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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汉武帝唯一能容的犯上臣子


    
    汲黯
    能否想象这样一对君臣:臣子不满皇帝提拔后进,大大咧咧地就说:陛下用群臣就跟乡下人垛柴禾一样,越是后来的越要放到上面!皇帝呢,也懒得生气。君臣之间,诚惶诚恐哪里去了?战战兢兢哪去了?是哪位明君有如此容人雅量?又是哪位直臣敢这样放胆直言?
    这个朝堂之上温情一幕的两位主角就是汉武帝和汲黯。一君一臣,一个刚愎自用,一个性倨少礼,是真心其乐融融,还是假意粉饰太平?
    第一,汲黯抗旨
    封建时代皇帝的旨意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否则,就叫做抗旨;抗旨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是杀头之罪;但是,汲黯上演了好几出抗旨之戏。
    第一次,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建都东冶,今福州市)进攻东海王(建都东瓯,今温州)。原来,当年吴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时,东海王也是同谋,后来,吴王刘濞兵败,东海王乘机将其诱杀,将功赎过,得到了刘邦的宽恕;因此,刘濞的儿子鼓动闽越王进攻东海王,以报当年杀父之仇。
    汉武帝得知东越相攻,派汲黯去视察。汲黯走到吴地(今江苏苏州,当时的会稽郡郡治)就打道回京了。他向汉武帝汇报:越人之间的打打杀杀,是他们的习俗,根本不值得大汉天子的使者前去。我们要连这种事也管,就太掉价了。
    对皇上布置的任务挑三拣四,汲黯胆子真不小。
    汉武帝是什么反应呢?史书没有记载,不过,汲黯还有第二次抗旨;看来,至少汉武帝没有给予汲黯刻骨铭心的惩罚。
    第二次,河内郡(郡治在今河南武涉县)发生大火灾,烧了几千户人家,汉武帝仍派汲黯去视察。汲黯回朝向汉武帝报告:由于房屋密集,烧了不少人家,不过不值得皇上忧虑。我路经河南郡(郡治今河南洛阳),眼见当地百姓受水旱之灾,灾民多达万余户,甚至发生父亲吃儿子的惨剧。我未经您准许,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打开河南郡的国家粮仓,赈济当地灾民。现在我交回符节,情愿接受假传圣旨的罪名。
    假传圣旨,其罪当斩啊!口气还这么冲!皇帝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谒者还要指手画脚。这回汲黯罪该严惩了吧?
    事实是,汉武帝没有一句责怪,免了汲黯假传圣旨之罪,还调任他为荥阳县县令。
    汲黯在武帝身边是个谒者,调他任县令是升迁,但是,汲黯“耻为令”,借口有病把官辞了。汉武帝又将他调回身边,任命他为太中大夫。
    武帝一向血气方刚,怎么突然变得如此忍让?一句“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就抬举了大汉天子,让武帝顺了气?擅自开仓放粮是为天子分忧解难,所以武帝就大事化小?
    或许武帝的意思是,这个汲黯,脾气是臭了一点,刺儿也比别人多,不过,好歹也是在为大汉办实事,结果是好的。何况,都是小事,与大政无关。
    但是,汲黯也反对过大政方针,而且还是武帝最为得意的政绩。
    第二,汲黯批评汉武帝对匈奴作战。
    汉武帝在位54年,对匈奴作战达44年。对匈奴作战是汉武帝毕生致力之大业。
    汲黯对对匈作战一贯持反对态度,因此,一有机会,就向汉武帝提出和亲(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承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
    就因为对匈作战,汲黯和汉武帝在一年之中闹了两次。
    第一次是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浑邪王因屡战屡败,担心自己被大单于诛杀,干脆率部向汉朝投降;这是汉武帝对匈作战以来,第一次接受匈奴大规模投降。汉武帝非常重视,准备用两万辆车去迎接。古时一车四马,两万辆车需八万匹马。但是,连年战争已使汉朝不堪重负,国家只好向百姓借马。百姓哪里舍得?纷纷将马藏起来,两万辆车迟迟不能到位。
    汉武帝非常恼火,准备处死完不成任务的长安县县令。
    汲黯对汉武帝说:长安县的县令没有罪,只有杀了我汲黯,百姓才愿意将马献出来。此时汲黯担任右内史,长安县令是他的属下,汲黯站出来为下属承担责任。他又说,朝廷只需让人沿途准备车马,就可将他们接到长安。怎么能够闹得全国骚动,让全国百姓都去侍奉匈奴降者呢?
    这话非常尖锐,而且和汉武帝的意见完全相左;但是,汉武帝沉默不语(上默然),并未降罪汲黯。
    第二次是浑邪王率部入住长安后,出了件大事震惊朝野:因与匈奴投降者做生意,五百多名商人被判死刑。汉法规定:不能和匈奴人私自做生意。而不少汉族商人想当然地以为长安的匈奴降者例外,故涉案者众多。
    汲黯对汉武帝说:我们本该将匈奴人赏给烈士家属为奴,以慰死者。即便做不到那样,也不该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养活他们,把他们当宠儿一样。再说,百姓怎么知道与匈奴人做生意是死罪呢?陛下此举,是保了树叶而伤了树枝啊!
    汉武帝沉默良久,没有答应汲黯的要求。汲黯走后,汉武帝感慨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听到汲黯说话了,今天又听到他说昏话。(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
    第三,汲黯抨击汉武帝的宠臣。
    在《以死杀人》里面讲到,迂腐的狄山就是忘记了“不可批评皇帝的红人”这一为官大忌,向张汤开炮,触怒武帝,自取灭亡的。那么,汲黯这一炮又是怎么打的呢?
    张汤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后,着手变更汉初的法律。一次,汲黯当着汉武帝的面斥责张汤:你身为国家正卿(正部级干部),上不能弘扬先帝功业,下不能遏止百姓邪念。相反,明知不对你还非要做,为的就是成就自己的“事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你怎么敢把高祖皇帝定下的法令乱改一气呢?你这样做,早晚会断子绝孙。(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骂街的话都出来了。汲黯深谙战斗要诀:我先扯下脸了,就无畏了,你敢扯下脸皮,就放马过来。结果,汲黯得胜而归。
    汲黯经常和张汤吵架,张汤爱在细节上雄辩滔滔,汲黯则在大问题上坚持原则。汲黯说不服张汤,怒不可遏地骂张汤:天下人都说,不能让刀笔吏出身的人居公卿之位,果真如此。如果依你订的法律,天下人都会吓得腿也迈不开,眼睛也不敢向前看!(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汲黯骂到了张汤的痛处。
    第四,汲黯揭露汉武帝的表里不一。
    汉武帝外儒内法,有三位大臣看出来了,但对策各不相同:
    公孙弘看出了,他创造性地以公羊派《春秋》阐释法律(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因此,大得汉武帝欢心。
    张汤也看出来了,于是发明了以儒学断案的新方法,同样深得汉武帝赞赏(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精明人,他们利用汉武帝的外儒内法,为自己捞取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汲黯也看出来了汉武帝的外儒内法,但是,他不但没有迎合,反而毫不客气地指出:陛下心里欲望极多,表面上还要侈谈仁义,那样如何能效法唐尧虞舜呢(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汉武帝自尊大挫,一声不吭,怒气冲冲地退朝了。汉武帝回宫后,对侍从说:汲黯闹得太过分了!(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这一次汲黯的确有些过分。官场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何况是对当今圣上?他“言传”了还不够,还那么露骨,什么“骨子里要法家,面子上要儒家”。汲黯不懂批评艺术,或者也不是不懂,而是唯恐绕弯子别人听不明白,有点存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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