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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漏刻

在钟表未诞生的数千年间,漏刻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计时工具。到了汉代漏刻已有了较大发展,从出土文物分析,汉代初期已有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单级受水型浮箭漏,二级补赏式浮箭漏。本文所要讲述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四件西汉漏刻:
    一、 满城铜漏:
    满城铜漏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墓中。刘胜是西汉景帝之子,史记卒于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故认为此铜漏应该制造于公元前113年之前,作为陪葬品,说明中山靖王生前喜好对计时仪器的研究,也可能对天文仪器有研究或者是主管这方面的领导者,皇家子弟有些机遇不足为怪。中国有个传统风俗,活着的人尤其是子孙,常把死者生前所喜欢之物作为陪葬让其带走。满城铜漏,精致小巧,中山靖王生前一定喜欢,故被收藏于墓中,得已传世二千多年。现在该铜漏(见图1)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从发掘报告中可知,该铜漏“作园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厘米,壶身接近壶底处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残断(见图2)。壶盖上有方形提梁,壶盖和提梁有正相对的长方形小孔各一,作为穿插刻有时辰的标尺之用,壶中的水从小管逐渐外漏,标尺逐渐下降,可观察时辰之变化。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单壶泄水型沉箭漏。从壶的高度分析该壶很小,从一壶水装满到泄放结束估计不足一个时辰或一、二刻钟,壶中水量排放从满壶到浅,先后流量不一,故其计时精度不会高,它不能做为天文仪器,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作为粗略的时段计时工具。
    二、兴平铜漏:
    1958年大跃进期间,陕西省兴平县砖瓦厂工地上挖土制瓦时发现了这件铜漏壶,同时还有铜带钩、五株钱、陶器等物,据专家考证,认定西汉中期之物。故称“兴平铜漏”(见图3)。
    兴平铜漏,园筒形、素面、上有提梁盖,下有三足,壶底端突出一个水嘴(见图4)。通高32.3厘米,壶盖直径11.1,盖沿高1.7厘米。梁、盖的中央有正相对应的长方形插孔各1个,用以穿插时辰的标尺。壶身口径10.6厘米,高23.8厘米,嘴长3.8,口0.25厘米,其内径园筒形,外园柱形,与壶壁连接呈漏斗状,水从嘴孔流出。此外,在筒内出水嘴处有一紧贴在筒壁 上的云母片,直径约4厘米,呈不规则的园形。不知是否属控制漏水装置的残片,需进一步探究。
    兴平铜漏壶现收藏于陕西省茂陵博物馆。
    三、千章铜漏
    千章铜漏是1976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沙丘内偶然发现的,现收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内。该漏壶的壶内底上铸有阳文“千章”二字,壶身正面阴刻“千章铜漏”四字。发掘报告中说:“……由此得知,此漏壶是西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四月在千章县铸造的。后来又在第二层梁上加刻‘中阳铜漏铭’。中阳和千章在西汉皆属西河郡。西汉中阳县在今山西省中阳县城以西,西汉千章县今属何地,无法考证。”
    千章铜漏,通高47.9厘米,壶身作圆筒形,壶内深24.2,径18.7厘米。近壶底处下斜约23度的一断面圆形流管,管上斜长8.2,下斜7.2,根径2.4,端径1.8厘米,近管端处有一凹槽,管端有径0.31厘米小孔。壶身下为三蹄足,高8.8厘米。壶盖高3,径20厘米。盖上有双层梁,通高14.3,边框宽2.3厘米。第一层梁、第二层梁及壶盖的中央有上下对应的三个长方孔,壶身总重量6250克,壶盖2000克,全壶总重8250克。
    上述铜漏中的三件都属单壶泄水型沉箭漏,尺寸都比较小,由于标尺在三孔中随水位升降,计时应以哪一个部位为准,史料中无明确记载,但这个问题不是本质问题,可以自己认可。
    但是象西汉那种圆柱体铜壶,它的出水应和水面到出水口的距离有关连。假如其他条件都不变,那么水位最高时,出水口受到水压最大,出水速度也最快,箭刻下沉速度也最快。如水面降低,出水速度就随之减慢,箭刻下降也越慢。如果箭刻刻度均匀,实际反映时间不均匀,要得到准确时间,应要采用不等时制,而我国古代人不断在追求水的流速使其保持稳定上下功夫,所以未采用不等时制。 四、巨野铜漏
    巨野铜漏1977年在山东省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据研究该墓墓主可能是汉武帝子昌邑王刘死于公元前87年,故该铜漏至少应在公元前87年制造。该漏现收藏在山东省巨野县文化局(见图5)。
    从当时发掘报告中可知,“器作圆筒形,素面。高79.3,口底直径各47,壁厚0.7厘米,重74公斤。腹中部饰有两个对称铜环,环直径11.5厘米,距器底5厘米处有一圆孔,孔周外壁捎厚方形,另铸一筒形杯形状器,长5.8,口径4.8,底径3.3,底壁0.3厘米,甚是光滑。可以是铜漏的出水口。有多处修补痕,可能是铸造时质量不高,也可能是使用损坏,如属后者那么其制作年代应更早,把它定为元封、太初年间所制亦有可能。”
    巨野铜漏与上述三个铜漏比较,第一,它没有三足,壶盖和箭尺扶梁,说明不属同一种类型,也不是泄水之壶。第二,该壶平底和后世浮箭漏供水壶相同,因浮箭漏的供水壶是放置箭壶旁的平台上,不需要有足。第三,该铜漏远比千章、兴平漏大,在出水流管相同情况下,壶内横截面越大,在相等的时间内,水位变化就越小,流量相对稳定,箭尺刻度可均匀分布,保证浮箭漏正常运行。
    综上分析,可以认定该大型水壶应是浮箭式漏刻的供水壶,与后世王桢著的《农书》里记述的田漏相比更能说明问题。同时对研究西汉漏刻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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