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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世家与启明茶社

常氏相声世家
    说这话还是5年前,我跟常宝华先生聊起老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他一直想跟我细说一番,直到前两天才腾出空儿来。启明茶社是老北京比较早的“相声大会”,也就是专门说相声的场子。创办于1938年,到1948年歇业,前后10年,享誉京城。有关启明茶社的事儿现在说属于老话了。如果不让明白人讲讲,恐怕再过些年,会被人们忘没了。为什么要说启明茶社呢?常宝华认为它是北京文明相声的发源地,也是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的“摇篮”,有必要让现在的北京人了解一下。
    常宝华先生今年74岁,虽说年逾古稀,但身子骨和精神头儿不减当年。说了大半辈子相声的他平时说话也很幽默,他笑着对我说:我还是小伙子呢。“小伙子”的常宝华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说起启明茶社,不能不说到他的父亲常连安。常连安在曲艺界算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常氏在旗,常宝华的祖上当过清兵,属正白旗。正白旗里有贵族,但平民多。他家的老院子在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后头的达智营,这条胡同早就拆了。故址已难觅。宝华小的时候,家里虽然很穷,但是还讲“旗礼”,“阿哥阿玛”地叫着。他祖父很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幼小的独生子常连安改嫁。不过,常连安性格倔犟,从小便不愿在家呆着,母亲见他如此,便找人写“字据”学了京剧。那会儿写“字据”有点儿跟“卖”孩子似的,谁接了“字据”,这孩子就归了谁。常连安当时才7岁。跟这位教戏的学了两年多,便去了东北。常连安到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唱着唱着唱红了,挑班当了“大梁”,因为嗓子好,起了个艺名叫“小鑫奎”,当地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他才十几岁。后来,他在东北得了一种叫“大头翁”的怪病,全身浮肿,脑袋奇大。病卧鸡毛小店,正处奄奄一息之时,店里来了一个想听“小鑫奎”戏的军医。该着常连安命大,这位军医治好了他的病。病愈后,他思念北京的老娘,费尽周折,辗转回到了北京。
    常连安回京后,为了继续学戏,经人介绍入了“富连成”,萧长华时任校长,收他为徒。常连安原名叫常安,因他属“连”字辈,萧长华说你别另起名了,安字加个连字吧,于是更名常连安。学了几年戏,常连安的嗓子倒了仓。这时,他在京城“名票”吴铁庵家“打底围子”时,认识了一位变戏法儿的,从他那儿淘到了一些“活儿”。嗓子倒仓以后,为了谋生,便在庙会上撂地卖艺。此时,常连安娶了媳妇,夫人也是旗人,岳父是德胜门的一个铁匠。1922年,常连安带着怀孕的妻子和相声演员赵佩茹的父亲赵希贤奔了张家口,在北市场撂地卖艺。几个月以后,有了儿子常宝堃,也就是常宝华的大哥。
    常宝华对我说:“大哥宝堃生下来就聪明,不到一岁就会说话。我父亲说他那小脑袋瓜记忆力惊人,好像天生就是说相声的坯子,一岁多说出的话就能把人逗乐了。”宝堃两岁多,常连安就把他带到了北市场的撂地摊子。常连安变戏法儿,他也跟着变个小手彩什么的,逗人一乐。尤其是即兴模仿大人的动作,更是招人喜爱。因张家口盛产蘑菇,于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蘑菇”。宝堃不到3岁,赵希贤的儿子赵佩茹在天津说相声出了名,佩茹当时也只有几岁,有“小神童”之称。常连安与赵希贤是把兄弟。一合计,如果能让宝堃和佩茹这小哥儿俩一块说相声会更有彩儿。于是俩人带着宝堃到了天津。宝堃先拜相声老前辈“八德”之一的焦德海为师,后拜张寿臣为师,11岁在天津走红,“小蘑菇”成为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常宝华说,自从有了我大哥,常家就变了样儿,没有宝堃就没有常氏相声。“小蘑菇”虚心好学,聪颖过人,说学逗唱,样样精通,18岁时,在天津的“小梨园”、“大观园”日夜两场,同时还上两家电台去说,后来又到庆云戏院与马三立等名家挑台,最红的时候,前边说相声,后边演戏,《四进士》、《法门寺》生旦净末丑各种角儿全能拿得起来,但尤擅长丑角。后来还成立了一个“兄弟剧团”,“小蘑菇”当了团长。1951年3月,“小蘑菇”与赵佩茹、富少舫、程树棠等曲艺家,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4月23日,他们在完成任务归国途中突遭敌机空袭,“小蘑菇”和程树棠不幸牺牲。天津为二位举行了盛大葬礼,一万五千人为这位受人爱戴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送行,廖承志、田汉、陈沂等专程赴津祭奠,沿途数十万群众观看志哀,场面空前。1951年12月,根据宝堃的遗愿和常连安提议,文化局正式批准成立了天津曲艺团,骆玉笙、石慧儒、王佩臣、高元钧、常宝霆等加盟,常连安任团长,赵佩茹任副团长。常连安有12个子女,6个男孩,长子宝堃,二子宝霖、三子宝霆、四子宝华、五子宝庆、六子宝丰都是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之子常贵田,宝霖之子贵生、贵元,宝华的孙子常远、外孙子杨凯等也是相声演员,常氏堪称相声世家。
    老北京的启明茶社
    京津两地的曲艺界走得很近,1937年的春天,常连安带着次子宝霖,到北京的“新罗天”演出。因为“小蘑菇”在天津已出名,所以宝堃的几个弟弟,均以“二蘑菇”、“三蘑菇”往下排,宝华行四,艺名叫“四蘑菇”。常连安和“二蘑菇”的相声很受北京听众欢迎。一天,有位老观众对常连安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为什么不自己挑个班,弄个园子?常连安说,我们变戏法儿说相声的,哪有钱呀?这位观众说,我能替你们找个地方,在西单商场里头。你们要是看着行,我就把它租下来,咱别赔钱,不过赚了是你们的,赔了是我的。常连安一听这话动了心。那会儿,侯宝林和他师傅“大面包”在西单商场北边撂地,1936年西单商场着了把大火,几乎全场烧光,他们便奔了庙会,以后又去了天津,一炮打响。西单商场当时还是一个个摊位和门脸儿组成的“商业街”,里头有“厚德”、“福寿”、“慧德”、“玉德”等几个有名的商铺。大火之后,西单商场的商家正要聚人气儿,那位观众也是有此意图,才把常连安请到这儿来。常连安一看这个老观众给他找的这地方,撑死了能坐一百号人,开个园子太小。合计了一下,干脆改叫茶社吧。起什么名儿呢?常连安想了想北京没有这么个杂耍园子,咱们打头开始,就叫启明吧。字号打出去以后,有位观众说,这个名儿不错,天上有个启明星,跟你们的意思正相吻合。
    启明茶社开张以后,最初以曲艺为主,有魏喜奎、曹宝禄、郭荣山、韩承先的大鼓、双簧以及“二蘑菇”、“三蘑菇”的相声等在那儿撑台,但生意不行。常连安跟那位老观众说,这么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您总赔钱,干脆都改相声吧,因为杂耍里就是相声受欢迎。于是从1938年起,启明茶社改成了相声大会,专门表演相声。常宝华回忆说,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启明茶社门口有3块牌子:“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3样在当时的曲艺界都属创新突破。过去说相声是“平地抠饼”,从地上“划锅”到撂地都是“刮风减半,下雨皆无”。而且过去“万象归春”,春就是“春口”,也就是说话,那会儿的“春口”大多是低级下流的荤段子,说相声的行话叫“臭活”,妇女和孩子不能听。“启明”提倡文明相声,不说“臭活”。“零打钱”不卖票,后来发展到卖牌,两块钱5个牌,一个牌听一段相声。“启明”有“三多”,一是演员多,10年左右的时间,有60多位相声演员在“启明”说过相声,轮流上场,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二是名演员多,老一辈著名相声演员如张寿臣、华子元、于俊波、刘宪田、罗荣寿、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吉平三、郭荣山、王世臣、刘宝瑞、郭荣启、班德贵、白全福、谭伯儒、孙玉奎、苏文茂、于世德、关春山、赵振铎、高德元、李伯祥、马四立、李寿增、常连安、常宝霖、常宝霆等都在“启明”说过相声。三是名段多,所谓名段是指这个段子只有某个演员说的最拿手,观众最爱听,如张寿臣的《小神仙》、马桂元的《贼鬼夺刀》、常连安的《山东斗法》、刘桂田的《斩经堂》、郭荣启的《打牌论》、赵霭如的《拉洋片》等。观众单点这一段,要单给钱。茶社最初是200平方米,后来扩大到400平方米,演出从下午一点到凌晨一点,每天演出都满座儿,赶上过节,观众爆棚,没座儿站着听。“启明”的相声大会,促进了北京相声艺术的发展,也培养了北京人的相声欣赏水平,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言菊朋是“启明”的常客,马连良、金少山也在“启明”听过相声,演艺界的白光、石挥、谢添、欧阳莎菲、李翰祥等也常去“启明”,后来成为著名相声演员的李文华、马季当时只有十几岁,几乎“泡”在“启明”。毫无疑问,这些艺术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受到过“启明”相声大会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启明茶社在京城几乎家喻户晓,喜好相声的老北京人没去过“启明”的不多。
    解放以后,启明茶社随着西单商场的改扩建和相声演员的归队而终结。不过,启明茶社在老北京人心中的印象并没有磨灭。常宝华对我说,有一年,他到美国访问演出,一位在海外定居多年的老北京,还跟他打听启明茶社。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曾是“启明”的老观众,当年他家就住西单商场附近,见了常宝华,跟他聊了半天老“启明”的往事。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单商场的老经理曾有意在商场恢复启明茶社,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常宝华在日前北京电视台举办的相声小品大赛中做评委,有感于现在相声人才的匮乏和观众对它的喜爱,认为京城应该有一个相声的专门演出场地。趁相声界还有几位老人健在,如果把启明茶社恢复起来,对相声的发展当是一大幸事。宝华先生说,他作为常氏相声的传人和启明茶社的老演员,愿为此事尽力,只可惜现在有锅有米没有柴,谁能为此添把柴呢?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