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王朋其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19 中国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周口人很少有不知王朋者。但是，人们所知道的，是书场上的王朋，是王朋的相声，而对于生活中的王朋和王朋的生话，却知之甚少。笔者因工作之便，从五十年代初与王朋相识，前后交往近四十年，曾被上朋生前引为“知我者”，因而对王朋其人的了解，自然就多了一些，现在补记几笔，使人们对这位闯荡江湖半个世纪的曲坛艺人，尤其是对他做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处世的一面多一份了解，聊作对他的一点哀思吧。 王朋与刘月樵 王朋做为一个孤儿，八岁那年被流浪艺人收徒学唱“拉魂腔”。五年后师父病死，王朋靠打莲花落卖唱乞讨为生，浪迹天涯，其时年仅十三岁。 王朋初闯天津卫，一个偶然的机会，竟受到了相声艺人刘月樵的赏识，被收门下，从此改习相声。 据王朋说刘月樵本是一位看破红尘下海从艺的落魄文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还当过吴佩孚的幕僚。其相声表演长于“文口”，内容侧重批谈讲说，多涉及诗词歌赋，颇受一般文人雅士之青睐。他很快发现王朋虽天资聪慧，口齿灵巧，却目不识丁，很难领略文口相声之长，惋惜之余，遂对他因材施教，专授以笑话小段，便于将来能跻身曲苑，赖以糊口。刘月樵传艺极重功底训练，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他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王朋开初有个毛病，说相声每到“铺陈”一过，“包袱”将抖，自己却忍俊不禁而先自“炸盘”（笑场），这是学艺之大忌。因此刘月樵每与他临场对口，手中拿的既不是“贬布”（似小手巾的道具），也不是折扇，而是一条竹鞭，使他望而生畏，久之则功“打”自成。后来王朋专以单口小段见长，盖源于此。 王朋进周口 王朋第一次来周口，是一九一八年。他是跟随其师刘月樵，从安徽辗转来周口卖艺的。其时，王朋年方廿一岁，风华正茂，加之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竹布长衫，还留有带发帘的油丝大辫，很有几分气派。周口是个内陆码头，虽然市面繁华，说书唱戏的也为数不少，但对相声表演都还少见。他们师徒乍来，在北岸“后地”等处卖艺，由他给师父“捧哏”，很快引起哄动。王朋曾说，他们表演的“滑稽东洋操”等节目，曾绐其它艺人带来不小冲击。由此可见，当时的相声表演，似乎还带有“滑稽戏”的色彩。从此，王朋与周口结下不解之緣。故王朋出师之后，经常来往于界首、周口一带，并曾长期与周口艺人陈聚魁搭帮说相声。解放后，王朋入籍周口，直到终年。 王朋的表演艺术 关于王朋的表演艺术，据笔者多年观察，其精华所萃，可以概括几个方面： 首先，王朋强记好学，掌握大量的传统相声节目，能随时信口拈来，即兴表演，是一位内蕴丰厚的相声艺人。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有专著谓：中国传统相声段子约有百七十段左右。依笔者粗略估计，王朋至少能精通大半。他经常演出的《六口人》、《大搬家》、《沒叶树》、《拴娃娃》、《变兔子》、《对对子》、《反正话》、《歪批三国》、《歪批三字经》等，就属于这类传统节目中的段子。 王朋表演相声，极具特色的是，每段相声都填充有不同的开篇垫话，运用得既幽默流畅，又顺理成章，起着铺陈点发、引水入流的作用。使整个段子显得丰厚充实，不落俗套，同样一个段子，一经工朋之口说出来就灵活多变，百听不厌。 在语言艺术方面，王朋从实践中创造积累了大量套路化的即兴小品。这些小玩艺或超乎常理，或荒谬绝伦，或恣意夸张，或自我讽嘲。在临场表演中灵活穿插，往往妙语连珠，出奇制胜，令人听后捧腹叫绝。他的单口相声《打沙锅》、《摇铃铛》、《圆梦》、《酒迷》、《戏迷》等，之所以能使听众多次听看，却无“烫剩饭”的嚼蜡之感，原因就在这里。 此外，王朋还熟悉北方民间小调，善于摹仿各种人物的声色举止与音容笑貌。他往往能抓住人物特征，随口加以漫画式的夸张，寥寥数语便能刻画出一个人物形象，使人感到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群曲闹公堂》、《扇扇子》、《贼偷贼》等，当属王朋此类典型的力作。 正是凭借这些喜闻乐见的节目、灵活多变的垫话、风味各异的小调、即兴发挥的小品，加上他奇特多姿的脸谱变幻，构成了王朋相声艺术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其中一些被称之为“臭丢”的表演手法，往往非语言所能表述，那是其它人学也学不来的。倘若说王朋是一位具有独创特色的相声艺人，也并不为过。 王朋的卖艺生活 王朋怀揣一串莲花落，走南闯北，到处卖艺糊口，足迹踏遍南北七省。他闯荡过京津沪宁这类大城市，也涉足一些豪门巨富之家唱堂会。他精通江湖八大行的各种帮规“切口”，也曾被敲诈而五花大绑蹲过班房。称得上是一位闯过码头、见过世面的漂泊艺人。他大半生置身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以他的相声表演艺术给人们带来无穷的欢快。他不无自豪的宣称：“一生不怕码头大小、不怕场地简陋、不怕同行竞争、不怕坤角夺人”。随便选一个角落，他一阵疾风骤兩般的莲花落，便能“扒地窑”敲出一天饭食。他这种卖艺谋生的本领，在周口曲艺界，是无人可比的。 王朋平日勤于理发修面，洗澡擦身，而在书场上那一副衣着打扮，却十分怪涎。不是长短失休，便是破旧不堪，甚至给人以三分流荡之感。因此我曾就这一点问过他，他的回答十分离奇。他说：相声艺人临场卖艺，历来从四种类型中，结合个人条件，自选一种形象。一曰“怪”。长相尖嘴猴腮，瘦骨嶙峋，却偏偏来一件紧身长衫，白袜黑鞋，折扇轻摇，给人一种分外怪离之感，天津马三立即属此招。二曰“帅”。生相端净、身材傲岸者，配之以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临场一站，给人以衣冠考究、举止潇洒的印象，侯宝林等略近此类。三日“败”。衣冠不整、破鞋旧袜，有意给人造成一种不拘行止、放浪不羁的怪诞之感。四日“赖”。蓬头垢面，赤目焦齿，显胸露怀，坐立失态，七分游丐之象，以求引人生奇。此四种类型，艺人多依个人长相、演唱特色、所处场合，而各有取舍变幻。王朋说，他早年取“帅”，壮年多在下层活动，才改取“败”象，与经济无关。这是他自己的见解。 王朋的生活 王朋半生浪迹江湖，置身社会底层，一直维持着一种远离是非、独善其身、委屈求全、苟延岁月的生活方式。他书场上求衣食，劳动之余则数一数衣袋里的散碎票子，切一包卤肉，随便坐上一条路边饭摊的低板凳，三两白干，一套大饼油条或烧饼胡辣汤，便万事齐备，心安理得地倒头便睡。偶有雅兴，他也可毫不自卑地步入酒搂餐馆，叫上四色荤冷，正襟危坐、自斟自饮一番。有时雨雪不晴，生活断炊，他也可毫不在乎地长睡不起，饿上两天。他无忧无虑，随遇而安，颇有几分超脱凡俗之风。他离群索居，自甘寂寞，把自己封闭在蜗庐般的天地里，很少与人交往，又仿佛有几分看破红尘心如枯井的味道。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在事实上，王朋是被世态之炎凉与江湖之寡义，挤上这条貌似自甘寂寞、离群索居之路的。王朋和别人一样，有他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他又是以说相声为谋生之道的艺人，靠的是把自己的感情藏起来，去为别人制造欢笑以求取衣食。久之，在人们眼里，王朋就是相声，相声即是王朋。人们信手丢下几个小钱，便似乎获得了从他身上求取笑料的权利。有时王朋醉卧街头，从来都不是由于酗酒而乐以忘形，而是他心有苦楚又无可诉说的一种发泄，然而个中原由，谁去探求？人们总是从王朋的相声中求欢快，而后又把“下三赖”的帽子回敬给他。又有谁曾想到：王朋无家室、无子女、无亲故、无知交，他孤苦伶仃、劳然一身，又有谁全想到他身世中的不幸，也需要同情、温暖与理解？！ 王朋深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把屈辱深埋在心里，对一切报之以顽强的沉默：不牢骚、不解释、不申辩、不理睬。但王朋并不曾自甘堕落，他不卑不亢地活着，活了近九十岁。包括他的道德、人品，没有人能说得出他究竟干过什么坏事，便是一个例证。直到王朋的晚年，社会上还曾有声有色地流传过一些关于他的奇谈怪论。笔者曾就此向他四周的一些知情者，做过反复核实，结果证明纯属子虚。 王朋与侯宝林 相声大师侯宝林来周口，曾两次拜会王朋，并曾赠以寿联、现金、小礼品等。这件事，曾使一些十分看重与名人交往者，着实振奋过一阵子，仿佛连平时不屑一顾的王朋，也忽然身价十倍。其实，王朋本人却很少提及此事，完全没有借以抬高自己的想法。 侯宝林先生与王朋会晤，曾问及王朋的“字派”。当他得知王朋是“松”字派（刘月樵收王朋为徒后，按江湖“字派”排列，替王朋改名王松朋，纳入“松”字派）时，遂改称王朋为“王老先生”。因为，王朋的师父刘月樵与天津的曲坛名宿马三立的师父，是师兄弟，所以王朋与马三立，也应属于师兄弟关系；而马三立却是侯宝林之师叔，侯宝林的字派，也就自然比王朋低了一辈。以现在侯宝林先生的社会地位，他当然无法再按旧江湖规矩行事，这才很有分寸的把王朋称之为“王老先生”，表示一种恰到好处的尊敬。后来，马季拜访王朋，干脆呼之为“王老前辈”，也是由此而来。 侯宝林先生第二次拜会王朋，临行时，王朋与众人一同送侯上车。此吋王朋年事已高，体躯软弱，言谈无力。出人意外的是，侯正迈步上车，王朋忽然双目圆睁，精神抖擞，大喊一声：“立正！”，咔的一声，两腿并拢，向侯行了一个旧式“举枪”礼，使旁观众人大吃一惊，还以为是王朋又来了一回恶作剧。而侯宝林先生却毫不奇怪地交待随行摄影师，拍下这个镜头，并对王朋招手致谢，表示了对这一不寻常礼节的理解与认可。 王朋去世了。他算不上什么名人，更够不上青史留名的份儿。然而，王朋生前，毕竟曾长时间用自己的劳动，给人们带来过无穷的快活。因此，人们也便会记着王朋其人。 （bazaar摘自《周口文史资料》第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楼东识别、整理，2006/07/1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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