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自由 / 王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2:11:46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诗性的自由 ——评陈纯《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 王堃 最近，陈纯通过“端传媒”发表了“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一文，力揭中国的“右翼自由主义”以及蒋庆、秋风等“大陆新儒家”在合法性阐述上的困境，并且提出“左翼自由主义”是当今中国唯一能够建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学说。原因之一，这种理论能引起一般人的共鸣并诉诸“公共说理”；之二，它将政权合法性设置在人类理性认肯的“公共理由”上。陈纯的基本价值立场是我们所赞同的，那就是承认“个体自主性”和“平等尊重”，其实也就是自由与平等，这也正是自由主义的立场。基于此立场，陈纯对左右的划分是值得商榷的。这个立场一向为新儒家所接受，不论港台的还是大陆的。因而“大陆新儒家”也不仅限于陈文中列举的那几位，还包括自由主义儒家，如情感儒学和生活儒学。这类儒家把理性植根于情感的本源中，使理性的自由具有了诗性的特征，也为“儒家诗性女权”奠定了基础。与古典自由主义中的情感主义类似，诗性自由有着诗情的渊源，其中蕴涵着接续古今的一贯之道，为今天的“公共理由”提供了本源的奠基。因此，自由主义未必排斥儒家，携手共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一、自由：何必“左翼”？ 在陈纯看来，左翼自由主义最能抵御保守主义之处就是相信和依赖“公共理性”进行说理，然而这种价值立场不一定要冠以“左翼自由主义”的标签，来与“右翼自由主义”对抗，因为这种价值立场本身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肯定这一立场的就是自由主义，违背的就已不再是自由主义。例如，不论是秋风，还是某些所谓“右翼自由主义”者，其实都不是、或不再是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的左右之分，目前国内认可的主要是以哈耶克为主的右翼和以罗尔斯为主的左翼，其实后者只是中间派的自由主义，还未必算是真正的左翼。只不过国内强大的保守势力在扭曲了右翼的同时，把中间派也左化了。从陈纯引用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作为合法性根据以拒斥国内右翼来看，他也是在此基本认同结构下区分左右翼的，但主要针对的是奥派或经济自由主义者这些比较极端的“中国右翼自由主义”。而与其自谓左翼，倒不如直陈是中间派，或声称坚持了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中道，这其实与儒家的中庸也并不矛盾。 这个坚持是必要的，因为对公共理性的坚持就是对自由主义本身的坚持。没有一种自由主义是能够离开公共理性而存在的，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不同的只是对它的论述方式。比如，霍布斯订立了最初的公共理性法则——自然法，而他关注的不是理性本身，更多的是如何让人接受这些理性法则。在不考虑个人之间的任何中介性组织或道德习俗时，遵从理性可以避免在天性指引下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斗争，那么自由就是为保全自己而采用理性的手段做任何事，也就是合理的自由。通过“合理性”论证，他把公共理性置于个人非公共的判断和选择中。出于对每个生命价值的平等尊重，人们出于自我保全而判断自己的义务，并以和平的契约来兑换自由，理性就这样被转化成了合理的行为。换句话说，理性是在这些公共论辩和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即在尊重平等和维护自由的实践中体现的。 如陈纯所言，公共理由并不是先天的，霍布斯同样说明了它是从人们共同生活的实践中得到认肯而显现的，实践本身即蕴涵着自由与平等。因而，自由平等的实践就是公共理性及其认可的公共理由的来源。陈纯也肯定，右翼和儒家同样能以引起一般人共鸣的方式进行公共说理，尊重激发人们自主的判断，但又认为这不能产生公共理由。这意味着引起共鸣的自主并不是自由，或不是平等的自由。其中隐含着，有一种自由是不平等的自由，也就是陈纯反对的不符合现代的积极自由。然而积极自由必定不平等吗？ 即使是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反理性和自由至上主义，也必须承认个人自由的平等权利；虽说这种自由本身并不受理性的规约，而只是合理性的（或情感的）自由；但对此自由的平等权利的肯认，正是由理性保证的。换言之，理性是在公共生活的合理性自由中确立的；而理性又反过来规定了合理性，直到发展出现代的自由平等。后半句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公共理性建构的开端（如第一条正义原则），而古典自由主义也暗含着公共理性之源。同样，密尓在《论自由》中声称： 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1] 由“追求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到“不试图阻碍”他人的自由，都可溯源到霍布斯的合理性论证，它建立在对个体平等主权的尊重上。密尓指出，人正是在理性的指导下才能不断纠正错误而达到共识，理性是心灵的质量，即“作为有智慧的或有道德的存在的人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那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2]理性是在纠错的论辩中展开的，因而必然要求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对此自由权利的平等的尊重。只有在对自由平等的合理追求中，才能确立公共理性下的自由平等，这是左右翼自由主义的共同取法之源。即便在新右翼自由主义的代表哈耶克等人那里，个人自由的先在性也依然是得到承认的。个体无论在什么样的习俗语境里，都有为自我保存而自由选择的义务，而这将会导致公共的平等自由权利；而如若违背了这个根本的预设，也就是偏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旨趣。因此，国内的某些所谓“右翼自由主义”其实不能称为自由主义，倒毋宁说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的折射。而“左翼自由主义”对公共理性的坚持，才是对自由主义真正的回归。也正因此，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又何必非要给自己带上一顶容易招致误解的“左翼”帽子，[3]直接自称“自由主义”岂不更好？ 二、诗性自由：大陆新儒家未必都是自由的对立面 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也无需在“左翼”的头衔下与儒家对抗。上文已经说到，对自由和平等的强调并不必冠以“左翼”，其本身就是自由主义的特征，那么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也并不是儒家。或者说，即使特别与所谓“大陆新儒家”的那部分对立，也没有必要否认儒家能提供堪比自由主义的共识基础。事实上，“大陆新儒家”并非只有陈纯文中提到的那几位，因为大陆也有自由主义儒家。而这类儒家除了与港台新儒家共同分享心性传统的一部分之外，还包括生活儒学与情感儒学流派。譬如“生活儒学”的代表黄玉顺，同时也是“中国正义论”的提出者，就曾在共识网上发表过“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一文；[4]颇具讽刺效果的是，标题随后被改为“大陆新儒家已经成为帮凶”，而作者却也属于大陆新儒家的一员。可见，“大陆新儒家” 这个词已经被严重歪曲了。其实，自牟宗三、唐君毅以来，对自由主义价值立场的支持是20世纪新儒家的一贯传统，到了今天的大陆新儒家也不例外，只不过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儒家有所差异。 如果说牟宗三的政治自由主要是“内圣开外王”，而这条路在现今的中国遇到了瓶颈；那么今天的自由主义儒家既非如被批驳的“大陆新儒家”那样放弃内圣，也非沉潜于内在心性而回避外王，而是直面并打破这个内-外的框架。牟宗三“良知坎陷”的根本问题在于，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如何能够内在超越而进入无限？这个有限与无限的根本裂缝，即便以“智的直觉”来弥合，又与被批的“粗糙的直觉主义”有何不同？自由的大陆新儒家通过为存在者的存在提供了生活的本源，而化解了个体的有限存在与本源的无限存在之间的矛盾。存在就是生活情感的溥博渊泉，从情感流变的时间性中确立起主体性，出于主体性情感的考虑而形成了理性的度量，再从中建立伦理范畴的分类、诉诸公共说理。[5]无论古今，情感与理性的这种关系都是儒家的固有体认，也是儒家正义之道的统绪所在。 生活情感是先于主体性的本真的感动，因而与共同生活的情境有着深切的关联；由此建立起主体的理性，也具有了因时地而异的多样性，甚至有可能发展出压抑个体权利的样式。然而也正是由于本源情感的流变性，致使理性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损益，从而灵活的“损有余而补不足”，而不囿于某种特定的权利分配方式。由于这种理性根植于共同的生活情感，从而也具备陈纯定义的公共理性的特征，即来自共同的生活实践，只不过更加揭示了人们在生活中的本真体验的先在性。 在以理性的话语进入公共论辩之前，生活情感仅呈现为诗性的意象，只能用诗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是孔子的“兴于诗”。由诗情起兴，从而确立其主体的理性，进行公共论辩并生成公共权界的度量，这也即“立于礼”。因而，恰恰是非理性的诗情成为了理性的本源。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中，合理性与理性虽密切关联，但依然是彼此独立无涉的；而在生活儒学中，理性以情感为本源，并反作用于情感。情感是流动不息的，理性从中生生不已，因而理性所有的可能性源自情感的诗性。换言之，这种理性的自由可称为“诗性自由”。有点类似休谟的情感主义对反理性的推重，诗性自由同样取消了理性的先验地位，而以非理性的诗性情感充当了本源，但也同样不否定理性的必然与必要及其在公共说理中的基础作用。理性与非理性这二者缺一不可，而它们的关系留待下文详谈。 三、从诗性自由到女性自由：女权即是自由权利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被“左翼自由主义”拒斥，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难以包容女性主义。尤其是近来蒋庆发表了题为“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的宣言，引起了女性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一片炮轰。首先，意在“安顿”现代女性，就预设了女性的不自主地位，也就剥夺了其在公共领域的自由，而这与“现代”本身是矛盾的。第二，所谓“安顿”其实不外乎是“复古更化”，把披着“现代”外衣的女性打回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以复活其三从四德的“本来面目”。这里问题更大，因为直接把过去的女德视为女性的自然属性，这样不但纳妾缠足守寡都是合理的，并且可以延续到现在甚至未来。面对蒋庆扔下的这个重磅炸弹，也有儒家出来打圆场，如余东海声称“男尊女卑并不是对女性的歧视”，把谦卑与顺从结合起来作为女德，并将其延伸到男性世界中去，构成了“尊卑相反相成”的有别而统一，这个解释看似有理且符合传统，但却混淆了《周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6]尊卑既然上下有别，又如何达到统一？这正如方朝晖“为三钢正名”，在区分贵贱等级的同时承认人格平等，可是既然尊卑已经蕴涵在形而上的价值中，这种所谓“统一”和“平等”从何而来？ 《易传》中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也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干知大始，坤作成物”；但并没有说乾就是男，坤就是女，也没有“男尊女卑”的讲法。因为《易传》是哲学性的儒家著作，其中注重的是形而上学及其对形而下学的统摄，因而男女的尊卑虽在以《礼记》为主的经典中明确出现，但《周易》经传、《论语》等早期儒典并无此类论调。乾坤之德是刚健与柔顺，发展为“易知”与“简能”之德；乾的特征是生生不息，坤的特征是宽厚顺承。乾坤一个生物、一个成物，各自的象征为“天行健”、“地势坤”，所以说“天尊地卑”；可见，尊卑指的是健顺两种形而上的德性，而并非伦理上的贵贱之别。如果把它扯上了等级尊卑，就混淆了“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分疏，流于道器不分，自然说理不清。 《易经》重在下经之首的咸卦，李存山也曾指出咸卦的“止而悦，男下女”是蕴涵着平等自由思想的。其实咸卦古经就是男女欢爱的诗歌，表达着不夹杂形而下的道德说教的本源情感，[7]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伦理学都是从这种诗性情感中建构出来的。天道并不是玄虚的，而是从诗情中升起的主体理性所设置的，从天地乾坤的形而上学中下贯得到了男女夫妇各自的职分，就是“家人”卦中女内男外的“正位”；这是“天地之大义”，也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实现。位分不同并不意味着贵贱差异，而只是职责之分，其中暗含着理性的自由与性别的平等。 真正的女性主义，必定是自由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所要争取的并不是女性的权利，而是人的权利。否则，女性主义就误入歧途了。仿照孟子的说法：“何必曰‘女’？亦有‘人’而已矣！”有了人权，自然就有了“女权”。鉴于今天的原子式生活方式，权利必将成为与之相应的公共话语。从儒家的诗性自由上讲，奠基于诗情的主体理性有着度量伦理边际的自由，而当今所度量的正是人的权利。人权与女权是这种诗性自由的衍生提法，因而带有着自由的属性。因此，不妨把这种女权主义称为“儒家诗性女权”。 四、诗情：诗性自由的生活情感渊源 陈文有一句话说得不错：“‘公共理由’并不先天存在，而是来源于每个民族自身的历史实践和公共生活。”这其实也就是“生活儒学”的思想方法：在特定生活方式下，人们的共同生活使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在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下，人们的共同生活使他们组成了以女主内、男主外为基础的宗族、家族式群体，并选择“三纲”作为他们的价值观。而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人们的共同生活使他们具“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价值观。诗情的本源就是共同的生活情感，只有植根于生活本源，才能启发公共说理，建构出“与时出之”、符合时代需求的公共价值体系。可惜，不论今天的儒家、还是今天的自由主义者，都缺乏这样的思想视域、这样的“公共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性的“自由”有丰富的含义，超出了上述“古今一也”的理性自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古代和现代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或不能通约，在自由主义的理念上古今是一致的，只不过古今的“自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古代只有理性自由的理念，这是形而上学的领域，而在形而下的伦理层面并没有生出权利自由的需求。然而今天的理性自由虽与古代没什么不同，却要求在现实伦理政治领域开出自由权利的平等，这是因为形上之道虽然一样，形下之器却需要根据时势发生变化。 因而，当今大陆新儒家的合法性问题，可以归结到一个传统的问题上，也就是不变的道与变化的器之间如何勾连的问题。从宋儒到以牟、唐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都给出了不同的提法，然而依然难以打通这个鸿沟。只有今天的生活儒学才给出了答案，即：不变来自变，变又来自不变。不变的道是由生活的本源给出的，而变化的价值观是由道决定的。从生活情感中建立起主体的理性，再由理性建构起价值体系；理性的自由决定于情感的流变，而由理性构建的价值也将因此而适应时代的变迁。生活如水，诗情如流，只有在生活情感的本源中才能把握诗性的自由，并用它开创出富有公共性的当代价值系统。 注释： [1] 【英】约翰·密尓：《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2] 【英】约翰·密尓：《论自由》，第21页。 [3] “左翼自由主义”在中国当下语境里，很容易招致误解。比如，右派常将其与“新左派”的混淆，又如，国外的“左翼”变成了国内的“左派”云云；而国内的左派把它翻译为liberalism，以与liberarianism区分，以对其加以放纵、无责任感等种种贬抑。可见，“左翼自由主义”是个左右不讨好的称谓。 [4] 黄玉顺：《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624126072_all.html 。 [5] 《中庸》：“溥博渊泉，与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荀子·非相》：“圣人者，以己度者也。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 [6] 《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7] 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