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立：经历过新旧社会的右派相声演员 （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00 书城 佚名 参加讨论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 四、右派生涯 这之后，马三立很快声誉鹊起。 1947年，他登上了被全国的说唱艺人视为大台口的天津大观园剧场，与侯一尘搭档，大受观众追捧；翌年，他第三次来到北京，在华声电台和茶社戏园演出，以他风格独特的马家相声在曲艺迷中引起“原子弹爆炸一样”的轰动；1950年，应新声戏院之邀，马三立杀了个回马枪，重回天津卫，在同行和观众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就是在这一年，家里添置齐了桌椅板凳，过年时孩子们穿上了新衣裳，老伴甄惠敏第一次穿上了皮鞋；过年了，马三立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大门上头一回贴上了春联。 自此之后近十年间，马三立一帆风顺，心情舒畅。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这全新的一切给他带来了新的身份、新的地位。他已经“翻身”了，由“臭作艺的”变成一名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他参加赴朝慰问团文艺队并任副队长，他当上了市曲艺团副团长，他被定为市政协委员，他满腔热情地改编表演新相声，他要求团里的同志们热爱党热爱新中国，他说，“党和政府让我们有了单位，有了正式工作，享受干部待遇，每月都有工资领，还发给我们工作证。” 但是，1958年很快到了，反右派运动很快地开始了，马三立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关于他为何被打成右派，占主流的说法是他改编并表演了《买猴儿》，塑造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办事马虎、工作不认真的人物形象“马大哈”。但1979年平反时才发现，在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右派”认定材料，完全是因为指标由起初的4个增加到11个，太多了，只好把他报上去凑数。 就是这个“凑数”的右派，彻底地改变了马三立的一切。 他也抗争过，甚至跳过楼，但毫无用处。一次批判会上，他被逼急了，吼了一声：“你们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一位昔日旧友冷笑两声，啪地推开窗户：“哟嗬，你还拿死吓唬人？行啊，你要真有那么大气性，从这儿跳出去，算你小子有种！”马三立二话没说，猛地站起来跳向窗外，大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窗外了，桌边一个弹单弦的艺人赶紧一伸胳膊，夹住了马三立的一只脚，保住了马三立一命。 这个时候的马三立，四十多岁，正值盛年，按照马志明的说法，正是出活、出好活的时候。但是，从1958年秋天当上右派到1977年秋天返回市曲艺团，19年间马三立只说了3年相声，相对应的是长达11年的四次下放劳动，以及被关进“牛棚”做了5年的团煤球、打扫卫生等杂役。 1970年，响应战备疏散城市人口，马三立全家离开天津，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 在那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呆就是7年，其间，他甚至还学会了一手很不错的木匠活。 马志明在回忆北闸口生活时说：“当时一起下放六家，后来落实政策，我们是最后一家走的。房子坏了，下大雨，里外屋没有不漏的，我和弟弟打个伞坐着，爸妈在门槛上坐着。不下雨了，我到市里找曲艺团革委会，不同意回来，把我们调到已经空下来的一处空房子，又住了两年。 后来，家里养了四十只鸡，两只鹅，一条狗，院子里所有边边沿沿都种上向日葵、茄子、黄瓜、豆角，满院都是。光蓖麻一年就能收几麻袋，鸡蛋多得连洗澡盆都盛不了。我们在那儿小康啊，落实政策时，老爷子都不想回来了。” 马三立不想回来只会是一时的想法，这么多年来，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农村，不管是下放还是蹲牛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背词，几乎每天早晨都要练上一番，身上的功夫并没有荒废。作为一个技艺超群的老艺人，他心里无时不在想着舞台，想着舞台下那些爱他捧他的观众。 他平素沉默寡言，极少外露感情，但是就在成为右派之后，他竟然几次当众落泪，而每一次都是因为相声。 第一次1961年3月16日晚上，在天津东郊军粮农场，马三立已经下放到这里劳动了两年。这天晚上农场开大会，领导突然宣布马三立是摘帽右派了，可以返回原单位重操旧业。马三立当场落泪。 第二次是1961年3月24日，马三立阔别观众两年之后，在劝业场楼上天乐曲艺厅进行首场演出，台下暴风雨般的掌声持续了几分钟，久久平息不下来。面对阔别两年多而且如此欢迎、钟爱自己的观众，他以惯有的方式，向台下诸位频频作揖，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他喉间哽塞，尽量平和地说：“老没见我了吧（场内一阵应和的笑语声），我——病啦！”话音刚落，掌声再次响起，马三立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第三次是在1973年的南闸口村，当他闻知给他捧哏的老搭档赵佩茹去世时，禁不住大哭一场。知道内情的马志明说，老爷子是伤心失去了一个好伙伴，以后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人给他捧哏了。 第四次是平反以后在黄河戏院重演二十多年前招致祸端的《买猴儿》，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久不退场，马三立站在台上，“哗哗地流着眼泪”。 还是在1961年第一次下放结束后，马三立作为摘帽右派重新工作。上班第一天，领导对他约法三章：按勤杂工使用，每天早来晚走，来去事先报告，不许接电话，不许打电话，不许值夜班；上台不许逗哏；不许压场演大轴；不许在海报上写名字；不许和演员们交谈；工作出色不表扬，不奖励。马三立马上明白，自己虽然摘帽了，但还是右派，今非昔比了。对此，马三立平静地接受了。 用马志明的话说，老爷子骨子里是那种老艺人的典型。他追求的就是能上台表演我的“玩意儿，我的玩意要好，我得让观众乐得岔气，台下的观众高兴坏了，他这心里也就美了。 据《马三立别传》记载，在当时特殊环境下，动辄得咎的马三立再一次逆来顺受。曲艺团里设置超额奖，别人每月指标20场左右，有的甚至只有15场，而马三立的指标是每月必须演出60场，平均每天两场，即使不生病不请假，剧场不停电内部不暂停营业，也只能将就完成任务。更多的情形是在是别人大把领钱时，演出最多的马三立还要被扣钱，对此，老人淡然置之。 他每天干完活或者完成演出后，就在传达室旁边呆着，任何人来问任何话一概回答“没有”或“不知道”。乐队演奏员给胡琴烫松香向他借火柴，他明明手里捏着也抱歉地说“没有”。万一着了火追查责任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有人问他是否知道谁把当天报纸拿走了，他尽管看见了，也回答“不知道”，倘若两个人为报纸打起来，他不是有挑拨之嫌吗？多年以后，旧事重提时，马志明直言不讳：我爸爸第一不懂政治，第二不会钻营。我爷爷外号是“相声公司”，他傍“万人迷”，“万人迷”盖洋房了，我爷爷什么都没有。到我爸爸这儿，他把这一点发扬得更厉害。（李玉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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