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2:10:28 中国汉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时，最重要的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的《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的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的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的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漫长阶梯中的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的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的。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的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的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 故本文的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的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的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的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的共同轨道。 作者：江晓原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的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的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的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的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的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的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的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关于"水晶球"体系，请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请见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641～643页。 [17] 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卷三十五。 [18]参见江晓原：王锡阐和他的《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665～666页。 [20] P. M. D扙lia, Galileo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 [21] Galileo in China, P.25~28. [22] 耶稣会士携来中国使用的《天体运行论》至少有两种版本：1566年版及1617年版，分别编为《北堂书目》第1385号及1384号。见Catalogue of the Pei-t抋ng Library, Peking, 1949, P.401。 [23] 江晓原：《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北京，1988年5月，40页。 [24] 莱昂和卡斯提尔的国王（1223～1284），通常译为阿尔方索十世。当时风行欧洲的《阿尔方索星表》和另一部天文学著作都归在他名下，故竟得与另三人并列。 [25]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0, P.519. [26] "然古今诸士，又以为实非正解"──他们的"正解"，自然就是Tycho体系。 [27] A. 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3页。 [28] 辛可：《哥白尼和日心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2页。 [29]《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21页。 [30]《明史·历志一》。 [31]阮元编：《畴人传》，卷四十六。 [32]阮元享寿颇高，他在1799年编撰《畴人传》时明确排拒哥白尼学说，但是四十余年之后，在《续畴人传》序中，他似乎转而赞成地动之说了，但此时他又陷入另一种荒谬之中："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将汉代张衡的候风地动仪猜测为演示哥白尼式宇宙模型的仪器，未免太奇情异想矣。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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