽刺社会不良风气的相声越来越少,听了让人酣畅淋漓、心灵震撼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歌颂题材的相声,即使有点讽刺,也只是隔靴搔痒,让人听了很乏味,不能产生共鸣。尽管电视相声为相声的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但由于晚会相声多为歌颂题材的作品,缺少犀利的讽刺,最终导致好作品和好演员只能远离荧屏。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相声丧失了讽刺功能,就像没有放盐的菜肴,即使加入再多的调料,也还是觉得没有滋味。何况相声原本是剧场艺术,它是一种直接与观众交流的艺术形式。在电视机前看相声,荧屏犹如一堵墙,将演员与喜爱相声的观众阻隔开,演员的表演就会很被动,这种状态下的表演,难免会让荧屏前的观众感到很生硬。在电视晚会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人在观众席前领掌,现场观众虽然笑了,荧屏前的我们却觉得莫名其妙。
    剧场是相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据史料记载,早年相声的演出场所主要以茶馆、茶社为主。仅以沈阳地区为例,当时的茶馆、茶社就有百家以上,主要演出评词、大鼓和相声。1949年,沈阳成立“相声大会” ,这也是沈阳地区最早的相声专业团体,类似现在的北京相声俱乐部和德云社,有固定的演员和演出场所,虽然演出的段子多为传统相声,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不时也会加进一些与现实生活相贴近、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内容,以此吸引观众,产生共鸣。
    因“相声大会”是几代艺人同台献艺,各显其能,相互取长补短,成立之初,便受到业界的欢迎。
    由此可见,小剧场相声对于完善作品和锻炼演员是不可缺少的生存环境。历史上绝大多数优秀的相声作品,都是在剧场的演出实践中不断进行修改,在与观众的交流碰撞中进行磨合完善,千锤百炼,才流传后世的。
    相声要想改变现状,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让这门有着百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回归剧场,回归讽刺的本体。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相继在北京、天津成立了相声社团,在经历了创办之初的艰难之后,现在已做得风生水起,有些相声剧场门前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笔者曾到京津两地的小剧场观看相声专场,持续2个多小时的演出,掌声笑声不断,单纯搞笑的作品虽然演出效果也很好,但观众反响最强烈的还是那些讽刺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反映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诸如民生、食品安全、教育公平、腐败等题材的作品。
    讽刺题材的相声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代表了民意和民心,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尤其是对种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露与抨击,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中,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对社会发展的美好憧憬,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倡导崇高与和谐。
    就全国而言,尽管北京、天津的相声发展态势良好,但其表演的作品大多是传统相声,或是纯娱乐性的作品,真正以讽刺题材为主的作品很少,能留传后世的作品更少。何况相声的发展,并非相声界本身的事情,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仅以辽宁为例,以杨振华为代表的辽宁相声向来以讽刺见长,他们创作的许多作品在全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辽宁相声也以语言犀利、包袱密集、辛辣豪放而被业界称道。面对津京两地相声剧场的火爆,辽宁相声的现状却不容乐观。杨振华、金炳昶、常佩业、贾承博、王平等这些曾经活跃在舞台和荧屏的相声名家,有的因年龄原因离开了舞台,有的转行当了主持人和影视演员。更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辽宁没有一家专业的相声剧场,相声演员和作者更是后继乏人,没有了阵地,新人断档,辽宁相声岌岌可危。
    当然,相声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不同于法规或行政命令,如果想通过一段相声去解决某个社会问题,那是不切实际的,但相声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起到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讽刺,并不是怨天尤人、发牢骚、骂大街、宣泄不满情绪。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鼓舞人们积极向上的讽刺,是不可取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