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相声生涯的四次重大转变（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31 书摘 佚名 参加讨论
天桥学艺的时候自不必说，他是被饥饿逼进艺术领域的；及至辗转于北京街头，一下关东，也还是为了肚子而学、而演；1943年，他发愿要使相声打进艺术领域也只是基于对相声艺术的认识而产生的个人抱负，而在当时，这种抱负只能以“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形式出现，无法扭转相声界的“乾坤”。解放了，艺人们从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他改革相声的更大动力，也为他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标准。十年*及其种种恶果，使他同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一样，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而忧虑、焦急。前、后半生经历的对比使他深知社会主义制度的宝贵，也加重了他的责任感。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向理论研究进军的。他如今以花甲之年钻书本、写文章，多方求教，孜孜不倦，已不同于往昔的拼命赶场；研究工作中的务求其是也不可混淆于当年的字斟句酌。振兴民族的艺术事业是他勤奋、博取、一丝不苟的力量源泉。现在有些人不大懂得名演员、好演员、艺术家的分别，以为只要在观众中有了名望就算走到了目的地。其实，出名者未必皆好，好演员又未必很快为人所知；至于要成为艺术家，那就更难了。三者的区别是多方面的，而是否有“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的信念，是否把对自己的未来的设想（任何人都有这种设想）作为对事业的憧憬的一个部分，却是主要的。而这，或许也就是这位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并且区别于某些名演员、好演员的所在吧。 一提到侯宝林，人们常常想到卓别林。是的，这两个人有许多促使人们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地方。他们不但都是创造欢笑的巨匠，而且一生的经历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幼小贫困，街头习艺，少年登台，勇于革新，勤于探索，对于各自笃好的艺术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卓别林自是卓别林，侯宝林毕竟是侯宝林，两人的区别是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翻开《卓别林自传》，我们会感到他的生活圈子太窄了，时常与之欢宴聚会的除了明星便是贵族、名士、大亨等等。可能他有时也接触普通老百姓吧，但《自传》中没有什么记载。当他在美国旅行沿途受到群众疯狂般的欢迎时，他尽情享受着自己引起轰动的乐趣，但同时却又“感到愁闷和孤寂，觉得自己和群众分隔开了”。当他衣锦还乡，住在伦敦豪华的饭店时，他只想在应酬上流社会的款待之余独自重游儿时生活的故地，因为伦敦的一切仅仅使他记起过去的生活，并没有唤起他对祖国的爱。对于昔日的生活，他说：“穷苦并没有让我学到任何东西。” 侯宝林先生则不然。六十多年来，即使是成名之后他也始终生活在群众之中。他热情地接待山南海北的来访者，尽自己的可能帮助同行克服艺术、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跑到许多学校、机关去给青年们作报告，为青年人的自学奔走呼吁。他住在有七户人家的大杂院里，恰巧又是在五十年前故居的附近。他自称是这一带的最老的住户，并为此而欣喜，因为这可以让他天天跟各式各样的工人、职员、基层干部见面，时时忆起一幕幕往事。他永远不能忘记曾经于他有“恩”的那些普通人。我们可以在《自传》里读到关于马三姐和晃师傅的故事，这里说两件我亲耳听他叙述的事吧。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到人民剧场去看戏，走在护国寺大街上，边走，他边指给我看：这儿原来是个茶馆，那儿是家冥衣铺，看那屋檐还是当年的样子……从他的神态里流露出一种难以描述的感情，就像我们每个人在阔别多年之后忽然踏进儿时就读的母校的大门那样，一切都熟悉而又陌生，亲切而又略带怅惘。忽然，他在路南的一个院门前稍停了一下，缓慢地说：“从前这家舍蝎子油①。我和母亲住在大舅家的时候，我睡的小饭桌紧挨着炉子。有一天大舅很晚才回来，碰翻了炉子上坐着的氽子②，开水全泼在我脚上了，立刻就起了一片水泡。大舅半夜就来敲人家的门。没想到真灵，上了蝎子油就不疼了，后来也没感染，好了。这事我一直记着，后来自己有了条件，也泡点蝎子油，学人家的样儿做好事。”在另外一次闲谈中他说自己年轻时营养那么差，却很少生病。但有一次差点送了命。那是在西单商场唱戏、住在天桥“复康”小店时，有一天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知，他父亲坐在旁边守着。亏得一位北大医学院的实习生，自己掏钱买了药跑来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浑身发热，出汗，做了一场噩梦。“可能是梦境搞的吧，父亲后来告诉我，我当时就在炕上跳，跳，把我按下就又睡。一觉醒来居然退了烧，于是我又爬起来去唱戏。可惜没问人家的姓名，现在这位恩人找不到了，如果还在，也该七十多岁了吧。” 我并不是要给侯宝林先生的《自传》拾遗补阙。我是觉得从这些小事里可以窥见他思想中的某些角落，虽然细微，但也许是透彻地了解他的钥匙。报恩的思想是狭隘的，若不继续升华有时还会产生谬误。但不知恩则更不高明，至于如古人所愤慨的“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则去不忘一饭之恩者益远矣。这种道德观念来于何处？他自己说是从戏词儿和老百姓的谈话里学来的。但这只是获得的渠道，还不是源头。我以为这源头该是我们民族普通人与人之间同情、友爱和互助的美德。“祖国”这个概念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具体的。人民、世代相承的优秀传统，是祖国的主体。或许这也就是“牛棚”中的生活反而促使侯宝林先生为国家的前途忧虑，一旦迎来又一个春天他就废寝忘餐地工作的思想的原始基础吧。 我拿卓别林来对比，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他那过人的技巧、严肃的工作态度、揭露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胆识将永远受到各国人民的尊重。但他毕竟是生长在以金钱为主宰的社会里的艺术家。他从英国跑到美国，境遇变了，但社会制度却没有什么不同。早年挣钱糊口的人生目的随着年龄和财富的增长而发展为以盈利为行动的准则。这与侯宝林先生思想发展的“活命———艺术———人民———民族”的四部曲不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吗？出现这种差异，各人的主观因素是重要的，但迥异的社会制度则提供了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不妨说，是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了现在的侯宝林。而且，我斗胆地说一句吧，也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懂得侯宝林。 1982年元旦，我和侯宝林先生谈到他以后的打算。他意味深长地说：“我说了50年的相声，但是说句老实话，还没摸着相声的底呢。在舞台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要到案头上去继续研究。我现在常想：相声艺人里头出了教授，这是整个相声界的光荣。可是不能只有一个教授呀，能不能再出几个？我死了以后能不能有人接着搞这一摊？” 这是何等的胸怀和眼光！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的意思是：艺术是无止境的，需要随时涌现新生力量，薪火相传，朝着“底”走去。学也是没有终极的，要了却他把相声以至整个曲艺艺术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夙愿，只靠他这一辈人是不行的。他是在做铺路的工作，希望在这条路初具规模时，已有浩荡的人群正沿着它行进，一直走下去。 古人说“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长途中步步有歧路口，随时都可以停下来。难得的是朝着险远的目标攀登，永不驻足，永不迷路。我相信，读了侯宝林先生的《自传》的人会赞成我的观点：他正是这样的人。 祝愿侯宝林先生为后来者铺下更长的路，以他的辉煌成绩续完他的《自传》，向人们展示他全部的足迹；从中获得教益的，将不单是演员，也不止是年轻的朋友们，一切严肃地面对人生、具有事业心的人们都会得到重要的启示。 作者附记 这篇文章是20年前写的。当时我自己的业务———训诂学的教学与研究也正是“要劲儿”的时候，竟还要“旁鹜”到不相干的领域来写这类的文章，在我的学术圈子里给以正面评价的大概没有。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感受和用意。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出于对宝林先生艺术生涯的敬佩，自以为理解了他生活道路的价值和他对相声艺术的贡献，己之所思理应与人共商；二是认为世上万物一理，宝林先生研究相声，我研究训诂学，其间有着许多常常道不出的共性，至少我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启发，己之所获理应与人共享。当然，我首先希望相声界的朋友们能和我一起切磋———我毕竟是个行外人。但是，文章发表在专供知识界阅读的《读书》上，估计曲艺界能看到的人不会多。 原打算继这篇之后再写几篇的，分别写写我从宝林先生60年艺术生涯中得到的其他启示：关于相声与生活、相声与修养、今之相声与古之俳优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这个意思当即得到了侯先生的默许。不料，后来本职的和社会上的工作压得我只好暂时把这支用于“非正业”的笔搁下，又不料这一撂就是二十年。这，至今想起还感到遗憾和内疚———因不能再当面请教宝林先生而遗憾，因没有兑现诺言而内疚。 现在，由宝林先生的女公子侯錱所主编的《一户侯说》即将问世，要把这篇文章收进去，放在书端。我想，也好，这不但可以作为我对宝林先生的纪念，还可以有更多的相声界乃至曲艺界的朋友看到。我的分析对不对，可以由他们来鉴定了。 翻看旧作，感慨万千，个中味道唯己知之；至于文章论点，似乎没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地方，要补充的内容倒是很多，但也只能俟之他日了。 【附记之附记】附记甫成，得侯錱函，云文中“苦海滔滔叶子昭”，经请教北京广化寺78龄僧，知此为北方焰口中词。据其记忆，应为“苦海滔滔业自招”，一语令我豁然。当年宝林先生口授，据以入文，亦曾疑惑，先生曰：“此或为人名，为老师所教，亦不甚明其意。”而“业”字如此用法，为释经所无，且勉强可通，遂未深究。不意廿年之后复得纠正，亦不意宝林先生后人如是严谨，可叹可喜，故谨志于此。 本文摘自《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 作者：侯錱 主编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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