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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3)


    2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的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的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的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的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的"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的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的问题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的子集。特别是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的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的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19]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46年将一套Kepler编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20]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的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的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21]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的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的"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的。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的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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