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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天气·天灾 重新认识源头文化中系统认识论(7)

七、重建天文气象学的建议 
    历史证明,预报天气与自然灾害,仅仅只考虑地球本身的因素,并不能做出准确的长期预报。就“这个”论“这个”的思维方式显示出了极端的局限性。危害人类的干旱、洪水、厄尔尼诺、地震、海啸这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次次躲过了众多研究者的眼睛与众多监测仪器而突袭人间——必然发生的灾难却不能必然提前预知,大自然明白无误地指出了现代气象学的局限性——概念思维的局限性。为了真正认识天文与天灾的成因,必须撤除天气与天文之间的围墙。生物链、食物链的发现,业已证明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及的物物之间、物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那么,时至今日,还可以继续将天文与天灾视为是截然两分的关系吗? 
    重建天文气象学,并不等于恪守一切已有的经验。大量资料证明,今天的天文与古代天文之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北极星之星,从尧至今,已经发生了数次变化,上古北极星为帝星,后汉为纽星,今为勾陈座二星。《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者,北极星也。共者,环绕也。按照众星环绕北极星这一原则理解,北极星每发生一次变化,其它星象的位置也必然会随之变化。天文发生变化,天文与气象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必然随之变化。所以,重视前人的经验应该的,但恪守前人的经验则是错误的。重视前人的经验之外,更要重视前人经验背后思维方式。《吕氏春秋·有始》曰:“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天会移,极星会移,而天极(北极之极点)不移。这个论断说明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这个结论完全正确吗?《周易》中有“易穷则变”的原则,实际中有北极星变化的记载。《易》理与实际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极点在太阳系是静态的,但在银河系则可能是动态的。《吕氏春秋》的经验性结论亦即前人的经验性结论,有可取之处,更有可改进之处。后人已确定,极点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小圆圈。一切都会变化,天文也会变化。天文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古代的天文天气谚语的应验区发生了位移。中华先贤所创造的、以干支为纲领的运气学,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即有是年,却无是气。要用干支重新统领天文与天气,必须重新认识与排列运与气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华先贤所留下的天文气象学,永远不会过时的是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与天地合一而论的系统认识论,但其中的具体结果与数据,必须随着天文对的变化、技术的进步而时时更新。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笔者建议重建天文气象学,即在今后天气的研究中,以天地人合一而论的系统认识论为理论基础来研究天气与灾害。 
    “我们认识到,传统社会已持续几千年,而现代社会能否存在100年还是个问题,因而人们开始对传统社会的智慧予以新的关注。” (详见中央编译出品社2004年版《后现代科学》第20页)这是美国学者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写出了一句震惊世界的话。大卫·格里芬这句话,是对现代科学做出的全面否定。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现代科学的所引起的负面问题。 
    “近几百年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拯救之方,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改辙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有感于“世纪末病”,写下了著名的《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一文,上面的一段话就是出于这篇文章。中国学者注意到了现代科学的所引起的负面问题。 
    笔者本文所谈的仅仅是现代气象学的局限性。季羡林教授主张用“天人合一”的哲学拯救人类,大卫·格里芬提倡重新关注“传统社会的智慧”,关于这两点,笔者完全赞同。古代,并不等于落后;智慧,先贤并不逊于今人。在由“这个”论“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个”与“那个”的相互联系,重新天文、天气、天灾之间的相互联系,重新认识“天人合一”的哲理,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笔者认为天地人合一而论的系统认识论是与中华元文化中的长处,善于具体化、标准化、定量化是现代科学的长处,如果两个长处能够相互结合,一定会产生出能够预测天气、预测天灾的天文气象学。
    载2005年《中州学刊》第4期   (刘明武)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