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对中国文化的体认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0:11:51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张岱年对中国文化的体认 刘军平 “暮色苍茫,雄鹰展翅。”[1] 西学东渐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哲学这只智慧之鹰翩然而至中土。20世纪的中国哲学怎样放眼眺望盘旋在中土大地上的这只西方雄鹰？是做一只甘为其下的燕雀？还是与之并肩搏击长空、鹰扬虎视的鸿鹄？[2] 抑或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作为原生型的中国哲学，有着历史的传承和融合古今异质文化的悠久传统。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学风为后世宽容、平等地对待“他者”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典范。宋明理学对佛学的吸纳、溶通、转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心性内涵。明请之际的启蒙思潮为西学的输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主思想可以直接对接西学中的有关内容。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与近代实证科学方法不无相通之处。自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以来，有识之士纷纷放下了惟我独尊的民族意识，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博厚高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气概，另一方面，先贤们意识到，要剔除传统经学中暮气沉沉的部分，使它焕发昂然生机，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展开对话和沟通。这一思想前奏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哲学这只鸿鹄展翅高飞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和条件。 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正是20世纪中外哲学思潮交汇后的新生儿。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就率先提出了“综合创新”的论说。一方面，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恒久不息的生命力，延续和更新往圣的绝学是他始终不渝的天命；另一方面，他妥善地处理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自觉地、有选择地对待“他山之石”。在中西哲学的交锋中他睿智地观察到其中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两橛的思维定势，寻觅到传统与现代相契合的生长点。同时在坚持中国哲学自主性、独立性的过程中，他从未放弃传统哲学中开放的、多元的、普遍主义的预设。张岱年哲学的包容性和宽容性折射出中华文化厚德载物的一面，其多元性的视阈并不妨碍他对本土资源的坚守。在知识与价值的张力中，张岱年始终思考的是，怎样重建能体现传统哲学中那些具有普世性的精神？为此，他极力挖掘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菁华，同时力主贯通中西哲学。 “贯通”首先意味着对中国哲学的体认，张岱年对传统的体认之深切在20世纪的哲人中并不多见。哲学是什么？在张岱年看来，哲学是“究天人之际”的学问，也就是人与世界交融合一的生活世界的学问。因此，大体来说，张岱年反对独立于人之外的概念王国，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生活世界。虽然他借鉴了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在他那里宇宙和人生、天与人始终没有割裂开来。张岱年的哲学不是傍依“西方中心主义”的副本，或是逾淮之枳，而是融会了中国先哲思想之精髓与西方哲学之优长。张岱年不仅是旧血脉的继承者，而且是在中西文化的激荡中能够回答诸多重大问题为根本目的的创新者。这一点是其他诸家哲学形态所不能比拟的。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在张岱年的构思中成为一个绵延的连续体与统一体。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哲学”综合创新”集大成者、是传统的守望者，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真精神的传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大雅》）冯友兰先生把它阐释为“旧邦新命”。同理，在张岱年看来，哲学的发展与民族的勃兴生死攸关。“有力的哲学可以激发民族的潜能。中国需要的哲学，乃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须能从绝望中看出生路，从危险中看出光明，从死中看出生，从否定中看出更进的肯定。须能鼓舞人的勇气，培养人的斗争意志，激励人的坚忍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把中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才能有助于民族的再兴。在一时代能有积极作用的哲学，必是能助其民族应付新环境的哲学，有变革现实之力量的哲学。”[3] 张岱年哲学思想的创新有时代的使命感和博大的气魄，把哲学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而不只是坐而论道或风花雪月的吟唱。 为此，他需要从先哲那里吸取创造力量。这样，《易传》、孔子等的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刚健弘毅精神之源。 《易传》荡荡不息、生生不已、大化洪流的宇宙观，既使人反观人生大本大源，又裁成天地，辅相万物，融合天地人三才，在天道、人道、地道的叙事框架下展开了认知上的宇宙情怀与终极追求。对于张岱年来说，光大中华文化慧命，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必须注重《易传》的刚动、盎然生机、生生不易的思想。“生”对于张岱年来说，除了生命、生活、生生、生发、生化等意义外，还获得一种哲学上的意义。他把自己的宇宙观概括为“生生两一，一本多极”，为的是突出宇宙变易不息的变化历程和性质。无论是在“动的天人合一”、“生与理之两一”、还是在“以和为贵”的哲学命题中，张岱年都返本归《易》。就“易”本身的涵义来理解，尤其重要的是，他服膺《易传》富有日新、生生不息的精神。从变易的辩证关系中，张岱年推出了“变中有常”的哲学观。《易传》的天人同构、时空合一、中正和合的思想方式与价值取向，是宇宙生命的本体理念与生命融合。无疑，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与《易传》建立了亲缘性和承续性，其中的刚健主“动”的思想就是易学精神的弘扬。从其哲学体系中“事理论”的主体部分受其影响可见一斑。张岱年还意识到，易学中的保合太和，德合无疆、含弘光大的儒家生态伦理，将为消解西方工具理性重压下的人与自然的紧张提供有益的启迪。易言之，张岱年从《易传》中披沙拣金、探骊得珠，发掘了出对其““综合创新””极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张岱年的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古树上绽放的新芽。象往圣先哲一样，他把目光投向了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或问题，覆盖了当下的生活内容。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不仅充分关怀现实的人生，提倡“孔颜乐处”，也活脱脱地表现了积极有为、热爱人生的理想主义人生观。孔子仁学的仁爱与忠厚、宽恕与洒脱、洞见与智慧、平实与刚毅，在张岱年的思想和人格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张岱年认为，儒学具有人的宇宙观、生活世界以及超越性层面上的普世性，从而不停地对儒学作“因革损益”和现代化的转换，让其同自己的思想一道走向现实，走向世界。先秦儒学关注的中心对象始终是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的自觉、人格尊严、人的主体意识。张岱年接过儒家哲学中有关人的观念的论说，建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学说。他揭示了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人生论，人生论的重镇是价值学说，而价值学说的中心则是人的本质意义。对于张岱年来说，履行了人道就体现了天道。他认同儒家重视此岸，远离彼岸的传统，肯定了道德的崇高和尊严，力图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和提挈人的精神境界。在“以人为本”和“群己一体”的哲学命题中，张岱年所探讨的基本问题都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和谐的传统范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和领会。特别是在当下提倡“以人为本”的话语环境中，重温张岱年关于人的透澈阐释，更加感觉到其理论张本与传统儒学的“人”接通了起来，水乳交融，一脉相承。同时，他对中国哲学中人的价值、人格价值的精辟论述，道前人所未道。他直接主导着20世纪后期国内关于人的价值学说的讨论。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并没有对“综合创新”本身进行解说，原因是，在我看来，“综合创新”是指张岱年运用的一种思维模式，其目的是重组和洗汰传统的不足，保留有利于变革的资源，其终极目的是，在创新之后继续与传统保持认同。如果对儒学传统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那么传统还有多少需要保留下来呢？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是站在传统坚实的土地上。在唯物、理想、解析的综合中，以及在《天人五论》中，张岱年所探究的中心主旨是事理、天人、群己等传统哲学的命题。现代西方逻辑分析只不过为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维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其落脚点和着力点还是放在了本土的资源。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还是逻辑解析，如果离开了对传统哲学的依托，都是无的放失、失之空疏。如果把“综合创新”比作嫁接后开花结果的树，那么逻辑分析法就是嫁接术，而传统哲学正是使树能枝叶繁茂、四季长青的种子和肥沃土壤。离开了种子和土壤，我们能企盼花果飘香么？ 因此，传统对于张岱年是须臾不可离的空气、阳光和土壤。熊十力的哲学生命直接追寻到《大易》思想所寄托的慧命，冯友兰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张岱年的学统又在哪里呢？在我看来，其哲学思想的基石源自先秦儒学、老子的辩证法和上述论及到的《易传》。在此基石上，张岱年建构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在“物统事理”、“物源心流”、“动的天人合一”以及“生与理之两一”等哲学命题的阐发中，张岱年从张载、王船山、颜元、李塨的手里接过主“动”的旗帜。如果说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中有一条砰然律动的主线，触摸到这一脉动，也就把握了其哲学大厦的建筑风格。我们在考察这一主“动”的线索时，不应该忘记支撑其观点背后的历史动因。象他所崇敬的先哲张载、王夫之一样，张岱年的上半生也生活在风云激荡的岁月。我认为，主要原因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积重难返，张岱年试图以主“动”之学转变当时中国社会惰弱习气，抵御列强，同时提倡学以致用，躬行实践，以振兴中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哲人登高一呼而四海望之。张岱年奉行的是为民族复兴而立言、立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虽然张岱年没有颜元“开两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源《居业堂艺集》卷八）式的峻激狂狷，他毕竟是一位“直道而行”的士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超越小我，立天地之大我，迫使张岱年在哲学理论的创建中自觉地担当起华夏文明的薪火传人，中国传统士子铁肩道义的使命感在张岱年的哲学思想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我们必须注意到张岱年主“动”的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后期也经历了嬗变的心路历程。从早年提倡的“兼和”到晚期强调“以和为贵”，从早期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改为“万物并育而更相害，道并行而亦相悖” ，以强调“相害”、“相悖”，也即是矛盾的对立面，到后来重新回归《中庸》的原旨，而重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一本而万殊的多样性。小德如涓涓溪流，脉络分明，往而不息，天地之大德，源深本厚，化育无穷。张岱年体认到，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物、文明与文明之间和谐相处的最高理想。 一方面，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有着深深的认同，因为它超越了知识性、功利性的意识。另一方面，为了让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在建构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自主性上，他不遗余力地彰显其知识形态。在知识与价值之间，张岱年试图找到一种平衡。为此，他在《中国知论大要》一文中清理了先秦的理性言说，以证明中国哲学知识论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述，但仍有其实质系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第三大部分，他着力疏理了中国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他指出：“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甚发达，然亦非无有，不过不如宇宙论与人生论之丰富整齐而已。在西洋哲学，知识论之发达，亦近三百年来之事；在上古及中古，关于知识，亦仅有断片的学说，与中国哲学类似。”[4] 张岱年纠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即只有西方有“哲学”，中国“无哲学”。从哲学到中国哲学的界定、从中西哲学的异同和特殊旨趣，他正本清源，激浊扬清，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实质形态与体系，给了那些跟在西方人后面鹦鹉学舌地讲“哲学”的人以迎头痛击。如果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奠定中国哲学史通史的典范，那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则奠立了中国哲学通论的典范。对于后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重新认识。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中国哲学“活的”或“死的”问题、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问题，张岱年逐一铺陈，立论令人心悦诚服。在概念范畴研究的创新方面，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贡献。一方面，他主张中西哲学在概念范畴上不存在一个超然的标准来决定概念涵义的一致性，这是其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他所强调的是不能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套中国的概念范畴，不同的范式决定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性是不可通约的。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所在。从哲学的普遍性来看，中国哲学要走向世界，必须要在概念范畴等知识形态上下功夫。张岱年也认识到，中国哲学必须清理其涵义上模糊不清的弊病。有鉴于此，他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畴，疏释中既注意到其历史性，也兼顾到其逻辑性，竭力做到二者的统一。事实上，张岱年在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中国哲学方法论上所作的继往开来的研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鲜有人能与之比肩。 随着时光的流逝，张岱年后期对中国哲学的体认和把握，越来越真，越来越准。自黑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几乎把哲学的规范性本质理解为“反思”。在黑氏等人看来，如果说反思性不是哲学思维的唯一本性的话，那它也是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黑格尔等人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其主要是拿西方的理性尺度来度中国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在世界上的位置，张岱年作了剖析和探索。张岱年认为，哲学不是一种价值无涉的事实性思维，它有其终极性和超验性。中国哲学对宇宙人生的终极思考，给人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托和信靠。在张岱年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哲学是“体认哲学”，从观察事物开始，再有所体于内，观之愈深，体之愈切。从体察生命万物开始，到重感通之情，人的整体价值透过道德法则与天道融合在一起。“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充满了形而上学的终极追求。了解“天命”与“性”在于对人道的体认。“合内外之道，故时措之宜”（《中庸》）强调的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内省与外观统一。因此，中国哲学不乏体验的内容，从体察、体认、体会、体验体证到体道，也缺不少感通的体验，从感触、感怀、感悟、感受、感应到感召。“以道观之”，重在“观”之后的“感”。看云起云飞，花开花落，鱼翔浅底，大浪淘沙，一叶知秋，嘤鸣燕舞。一粒沙可以“观”世界，一朵花可以“感”人生。白居易的“来如春梦几时多，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不仅是对花儿的感悟，更是对春天、人生顿悟良多。从哲人兼诗人的韩愈、苏轼、杨万里、朱熹到王夫之，谁不用诗表达自己的哲思？这就是诗与真追求的和谐统一，也是中国哲学重直觉、体悟、观感之特点。因此，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必须重视“体验——解析——会通”的路数。 冯友兰把用诗歌表达对人生的形而上的思考，称之为“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用正底方法，讲形而上者，以思议讨论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思议表现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用负底方法讲形而上学者，以直觉‘见’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以可感觉者，表现不可感觉，只可思议者，以及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者。诗人亦如此。”[5] 这种审美与喻理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哲学中“负的形而上学”的静观自然，忘我而化入物境的“无我之境”。王国维先生通过透析“观物”的物我关系而提出“无我之境”，发前人之所未发。这种“无我之境”实际上已进入洞照客体、剔除偏见、容纳万境的物我两相契合。“小子何莫夫学诗”（《论语·泰伯》）因为，诗歌除了兴观群怨、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之外，更主要的是，许多诗哲进入了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的境界。 晚年的张岱年非常认同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辫已忘言。”张先生认为其中的“见”、“飞鸟”、“真意”，还有“忘言”，表现了无穷的道体和传递了人和自然境界的“天人合一”。 行文至此，整个论文的撰写已接近尾声。非常巧合的是，时值2005年4月24日，是哲人张岱年先生身后百年一周年的忌日。黄昏时分，放眼窗外，春意盎然，莺飞草长，绿草青青。笔者突然感悟到哲人从“蓄草”体验对存在界之真生命的体贴，对自然万物一体之仁的洞见。万物的春意、生意，让人体验到即生即仁的默识。若张岱年先生在天有灵，定能看到此刻的郁郁青草、也会心有灵犀地赞同“与自家意思一般。”（《河南程氏遗书》，卷三）面对哲人们对生命世界的智慧领悟，此时此刻的我只能体证“此中有真意，欲辫已忘言”的真谛了。 注释： [1] Hegel, Frederich. Tr. T.M. Knox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3. 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说的这句话的原文是，“The owl of Mineva spreads its wings only with falling of the dusk.” 密涅瓦的猫头鹰是智慧女神，也即西方哲学的象征。 [2]“鹰扬虎视”一语出自《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形容如雄鹰之飞翔，如虎之雄视，气势威武不凡。 [3] 《张岱年全集》1，第239页。 [4] 《张岱年全集》2，第552页。 [5]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2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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