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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宝林:大师之路及其启示(1)


    【核心提示】 如果说,低微的出身、辛酸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是侯宝林得以出人头地的生存原动力,艺术的天赋、向上的追求和新中国成立后空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则是侯宝林走向成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由他编演的那些个性鲜明、堪称经典的优秀相声节目及其体现出来的杰出品格,无疑是他大师身份和品性的最好证明。
    【编者按】
    侯宝林(1917-1993)
    1917年,出生在贫寒之家,4岁时被舅舅从外地送到北京地安门外侯家。
    11岁,开始学艺,先是学京剧,后来由于对相声的酷爱,改学相声。
    1940年,成名于天津,在剧场和电台正式献艺。
    1950年,组织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立志相声改革,一面对一些传统相声进行修改、加工,一面又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
    1959年,加入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此后几十年间,他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大量相声段子,同时在海内外舞台上大显身手。此外,曾任中国曲协副主席,北京大学、辽宁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晚年,主要从事曲艺理论研究。
    1993年2月4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在相声界乃至整个曲艺界和文艺界,侯宝林的大师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其艺术地位的确立,既有他个人的艺术天赋和对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又有社会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熔铸与造就。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前身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6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以侯宝林成就大师地位的艺术个案为支点,从一个侧面思考并总结曲艺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及与新中国成立之间的种种联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
    一个艺术大师的出现,肯定会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磨难,蕴涵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际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普通相声艺人,侯宝林走向成功的基本动因,首先源自他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和生之尊严的向往。
    如所周知,侯宝林生于1917年,出身寒微,是个孤儿,一直不知道生身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老家到底在哪里。他在4岁刚刚记事的时候,就被舅舅领到北京的侯家做养子。他只记得坐了不久的火车到了北京,为此猜想:自己可能是天津人。小时候最让他难以忘怀的,就是饥饿。尽管他的养父曾在王府里当过厨子,但社会的变迁和王府的败落,使得养父很快失业了。8岁时,侯宝林一度得读免费的“义学”,但仅仅3个月后被迫辍学,“以拣煤核儿、卖报纸、拉水车、打粥要饭等方式,帮助家里维持生计”。为了谋生,他11岁开始学艺。初学京剧,16岁改学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的鼓楼和天桥一带撂地演出。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在一家纸店做过临时工,后在北京天桥新民茶社演出。1940年赴天津,与郭启儒搭挡合演对口相声,并在那里成名。其间,经常进入剧场和电台演出,往来于京津和沈阳等地行艺。亦因相声演出市场低迷,组织过北艺话剧团,演过文明戏即早期话剧。
    辛酸的身世和艰难的生活,不仅没使侯宝林消极沉沦,反而激发了他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养成了与贫穷和命运抗争的不屈性格。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天津的演艺历程,可以看作是侯宝林为彻底摆脱生活辛酸和艰难,在精神和心灵层面追求尊严生活的探索之旅。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包括相声在内的民间艺人及其艺术,都被归入难登大雅的“下九流”,许多同行也甘愿把自己定位为供人笑乐的工具。但侯宝林不像一般同行只将自己当作逗人笑乐、挣钱吃饭的“欢喜虫”,也没有许多同行自作自贱、甘于沉沦、随波逐流的不良习性,更没有艺术上的因循守旧与固步自封。而是在与当时京津两地都自觉抛弃脏口的相声艺人张寿臣、马三立及常宝坤、戴少甫等的共同奋斗和交流竞争中,结合自身的天赋与优长,注入所演相声节目以新的气息,被与上述同行一道并称为享誉一时的“五档相声”。他在当时的同行中,是新潮的、时尚的,留分头、穿西服,派头十足,乍看似乎是一个20几岁的青年人追逐潮流的趋时生活方式,细思即不难品出一个通常被人瞧不起的行当中人追求平等生活与人格尊严的别样意味。他在这一时期的相声创演,除了张扬学唱特长外,语言干净文明,台风正派清新,从而能将原来难登大雅之堂的相声表演,推进到大剧院和比较高雅的娱乐园子,以此在当时的演艺圈里抬升了相声的行业地位:由过去的最好只能排在整台演出的“倒二”位置,一跃而为可以最后“攒底”的“大轴”节目;他本人也成为当时相声界能拿“攒底”包银的第一人。
    当然,在那个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凌辱的时期,身处沦陷区、迫为亡国奴的生存现实,使侯宝林在为生存的温饱而奔波奋斗的同时,特别注重精神上的平等和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在此期间,他曾和郭启儒于1943年编演相声节目,讽刺日伪统治下的天津能源短缺、烧煤受限,调侃澡堂子因为改烧棉花籽,所以水都不热,洗澡容易感冒,得罪了当时天津澡堂行业的恶霸,遭到一顿毒打。这种遭遇,同样是激发侯宝林追求自强和自尊,并在艺术上发奋进取、不甘人后的深层因由。
    同时,生活的逼迫和环境的复杂,使有心向善的侯宝林仍不可能在旧时代的从艺和谋生过程中完全做到独善其身。在他追求尊严的艰难挣扎过程中,还不能说是目标非常远大、立场十分坚定的相声艺人,更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后来时代的变迁,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侯宝林对生活温饱和人格尊严的追求,只能说是一种努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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