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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篇:回马关东

又是车轮撞击铁轨不住地响,车窗外的原野象一面大转盘不停地向后旋,隆冬裸露着的黑褐色土地显得凝重、苍凉,诱人深思……然而,除去三立,没有人注意沿途的景物,车厢里充满演员们出门演出照例要有的说笑声。 
    这是1954年初,广播曲艺团赴新建的汽车城——长春慰问演出的路上。
    三立默默望着窗外,近在咫尺的嬉笑声悄然隐去,十七年前的往事却无比清晰地迎面扑来……
    还是这条铁路,这趟车。当年他洒泪别妻揣着几张烙饼闯关东,在车上受尽日本鬼子、伪军的刁难羞辱,因为没有答出自己是“满洲人”,大庭广众之下被掴了一记耳光,此刻想起还觉得脸颊发烫呢。士可杀而不可辱,那往事再过几十年也忘不了。现在,鬼子们和“满洲”一起见鬼去了,被他们欺侮忍气吞声的三立和说说笑笑的伙伴们又回来了,胸前还佩戴着圆乎乎、红亮亮的电台证章。受气者扬眉吐气,三立能不心潮起伏激动万分吗?
    过去,他只和庆森来长春(“满洲国”那时叫“新京”)赶过一次文中堂家的庆寿堂会。中堂家好阔气,深宅大院,仆役成群,汽车出出进进。艺人们来了在下房搭铺。堂会办了两天,艺人们除去献艺还要给寿星磕头,黑压压跪倒一屋人。大堂屋里烟雾缭绕,衣裙窸蟀,三立进门后便遵命以头抢地根本没看清被拜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俊,糊里糊涂地又被赶出屋来。那次去也没有分到钱,全被班主私吞了。晦气。“寿星”怕是很难长寿的。
    广播曲艺团的客人们被安排到位于斯大林大街的市委招待所住下。主人盛情款待,房间宽敞、暖和,演员们都很高兴。三立披上衣服去门口张望,不远处就是火车站,他问身边的庆森:“还记得文中堂家在哪儿吗?”庆森想了想,摇头:“咳,还想它干嘛,‘孝子头’还没磕够是不是?一提我就有气……”暮色渐浓,空中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三立也不言声了……
    当时,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施工兴建。演员们晚上慰问职工,白天到现场参观,只见脚手架林立,一座座高大的厂房拔地而起,到处堆放着水泥、砖石、钢筋等建筑材料,工人冒着严寒紧张劳动,车吼马嘶,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三立他们第一次见识大企业上马的宏伟气势,也是初次感受新中国工人高涨的劳动热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每次参观都有一番惊羡、议论,一向感情细腻的三立,也不觉地把缅怀辛酸往事的思绪丢开了。
    他们参观市容,慰问部队,去大学演出,也应邀去市里剧场演了几场。三立说的新段子是《新百家姓》和《钓鱼》,后者是从秦皇岛回来根据团里陈洪凯讲的一个笑话创作的。原来内容很简单,只是说一个人看别人钓鱼眼红,自己不会钓就吹牛,然后用买来的鱼充数。三立把他劳而无功的钓鱼增加为三趟,设计出大杂院的外部环境,添上大声吆喝媳妇烙糖饼带上的细节,又设一烘托气氛的邻居二婶,故事完整了,“包袱”和人物个性也有了。不久前在广播曲艺团第一次对外公演时推出,效果很好,电台进行了现场录音。这次“钓”到长春,那大大咧咧乍乍乎乎虚荣心极强不求甚解而又不惜弄虚作假以自圆其说的小市民形象,到处都“钓”起了满场开心的笑声。
    不觉到了春节,大家就在招待所过年。这里的年味儿不务京津一带那么浓。天很冷,下了几尺深的雪,路上行人稀少,放鞭炮的也不多。演员们还是买了瓜子、糖果等吃食,边吃边聊直闹到凌晨两点多钟才睡。三立睡得早些,倒不是入乡随俗,而是又接了陈洪凯创作的新段子《死里逃生》,想一个人躺下琢磨。这个段子是讽刺医院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的,公然把“我”——一个感冒患者同某重病号搞混,强留不住院,而“我”步入病房时,只见环境脏乱,病人们齐声高呼:“又来了一个难友!”……“我”被送进手术室,注射麻药准备开刀,又被错当作死人推到太平间,我来家属料理后事。家属(即那个重病号——一个小胖子的妻子)扶“尸”痛哭,忽然发现白布单下的躯体比丈夫瘦,惊问大夫,后者煞有介事地解释:“人死了,总要瘦的……”妻又发现“死者”远比丈夫高,而“死者”因全身麻醉无法开口,只听大夫仍然耐心而不容置疑地说:“这个,人一死,个子就高啦!……”妻再也不能怀疑“死者”的真实了,于是边哭边喊:“苦命的人哪,结婚这么多年你都没有长个儿呀,死了、死了你倒长高了哇!啊……”内容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荒唐而且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故事,讽刺辛辣,入木三分,联系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和不良的服务作风,是有现实意义的。三立预感这段相声会很“响”,只是还要把结构弄顺畅些,把几处锋芒“打磨”一下。
    正月初四,曲艺团结束在长春的活动,应沈阳广播电台之邀前去录音、联欢,也受到很好的接待,与三立当年来沈住翔云阁茶社后台过道,同大老鼠整夜折腾的惨象是不可同日而语啦。
    一路风尘,一路感慨,一路兴奋。一个多月以后返回天津,领导很快就通知他:你被选为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委员啦!
    三立没有显出激动的样子,领导很觉意外。
    领导把话又重复一遍,还在“委员”前面添上“正式”,以示加重语气。
    三立仍然表情平常,后来见领导紧盯着自己,才问:“咱团还有谁?”
    “就你一个!……”领导当即大声回答。遗憾的是三立仍不激动,只“嗯”了一声,完事。
    或许他的反应并不奇怪,也谈不上清高。他只是还不懂得政治待遇在我们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只有等到他日后有一天几乎连公民的资格也被剥夺时才会在痛苦中有所领悟。人们对不曾企盼不深知或者不曾失去的东西,往往是不懂得珍视的。
    三立属于政协文学艺术组,组长是市图书馆的馆长黄钰生,成员还有各怀绝技的民间艺人风筝魏、刻砖刘、泥人张等人。一次开会,他知道坐在自己身边的大白胡子瘦老头是著名画家刘奎龄时,倒真的高兴起来了。刘系天津卫早年“八大家”之一刘家的后人,画技高超,他笔下的走兽花鸟在画店里是很值钱的。三立爱画及人,开会时常悄悄和刘老先生攀谈,讨教丹青之道。刘老先生有问必答捋须侃侃而谈,看样子仿佛真想收他这个隔行弟子赛的。
    可惜,三立当时没有想到讨一幅真迹,如今老先生已作古多年,后悔也晚了。唉,那时还不兴动辄不花分文开口向名家索画要字,三立总有些缺乏“超前意识”,是迂痴还是纯真呢?
    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对于他今后的人生带来些什么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