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对《山海经》的解读（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4:10:55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佚名 参加讨论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坤舆万国全图》参考过《山海经》和《文献通考·四裔》。那么利玛窦为何要在一张以西方地理知识为基础的世界地图上搀杂一些中国人的传闻或想象呢？换而言之，既然《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中国以外各洲各地的绝大多数地名都已经是西文译名，为何偏偏要留下几处使用中国文献中的地名呢？我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更乐于接受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地理知识，通过一点似是而非的联系让所有内容被中国人看来不那么突兀，表明传教士并非否认中国已有的世界观，只是在其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正。 上面分析过的几个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望而充满神话色彩之地，如鬼国、一目国、狗国、夜叉国。《文献通考》置鬼国于极西之地的北海之滨，置夜叉国于东北海外的未知陆地上，《山海经》将狗国置于东北或西北极远处。利玛窦分别将鬼国和狗国安排在欧亚大陆极北和极东的濒海边缘之地，将夜叉国安排在白令海峡以北的一个想象的大岛屿上。利玛窦之所以肯在这几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地域准确迎合中国人，其实也是因为当时欧洲人对这一带地区本就所知寥寥，因此顺水推舟把它们作为容纳中国古代地理观的空间，这是一举两得的便利之措，既不必为欧洲人还完全搞不清的地区伤脑筋，也投中国人之所好。在当时，欧洲人对欧亚大陆北部沿海一带还没有真切认识，对这一带的亚洲部分更可说一无所知。15世纪末开始英国和法国探险家都曾探寻过西北新航路并发现了美洲东北部沿海地区和纽芬兰岛、格陵兰岛海域，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开始了探寻东北航路的首航，而且截止到利玛窦绘图的1580年代探险历程只到喀拉海地带，亦即未超出当今俄国的欧洲部分。更重要的是，由于资料保密的缘故，地理新发现反映在地图上总要滞后很久，所以利玛窦的地图很可能连西北新航路的信息都未曾反映，更不用说东北新航路，其实他的地图中关于欧亚大陆北部的部分还分明保留着一个世纪前出版的托勒密《地理书》中所附世界地图的痕迹。另外，在具体的绘制尤其是注名释文的过程中，利玛窦可能曾直接受到中国士人的提示而得知中国文献称某处有某国云云。 另一类地名是所介绍的风俗或国民特点有真实之可能或者是在真实的基础上有所歪曲，如长人国、女人国、矮人国和流鬼国。联系到当时欧洲人已探寻过美洲北部海岸和欧洲西北海域，生活于那一带极寒之地居民的特点恐怕也已为人所知，当发现中国文献所述流鬼国国俗与之相近，故而接受中国文献的描述，也未尝不可。关于长人国，欧洲人的确在南美见到身形高大的部落也并非不可能。至于女人国，东西方都有相关传说，而西方的传说更表明其之所以为女人国只是因为国人崇尚女人而排斥男人所致，不具《山海经》所说的“水周之”的神异性。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对此言说更为清楚，“迤西旧有女国，……最骁勇善战。……国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辄杀之。今亦为他国所并，存其名耳”[30]，并且从他所介绍的女国名亚玛作搦，尝破一名都曰厄佛俗，厄佛俗有一神祠为天下七大奇观之一，后世学者推测该女国恐是位于土耳其西部之古代吕底亚[31]。再说矮人国，其实欧洲直到16世纪末都流行相关传说。著名荷兰制图家墨卡托（Gerard Mercator） 1569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在注记中说，欧洲北部几个环绕北极的岛屿中居住着身高仅 由上可见，《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这几个与其总体风格不符、却与《山海经》和《文献通考》有联系的国名，是利玛窦为了让西学更快也更容易被中国士人所接受而采取的小小变通之法。而这一手法完全符合利玛窦接近中国人的全盘策略，即将基督教和科学知识综合为一套“天学”或“西学”，并通过将其与“儒学”或“中学”相比附而达到渗透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将近40年后艾儒略作《职方外纪》之时，继续提到女国、小人国和长人国[33]，但那些明显有神话色彩的狗国、一目国、鬼国、夜叉国的名目则不再出现。当然，艾儒略在介绍鞑靼地区居民风俗时，也提到鞑靼东北多有殊俗不伦之种，“如夜行昼伏，身蒙鹿皮，悬尸于树，喜食蛇蚁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气候寒极，夏月层冰二尺者。有长人善跃，一跃三丈，履水如行陆者。有人死不葬，以铁索挂尸于树者。有父母将老，即杀食之，以为念亲之恩，必葬于腹而不忍委之丘陇者”[34]。艾儒略的这段话保留了一点利玛窦关于流鬼、鬼国之叙述的痕迹，但他所说的总体都是尚未入鬼怪之列的有可能存在的原始风俗。剔除不真实的地名和迹近鬼怪的叙述，这或许暗示出，到艾儒略的时代，耶稣会士在立足中国问题上已获成功，相应的对中国文化的妥协程度也可大为减小，耶稣会士已觉不必过度迎合中国人和比附中国记载，而试图更多地让中国人接受本色的西方知识。其实《职方外纪》在精神和风格上都很符合同一时期的欧洲地理学作品，其主要参考为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的四部欧洲地理学著作，而只在叙述形式和某些兴趣点上与以前的中国作品有相似之处[35]。南怀仁1672年出版的《坤舆图说》是耶稣会士又一部重要的中文地理著作，此书本就与《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时有详略异同，其关于鞑靼地区那些殊俗之民的介绍、关于女国和南美长人国的介绍都与《职方外纪》如出一辙[36]。《坤舆图说》原是作为南怀仁为康熙制作的《坤舆全图》之解说而出现，据研究这张世界地图并非利玛窦地图的简单翻版，而主要是依据更晚近的瓦瑟内尔（Nicolaus àWas-senaer）之1661年地图[37]。但南怀仁在地图里表现了欧洲同胞的新成果，其作为图叙的《坤舆图说》却采用艾儒略旧作，这未免有些奇怪。是他无法参考更新的欧洲文献，还是他不愿及时介绍，或是他鉴于艾儒略作品的畅销性而认为它是比较适合中国人接受的文本，故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如果是最后一种原因，则隐隐可见清初耶稣会士在对适应政策趋于保守的同时，知识传教路线也有收缩态势，其主观上愈加想把工作重心转移至布道。 利玛窦试图糅合西方世界地理知识和《山海经》、《文献通考》所表现的传统中国世界地理观，其将中国文献加以综合应用更可见其调和之意，《文献通考》像是被作为《山海经》的补充出现在《坤舆万国图说》之中。显见利玛窦是将《山海经》作为地理文献运用，或者是并不否认其作为地理文献的价值。艾儒略虽已不在乎《山海经》之类的文献，却也尚未否认它们。然而从安文思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其中所含之世界地理观的态度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了质的变化。从前文可知，安文思对《山海经》有关内容的介绍颇为详细和准确，他是第一个这样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他之利用《山海经》，不是为了让中国人理解西方知识，而是为了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并且他不是为了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地理学状况，而是为了用来指责中国人性格中的某项缺失。 三 安文思介绍《山海经》的意图 安文思如此详细地引用《山海经》，目的在于用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论证中国人性格中的狂妄自大。“我们已经说过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其他优点，以及我们将要在这个故事中谈到的优点给中国人灌输了一种令人不可承受的骄傲习气。他们给自己的帝国和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最高价值，但是对陌生人以及他们的智慧和学识造就的便利，他们都极度蔑视，哪怕中国人自己在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他们在地图上把中国置于中间极大的位置，而让其他国家都围拱着它，没有秩序、位置不清、也没有其他好的地理标志，既小又拥挤，名称荒谬而充满蔑视”[38]。这就是他在举证《山海经》部分内容前的引言，也说明了他提到《山海经》的原因。而在介绍过小人国、女人国、穿心国、犬封国、长臂国的内容之后，他总结说中国人还有很多这类对其他民族的充满污蔑性的描述，只要是中国的邻国都被视为蛮子，中国人将海外72国的居民“都丑化、怪化为或滑稽或可怕的形象，更接近猩猩和野生动物”[39]。所以，《山海经》首次被耶稣会士准确引用，是为了遭受批判。反过来，早期的耶稣会士正是因为心存调和之志，因此既不能也没必要准确和详细谈论《山海经》，调和只能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下进行。可见，安文思之提到《山海经》的方式暗示出从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对待中国及利玛窦所制定之调和政策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由安文思带来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山海经》的内容不再出现在耶稣会士的地理学作品中，如果说耶稣会士有谈到它或影射它的话，都是在所谓人种历史学（Ethnohistory）[40]作品中。同样被后来的耶稣会士所继承的还有安文思认为中国人傲慢无知的观点。翻检一下早于安文思的耶稣会士作品，会发现其中并未曾直指中国人傲慢自大，比如利玛窦的札记和曾德昭的《大中国志》。然而从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开始，耶稣会士尽管仍以赞美中国为基本方针，却也时不时揭中国人的短，包括对中国人一些性格缺点的抨击。 李明于17世纪末出版的《中国现势新志》中有一小段话明显沿用了安文思对中国人和《山海经》的评价，他说中国人把其他民族都视为野蛮人，当自己是选民一样，他们处在世界之中心并拥有天赐的法律，他们是唯一能够教导、开化和统治各民族的人。“他们猜想其他人只是丑矮人和令人怜悯的怪物，被上天当作天生的垃圾和废物抛弃到地球的犄角旮旯；而中国人被置于世界的正中，独享上帝赐予的合理的外貌和形状以及理想的身材。他们的古代地图画满了易于煽动他们对全人类的蔑视之情的这类人物形象和大量象征符号”[41]。李明似乎连对这段话的位置安排都受了安文思影响，安文思关于《山海经》的内容所属的章节名称是“关于中国的古老性，及中国人对此的高度评价”，李明安排这段话的章节名叫“关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性格，它的古老、高贵、礼仪，以及它的好坏品性”。再往后的耶稣会士人种史作品都会在类似名称的章节里对中国人发表类似的评价，即把中国人的世界观作为指证中国人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他们的表现手法又在变化，也就是日益注重把当代的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来揭示中国人的傲慢和对世界的无知，而渐渐不去提及古代文献所反映的世界观，看起来就像是自安文思为《山海经》确立基调之后，耶稣会士们已不屑于多谈这样谬误百出的文献。比如李明流露出《山海经》痕迹的只有那句概括性的指涉，而这恐怕还是直接来自安文思的作品。所以我们说安文思是第一个准确介绍《山海经》的耶稣会士，恐怕也是截止18世纪末唯一这样做的耶稣会士。 其实安文思已经通过时事来证明中国人世界观的落后和由此产生的虚骄，他在评论过《山海经》中的世界观后，随即说“后来他们对欧洲稍有了解之后，把它加到地图上，但表现得就像特内里费岛（Tenariff）[42]或某些寸草不生的荒岛一样。因此， 1668年广东巡抚在一份奏折中提及葡萄牙使臣之后加上这样的话：‘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央的两个小岛。’”[43]安文思的这一思路被后来的耶稣会士不断加强。李明讲过中国古地图的怪诞图象那段话后，立刻说传教士们带来的钟表、仪器等东西让中国人大开眼界并因此不敢过于轻视欧洲人，但仍然自命不凡。不过他还以怜悯的口气说中国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见过的外国人只有印度人和鞑靼人，也属情有可缘。而在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对中国古代地理文献和地图中的奇怪描述全然不感兴趣，着意通过中国人在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技术和知识面前所呈现出的从无知到折服来表现他们一向的骄傲寡识。杜赫德认为中国人的傲慢是骨子里天生的，由于遇到欧洲人才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他生动地讲述了在江西传教的沙守信神父如何通过让一群中国士人看世界地图而迫使他们意识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44]。18世纪晚期的一位前耶稣会士（因为耶稣会已解散）德·马尔绪编写的《中国历史》综合了诸位耶稣会士的叙述，而紧紧围绕是欧洲人令中国人脑袋开窍这一主题进行。他先说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中国人自认比其他人优越，居处世界中心，设想其他民族只生活在世界的四个边角；再说自葡萄牙船只停靠广州始，中国人开始知道天外有天；然后以杜赫德提供的那个沙守信的故事为重点；接下来他有更长的篇幅说中国人即使接触欧洲人已经这么久，仍然在知识、技术和对待外国人的态度等方面不可救药地坚持偏见[45]。 早期耶稣会士致力于向中国介绍欧洲，让中国接受欧洲，故而处处迎合中国人，在传授地理知识方面亦然。而自17世纪中叶开始，耶稣会士的行为有了两个重要变化。其一是开始注重向欧洲宣传中国，卫匡国于17世纪五十年代在欧洲出版的三部著作（《鞑靼战记》、《中国新地图集》、《中国上古史》）是这一策略性转向的开始，而这很快成为耶稣会士们撰文写书时的主要意图，导致此转变的重要背景就是礼仪之争。其二是在耶稣会士于欧洲出版的作品中，对中国不再一味推美，批评之辞常见，但也往往会在批评过后加以同情式地回护。发生这种转变一方面是第一个转变的附带结果，即在特定的环境中宣传中国时的应有策略，为了让自己的叙述可信，为了表明自己的言行公正而必须褒贬兼顾[46]。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精神结构的深刻变化，处在这一时代变局中的人、即使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捍卫者耶稣会士也不能不受其感染。这一变化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在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性精神日益膨胀、进步观念逐渐成形，并由此而支撑起一种对世界的自信和优越感，正是这样的心理变化决定了耶稣会士解读《山海经》的特殊视角。 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释文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尽管对各地居民的描述比《山海经》平实得多，但还有很多关于怪兽奇木的描述，尤其是利玛窦的描述绝不逊于《山海经》。而这与其被单纯视为增强可读性，不如说是早期欧洲地图绘制中一个传统的延续。在利玛窦生活的时代，亦即航海时代的前期，欧洲的地图绘制者总喜欢在海中安插怪兽，也许是为了表现大海的深不可测和充满未知，也是用古代的神话传说来填充理性之力量尚未烛照之处。当代西方学者也有人指出，在利玛窦的时代，中国和欧洲的地理资料中所包含之形象不能说谁比谁更荒谬，或谁比谁更有实证性，对奇人异俗的报告在中西地图的题记或释文中都被当作有权威性的东西来接受[47]。这些怪兽图形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地图中还偶尔可见，然而到了18世纪，欧洲人的地图已完全专注于描绘地球的特征，不仅再见不到奇异生物，连描述人的文字和图画也排除在外，这些内容单独出现在人种志（Ethnogra-phy）这个新类别的作品中。并且这些描绘开始建立在直接观察之上而非来自道听途说或简单借自旧日报告。而同时期的中国，一些地图仍包括了并不一定合适出现于地图中的人种历史学性的描绘。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人理性与科学精神进步的历程，安文思对《山海经》的不客气批评已经表现出他基于理性认识上的对人的尊重。在此背景下，对18世纪包括耶稣会士在内的欧洲人来说，《山海经》无疑更是不合理、不真实、并充满歧视污蔑色彩的东西，甚至根本不值得提出来批驳。于是，在中西初识的这个历史阶段，《山海经》这部以后又引起了无数人兴趣的奇妙文献就这样在欧洲人的视野里匆匆留痕又音形顿消。（作者：吴莉苇） 【注释】 [1]《坠形训》言狗国在建木之东，高诱注建木在都广，而都广属于八紘之地，尚不是“海外”。见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 1998年，第334、362-363页。小人国属于八紘，亦见第334页。 [2]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1689，p. 61。 [3]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34页。 [4]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5]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7页。 [6]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7]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62。 [8]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6页。 [9]（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卷7，《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第6页。 [10]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11]何宁：《淮南子集释》，第357页。 [12]此条获自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注释35。 [13]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14]此问题之详述可见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 [15]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16]两《唐书》“艺文志”尚著录郭璞《山海经图赞》两卷，《宋史》“艺文志”所录仅有《山海经赞》。 [17]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18]长人国释文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2、204页，图六见第189页。 [1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7，“四裔 [20]《新唐书》卷220，“列传一四五·流鬼国”；（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 [21]流鬼释文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204页。 [22]两句引文并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7，“四裔 [23]两句引文并见（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7，“四裔 [24]图七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90页。 [25]图十见同上第193页，鬼国释文见第205页。 [2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8，“四裔 [27]图十三见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96页，女人国释文见第211页。 [28]矮人国释文见同上第210页。 [2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9四裔16，短人国见同卷，侏儒国见卷327四裔4。 [30]（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35页。 [31]《职方外纪校释》，第36页注释[3]、[4]。 [32]Marijke de Vrij，The World On Paper， Amsterdam，1967，p. 44. [33]艾儒略关于小人国的叙述与利玛窦相近，“又闻北海滨有小人国，高不二尺，须眉皆无，男女无辨。跨鹿而行，鹳鸟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鹳相戏，或预破其卵，以绝种类”。关于长人国的描述也与利玛窦相似，位于南美南端，人长一丈，以五色画面为文饰。只是艾儒略的介绍比利玛窦更详细，且其国名为“智加”而非“巴大温”。分别见（意）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第104、129页。 [34]《职方外纪校释》，第35页。 [35]这四部作品为： Sebastian Münster，Cosmographiae Universalis Libri VI（1550，1572）； Peter Heylyn，A Littl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George Abbot，A Briefe Description of the Whole World（1605）；Orteli-us，Il Teatro del Mondo （1598），参见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Chicago & London， 2001，p. 57。 [36]《坤舆图说》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上述内容见卷下，第6、41-42页。 [37]《坤舆全图》的问世时间，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未言，研究者有说是约1670年，有说是1674年，既然《坤舆图说》自称是为先前的地图而写（其法文标题即如此说），想必地图不应是1674年问世。此图蓝本一条见Theodore N. Foss，“A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Jesuit Cartography”， in Ronan and Ohedit，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1582 -1773，Chicago， 1988， p. 214。 [38]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1. [39]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 [40]此词尤指非西方的人种或文化的历史，西方汉学家通常将17-18世纪耶稣会士写作的概述中国全貌的作品归入此类。 [41]Le Comte，A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London， 1739， p. 120-121. [42]大概是指西班牙的Isla de Tenerife。 [43]Gabriel de Magalhaes，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of China，p. 62。葡萄牙使臣事应指康熙九年（1670），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亚国贡使玛纳撒尔达聂入贡事，使团1667年就到澳门。此时广东巡抚为刘秉权。 [44]有关内容可见Du Halde，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Vol. I， London，1738， p.280。 [45]De Marsy，The History of China，London， 1763，p. 293-295. [46]有关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和礼仪之争对他们文本叙事的影响，可见拙著：《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7]Laura Hostetler，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p.55-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