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侯宝林与新中国的新相声(1)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8:10:15 中国经济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团结起来奔新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社会里相声向何处去。相声在新社会里有没有前途？新相声不容易写。不像京韵大鼓尽唱忠臣孝子、义士节妇之类的东西。当时前门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演出节目中就取消了相声。相声处于绝境。面临这种情况，相声界非常紧张，怎么办呢?难道新曲艺就没有相声了吗?我们今后怎么活下去呢?这怎么行呀？ 我当时不相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我自己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一贯道》两个段子，证明相声是可以为新中国服务的。我想只要写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相声段子，群众拥护它，它是能够站得住的。我写的这两个段子，最初是在西单游艺社演出。这两个段子一出来，我就发现它站得住。尽管它还不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看，也许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新相声吧!后来我们挪到前门外鲜鱼口迎秋茶社演出。我发现光是少数人搞新相声是不够的，人要愈多愈好。这时候孙玉奎、刘德智、罗荣寿等几个同志和我商量，怎么把北京的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大家来搞相声改革，我们需要一个组织。哪个节目能演，哪个节目不能演，要有人领导大伙儿来评定，大伙儿真正发挥“臭皮匠”和“诸葛亮”的作用，把旧节目改好，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 于是我们决定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我们向市政府文艺处申请，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由孙玉奎、罗荣寿、刘德智、侯宝林等11人为发起人。相声改进小组旨在改革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推进相声工作。通过一段工作，我们把真正的相声艺人组织起来了(临时干几天的不算)。 改进小组像个相声学校 组织起来以后怎么办?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你在天桥，我在东西两庙；你在朝阳门，我在西安门；你在台上，我在地上，这不行，我们的相声还是不能改进。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大家组织到一块儿。我们在大李纱帽胡同租了一个场子，大约能坐二百人，名叫新华游艺社。我们在那儿边改进边演出，我原来在迎秋茶社演出，每月可以挣二百元钱。这样，我就辞去了那儿的演出任务，参加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演出。我跟大伙儿一样，挣零打钱。所谓“零打钱”，就是每说完一段，跟大家要钱。每天挣来的钱每天分，或者三天一分。我们的相声节目演出时，每天有人负责监听，哪句不合适，哪段不合适，哪个情节不合适。怎么改，大家研究。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决不让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相声节目出现在舞台上。 我们这样做以后，群众立刻拥护我们，新华游艺社的观众拥挤得很，他们觉得高兴。花几个钱能听那么多的相声，过去侯宝林在剧场里一场只演一次，现在在这儿一晚上能听到两次，这多好!给钱的时候，我们是零打钱，拿着笸箩跟人家要钱，你给一分也好，给五分也好，给多少，我们都说：“谢谢您，谢谢您。”真有听一段相声给几角的。那阵剧场卖票才卖四五角钱一张。迎秋茶社的票卖五六角一张。我们组织起来以后，一人一次也能分几元钱，生活可以维持了。相声改进小组一直保持到1952年，由于演员参加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才解散。 我们是个群众组织，经济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团结了相声艺人，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到后来，我们还发展到招收学员。我们招收了七八个学生，都是艺人子弟，由我们管吃管住。我们也聘请了一些年老有病的老艺人，请他们教学生以及那些已经说了相声但是技术还不过硬的同志。老艺人照样拿份儿，但不上台，只管教就行。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是主角。我们努力演出，挣钱来维持这个组织。实际上，相声改进小组后期有点像个相声学校的样子。 相声改进小组从开头到结尾。没有跟政府要过一分钱。它改革了旧相声，净化了相声，普及了相声，发展了相声事业，它在相声史上是有贡献的。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写相声的女人——马贵荣
- 下一篇：相声与民族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