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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儒家的传奇人生


    
    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后以漱溟行世。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等作品。他出生在北京,在城市长大,却为农民做事,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早在1938年就赴延安访问,同毛泽东纵论中国及天下大事;他只有中学学历,却凭勤奋和天赋自学,在佛学、儒学等方面卓有成就;他惯于独立思考,不讲假话,不随大流,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曾当面顶撞毛泽东。
    从不唯上,敢于放言
    1938年1月,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就对他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民国七年(1918)我在北京大学,那时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图书管理员。梁漱溟称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毛泽东面前,梁漱溟可以放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梁漱溟不愿进京,但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50年再次邀请,他才从重庆到了北京,愿意被纳入“政治协商”范畴。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工农有“九天九地”之差!
    梁漱溟的发言呈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斥梁漱溟坚持地主阶级立场,非难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在12日的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梁漱溟。梁漱溟觉得毛泽东曲解了他发言的本质,要求澄清并解除对他的误会。可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定性逐步升级。17日将他说成是野心家,伪君子。18日下午,梁漱溟对毛泽东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书生梁漱溟怒道:主席你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你;若你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梁漱溟终究未能遂愿,他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没有雅量”的毛泽东保留了梁漱溟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他的生活待遇照旧。
    作为“反面教员”,梁漱溟本色依然不改。他在1953年被宣布“一贯反动”,1955年又被重点批判,不让他发表文章,却幸免于“反右”劫难。但在20世纪60年代政协委员开会时,他发言胆敢不讲阶级斗争;70年代初,他发言“宪法草案”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不该将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去!林彪死于异邦后,政协组织“批林批孔”,在同仇敌忾中,梁漱溟却“不批孔,只批林”。因此,他又遭到批判。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974年9月23日,梁漱溟就这样在批他的会上拒不“认罪”!
    “四人帮”垮台后,“两个凡是”仍然笼罩全国。1979年初,已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却敢于在会上全盘否定“文革”。
    无党无派,和而不同
    1953年9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
    梁漱溟的确和国民党许多要人熟识。譬如他1931年赴山东邹平开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时,邹平县作为“特区”,不用向省里交税;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还兴办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那时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给了梁漱溟许多优待。梁漱溟原籍广西,和李宗仁也算同乡。他和并非国民党人的张东荪有关系,是因为他们同在“中国民主同盟”——毛泽东这样“点名”,是因为张东荪已经卷入1951年破获的“美国特务案”。
    梁漱溟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指责。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是“惩办战争罪犯”。2月13日,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凡是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但梁漱溟又说,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3年作战,事非得已,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3月10日,他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说,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不能与它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它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它只能“和而不同”。
    梁漱溟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1980年他接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采访时回忆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感觉对他很客气的蒋介石十分虚假。
    不肯妥协,“叫板”现实
    梁漱溟1917年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直到1924年,一直在北大任教,先讲“印度哲学”,出版《印度哲学概论》;再讲“儒家哲学”,连梁启超都亲自上门向他请教佛学。
    梁漱溟在《东方杂志》上骂熊十力不懂佛学。1919年,熊十力从天津给梁漱溟寄明信片,两人“不打不相识”,梁漱溟向佛学家欧阳竟无介绍熊十力,为熊十力成才助了一臂之力。
    1921年,梁漱溟又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闻名遐迩。可是,他却在1924年辞去北大的教职,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一边办学,一边考察。自1931年起,把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接到山东邹平。
    一个出身“世代诗礼仁宦”家庭、在北京长大的人,居然到乡村生活。他的长子梁培宽后来回忆: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全家生活在那里,喝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7年。半个世纪后,梁漱溟在《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
    7年后,这项试验因1937年日寇入侵被迫停止。梁漱溟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在枪林弹雨中,他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及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罗荣桓等都进行了会晤,历尽艰险。
    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几乎没有过春节这个概念。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
    1941年,梁漱溟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们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黄炎培曾和梁漱溟戏言:我们是“黄粱一梦”啊!
    梁漱溟把金钱看得很淡。1941年,他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给自己定的是月薪100元,给经理定的却是200元。后来他把自己工资的一半又贴给家里人口多的经理。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的都接济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着落的友人。
    与自己较劲
    梁漱溟说,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他的父亲梁巨川,是位任过内阁中书、民政部主事等职务的举人,也是位体恤下层的“怪人”。在60岁生日前3天,梁巨川留下“国性不存,我生何用”的遗书,自沉离家不远的湖中。
    梁巨川临“走”前,还和儿子讨论局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他离开了污浊的世界,给梁漱溟留下了无尽的思念,也给了他持久的影响。
    梁漱溟从小时起,父亲就对他实施“宽放”式教育,给他自由,任他“胡闹”。发现错误,点到为止。梁漱溟5岁开蒙,和普通儿童不同的是,梁巨川没让儿子读经,而是送他到中西小学堂读书。1906年,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后,养成自学习惯、博览群书的他没有上大学,而是担任《民国报》编辑兼外勤记者;梁漱溟甚至想出家,梁巨川都不明示反对。
    梁漱溟因思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但是在父亲自杀后,他立志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
    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的打击,梁漱溟挺了过来;“文化大革命”中,年逾古稀的他被赶出居室,他不仅坚强地活着,还在暂住的小屋内,凭记忆写出《儒佛异同论》。
    梁漱溟的人生观转变,是他自己所“悟”。他受父母疼爱,家境又好,却苦闷不乐。而家中天天为生活劳作的女工,脸上却有笑容。梁漱溟参透: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
    一生钻研佛学的梁漱溟,却从不烧香拜佛。可见他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而走进佛学。后来他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又研究儒学。他的两个儿子,一名培宽,一名培恕。取名可见追求。
    梁漱溟时常向人“叫板”,似乎非儒家所为。梁漱溟这样解释,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新儒学奠基人的称誉。他却说,对孔子的学说,自己只是在殿外往里看到一些,不敢说登堂入室。
    进入耄耋之年后,一生思考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痛斥的梁漱溟判若两人。他成了一位温和、中庸的长者,他甚至写了《纪念先妻黄靖贤》的文章,言辞颇具温情。殊不知1934年夫人黄靖贤在山东邹平逝世后,梁漱溟当年的“悼亡诗”写的是: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更令人惊奇的是,当艾恺教授1980年问他“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时,他脱口而出:毛泽东!
    1988年6月23日,年轻时多次想自杀、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梁漱溟,徐徐垂下95岁的人生大幕。他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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