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王充研究----以战后的研究为中心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03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日本的王充研究 ——以戰後的研究為中心 井之口哲也 著 鄧紅 譯 譯者按 井之口哲也是日本新一代的中國學學者，近年來主要從事於後漢時期的儒學研究。日本著名漢學家戶川芳郎的最新著作「漢代の學術と文化」（研文出版2002年版）中收有一篇網羅全世界的王充研究成果的「王充・〔論衡〕關係研究論著目錄」，就是經他的手而最後作成的。在此文的最後有他的學歷和資歷簡介，這里不再贅述。 這篇「日本的王充研究」，本是譯者於2003年初邀請他寫的，准備刊載在譯者的日文版專著「王充新八論」上。於此同時，譯者約定自己以同樣的題目也寫作一篇，而不互相通知如何寫；相信通過這兩篇殊途同歸的文章，可以展示日本王充研究的真實面目和大致豐彩。譯者的「王充新八論」日文版，因學術以外的原因，未能於2003年出版，而譯者「日本的王充研究：綜述篇」一文已於2003年8月中旬寫成。於是乘本校的2003年海外進修機會，2003年9月帶至譯者的母校武漢大學，投遞給了以郭齊勇先生主編的，紀念著名道家研究專家肖萐父先生80誕辰的論文集。而井之口先生的文章則於10月31日寫好寄至譯者之手，預定是改投遞給某一家中國雜誌。正巧，就在收到井之口文章的次日的2003年11月1日，在譯者供職的日本大分縣立藝術文化短期大學召開了「東亞漢學國際會議2003年大會」，會上譯者宣讀了自己的「日本的王充研究：綜述篇」，並向各位蒞會代表介紹了還未翻譯的井之口先生的這篇文章。兩篇各具風格且以不同方式寫作成的文章引起於會代表的極大興趣。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鍾宗憲先生當場向譯者索取這兩篇文章，說是筆者的文章由於不需要翻譯，直接在他們學校12月初舉行的國際研討會中，向蒞會學者們散發；而井之口的文章由譯者翻譯以後，明年3月兩篇同時刊登在新創刊的《先秦兩漢學術》國際學報（半年刊）中，云云。 譯者的「日本的王充研究：綜述篇」，頗得益於井之口編成的那篇「王充・〔論衡〕關係研究論著目錄」。然而譯者在那篇文章中，把日本的王充研究的論著的題目全部翻譯成了中文，這對不懂日文的學界同仁也許是一種方便；但同時也有攪亂懂日文的以及欲在日本尋察這些論著的同仁們的視聽之嫌。為此，譯者在翻譯這篇文章中，有意不翻譯井之口先生提及的日文的研究論著的題目，以保持原樣。請各位同仁注意。 本稿主要以研究成果特別顯著的戰後（1945年以後～譯者注）的時期為中心，筆者所把握的論著為對象，論述介紹日本研究後漢時代的思想家王充（27～100？）及其著書『論衡』的研究概況。 一、1945年之前的王充研究概況 在論述戰後的王充研究之前，有必要先介紹一下從日本開始受『論衡』的影響的時期到1945年為止的王充研究的概況。 還不清楚『論衡』是何時傳到日本來的。赤阪可奈子的「憶良の沈痾自哀文と論衡」一文（『日本文學研究』37、1998年2月），有被認為是歌人山上憶良（660～733頃）的晚年作品的「沈痾自哀文」（『万葉集』所收）里的憶良的死生觀，是以王充『論衡』的理論為基礎的。假如我們采用這一說法的話，『論衡』在8世紀就為日本的讀書人所詠讀（但是也不排除憶良去過唐朝，在唐朝獲得了『論衡』的知識的可能性）。日本最先確認『論衡』的所在，據說是公元9世紀末寫成的藤原佐世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里面有「論衡卅卷」的記載，被分類在雜家。 此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卷二「宋槧本考」有「蓋光宗時刻本也，後人遇宋諱闕畫，乃加朱圍，蓋五山僧徒之所為也。論衡一書，以是書為最善。」的記載，可以認為五山的僧侶們讀過『論衡』。而在江戶時代，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等荻生徂徠（1666～1728）的門下們也讀過『論衡』。後來伊澤蘭軒（1777～1829）校勘了『論衡』，狩谷木+夜齋（1775～1835）也根據自己收藏的宋本『論衡』寫下了『論衡校異』，其死後得到宋本『論衡』的岡本保孝（1797～1878）也寫過『論衡考』 。寬延3年（1750年），最初的『論衡』和刻本刊行，為『論衡』的普及作出了貢獻。徂徠門生、曾師事過山縣周南（1687～1752）的三浦石陽（1714～1795）校對過此書，並附有服部南郭的「讀論衡」一文。瀧澤馬琴（1767～1848）於讀過寬延3年版的『論衡』，並將從『論衡』得到的知識活用於自己的學問 。還有上田秋成（1734～1809）也深受『論衡』的影響，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運用了「遇」「不遇」「命祿」等字語 ，據說「秋成」之名也來源於『論衡』 。就這樣，『論衡』在江戶時代逐漸得到流傳，為許多讀書人所詠讀。 然而明治時代以後的一段時間里，王充及『論衡』只是被描寫成做中國思想史的一個側面，對其思想內容的研究很低調 。其間狩野直喜的研究雖有比較完整的內容，然而它遲至1964年才公諸於世 。日本的王充研究達到一定的水準，還是戰後的1950年代以後的事。 二、戰後的王充研究（一） ～戰後約20年間的王充研究～ 戰後日本的王充研究，與以前的王充研究相比，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據筆者所見，戰後日本的王充研究，1950年代初期到1960年代的後半期，以及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的這兩個時期比較活躍；特別是前一時期，即戰後約20年間，中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夜的這一段時期，研究的水平明顯提高，奠定了今天王充研究的基礎。 這一時期，在中國翻譯出版了蘇聯的彼得洛夫的中文版研究著作 ，同時關鋒的『王充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鄭文的『王充哲學初探』（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也出版了，迎來了王充思想研究碩果累累的一段時期。而在日本，根據王充的豊富的思想內容，也開拓了比以前更多的研究領域和題目，在這一時期主要的王充研究的主要思想內容有這樣一些：1）先天決定的「命」及其表象的偶然性問題 ；2）以漢代為最美好的時代的大漢論以及王充的時代觀 ；3）論及人的差別的聖賢觀和人格論 。佐藤匡玄、木村郁二郎、原田正己、御手洗勝、戶川芳郎等人的王充研究開始嶄露頭角 。 還想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里，大東文化研究所成為了『論衡』研究的一大據點。重澤俊郎『漢代における批判哲學の成立』（1957年9月）在大東文化研究所出版，是為戰後最初的王充的研究著作（也可以說是研究小冊子吧）。爾後，加藤常賢、重澤俊郎監修，山田勝美、和田利男、市川任三、水上靜夫、御手洗勝編纂的『論衡事類索引』（1960年10月）和『論衡固有名詞索引～附宮内廳書陵部蔵宋本校勘記』（1961年9月）等二冊工具書由大東文化研究所發行。前者是把『論衡』的內容分為哲學、自然科學、古典解釋、歴史、法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文藝等類別，將各類別的有關記事匯集在一起；後者則是『論衡』中所見的人名、國名、地名、書名、官名的索引；並附錄了狩谷木+夜齋和岡本保孝所擁有過的、現在保管於宮內廳書陵部圖書寮的宋本『論衡』 的校勘記。缺乏索引類的日本，此種工具書的出現尚為初次，能便利地找出詞組是其最大的優點，這兩冊工具書的出現無疑為以後的王充研究提供了諸多方便。同時不可忽略的是，從事大東文化研究所的『論衡』研究事業的成員們的『論衡』研究論著也引人注目 。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也是接受海外的有關王充及其思想的影響者桓譚的研究成果的極盛期。伊藤計介紹了蘇聯彼得洛夫的研究，守屋美都雄翻譯了捷克的波克拉，大原信一翻譯介紹了瑞典的卡爾古林的研究成果，中國以外的桓譚、王充研究為人們矚目起來 。清水榮則介紹了當時中國的王充研究概況 。 可以說戰後的約20年間，和以往相比，是王充和『論衡』研究得以長足進、並為以後的研究打下基礎的時期。然而在另一方面，這些論著對王充的把握，均為沒有正確理解王充思想的本質和在漢代的地位，而僅是貼上「唯物論者」「異端」之類的標簽的，用後世的篩子篩選過的東西而已 。 三、戰後的王充研究（二） ─以大久保隆郎的王充研究為中心～ 我們在前一章介紹了日本的有關『論衡』的工具書，這里想論述一下1950年代以後逐漸完善的日語的『論衡』研究基礎環境～也即日語的翻譯著作和研究專著。 最早的『論衡』的日語翻譯是松枝茂夫、今村与志雄編『歷代隨筆集』（平凡社（中國古典文學全集）、1959年6月）所收的大瀧一雄翻譯的逢遇、物勢、論死、自紀4篇。最初的日語翻譯著作也是大瀧一雄的『論衡』抄譯著作『論衡～漢代の異端思想』（平凡社（東洋文庫）、1965年7月）。這一著作除先前的4篇以外、還有累害、異虛、雷虛、藝增、問孔、超奇、商虫、自然、實知、對作等10篇共計14篇的抄譯本。隨後，翻譯了自紀篇的木村郁二郎「『論衡』自紀篇」（一）～（四）（『漢文教室』82、83、84、85、1967年6月、1967年10月、1968年1月、1968年4月） ，從先前的14篇削除了逢遇、累害、藝增、問孔等，增添了無形、吉驗、儒增、說日、宣漢、訂鬼、言毒等7篇的大瀧一雄的『論衡（抄）』（平凡社（中國古典文學大系）、1972年4月）等一類的抄譯譯注類也先後出版了。隨後，人們期待的全譯本～山田勝美譯『論衡』上、中、下（明治書院、1976年9月、1979年11月、1984年2月）終於登場，至此日語全譯本好不容易全部出齊了。以後，還有由綿本誠翻譯的關於王充的「命」論的諸篇文章～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幸偶、命義、偶會、初稟等8篇～的『論衡』（明德出版社、1983年3月）譯本的問世。就這樣，在後漢時代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中『論衡』的日語翻譯書格外引人注目。然而由於『論衡』中難解的文章很多，所以直率地說對這些日語翻譯的疑問和不滿是非常多的。筆者認為和其他的譯注相比，大瀧一雄的翻譯略高一籌，沒有他的全譯是一大憾事。 在另一方面，這近20年間，日本國內流行的，最容易看到的『論衡』研究著作，是佐藤匡玄著的『論衡の研究』（創文社、1981年2月）。其為佐藤從1950年代以來的一係列論文的匯集出版的，欲作王充研究者之必讀書物，所以此書出版刊行的意義很大。但是話又說回來，這也意味著，提到日本人的王充『論衡』的研究著作，想起來的只有這本書，這一情形居然持續了20餘年 。 佐藤的『論衡の研究』確實容易找到，也便於參考。然而筆者認為，悄然推動牽引戰後的日本的王充研究向前發展的大久保隆郎的王充研究，更值得推崇。 大久保氏於文革前夜寫的論文「王充の薄葬論について」（『人文論究』26、1965年12月），開始在學界嶄露頭角，以後約30年間，埋頭於王充以及有關思想的研究，發表了約30篇王充研究的論文。大久保的約30年間的王充研究，可以分類為以下五類： 1)和王充自身有關的個別題目的論述。 2)關於從桓譚到王充的思想影響。 3)關於王充一生是如何作學問的論述。 4)關於『論衡』執筆背景的考察。 5)關於日本江戶時期的王充研究的論述。 在1)中大久保論述的王充的豊富的思想內容，涉及及到薄葬論、典籍批判、佞人論、習俗批判、妖祥論、頌漢論等諸多方面。 2)和3)是大久保在一個大的構思下的集中論述；2)是指大久保的三篇連載論文「桓譚と王充」 。他比較了桓譚和王充兩者的有關神仙思想、死生、祭祀的見解，考察了桓譚對王充的思想的影響程度。3)是指大久保論述的王充的幼年時期到晚年的八篇連載論文「王充傳私論」 。它們詳細論述了王充出身、洛陽遊學活動，以及王充的文章論、文體。 4)描繪了王充生活的明帝、章帝時期的時代概況對王充執筆活動有什麼影響 。 5)是論述江戶時期『論衡』研究的推移的論文，也就是筆者在執筆本稿第一章時的信息來源。 大久保的王充研究和其他的研究相比有三個特點。首先，他關注王充的時代特點和生活環境，根據王充的立場詳儘地論述了王充的活動；其次是他的長年持續的研究結果，把握住了王充諸多理論的內在邏輯；再就是注意到了江戶時期的『論衡』研究。前二點是他長年不懈執著於王充研究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是日本王充研究的貴重財產。日本的日本文學研究者也曾關注過江戶時期的『論衡』研究，發表過一些論文，而在漢學的領域里江戶時期的『論衡』研究還未得以充分的發揮，期待今後能對之作積極的利用。在這種意義上說，大久保的功績在於他開拓了這一道路。 據說，大久保先生有將其發表過的研究論文匯集起來出版專著的計劃。我們衷心期待大久保先生的王充研究專著能早日問世。 1970年代前半期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中，掀起了批林批孔、儒法鬥爭的風暴，擁有問孔篇、刺孟篇、非韓篇等文章的『論衡』被人利用，不能被稱之為研究的文章泛濫於紙面。日本也有與之相呼應的文章問世，然而日本的王充研究自身似乎在靜觀中國的動向，顯得非常低調。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放松自己的研究持續發表論文的，惟有大久保隆郎一人，他在文革十年期間，寫下了7篇論文 。台灣在這一時期，發表了此後對王充研究以極大影響的徐復觀的「王充論考」（『新亞學報』10～1上、1971年12月／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二、台灣學生書局、1976年6月），而大久保隆郎和中國的周桂鈿在後來對之提出了批評意見 。 『論衡』研究的新芽於文革終焉以後在日中雙方出現。日本方面的笠原祥士郎、清水浩子、吉田照子等開始在王充研究領域嶄露頭角。笠原發表了關於王充的自然觀和偶然論等方面的論文，然其議論不免有一些抽象 。清水著眼於王充的陰陽五行、性論，最近又發表了有關和鬼神問題有聯係的祭祀觀的論文 。吉田的研究基於王充的「氣」論探索性命論和天人關係 。研究王充的女學者即是從此時開始出現的。 1970年代後半期到今日的『論衡』研究的題目，主要涉及及王充的死生觀、王充的科學知識等方面。笠原祥士郎和清水浩子也注目於研究王充的鬼神、祭祀觀，以及與之相關的王充的死生觀和薄葬論；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戰前僅有守屋美都雄的論文，以後大久保隆郎也寫過關於薄葬論的論文，1970年代以降也有一些論述 。同時，一些研究科學史和中國思想的學者們還考察了王充否定當時世俗間的意見的客觀理性思維，對王充對雷、太陽、天體等自然現象作出科學性解釋也有許多論述。 如前所述，大久保隆郎對桓譚與王充的關係進行過考察；而不限於桓譚，論述諸多先行思想對王充的影響的論文，以及將『論衡』和其他文獻作比較研究的論文也很多。大久保隆郎還寫有比較『呂氏春秋』和『論衡』關於同一內容的記述，分析『論衡』的記述來源的「「呂氏春秋」と「論衡」」（『福島大學教育學部論集』人文科學部門28～2、1976年11月）一文。關於『論衡』中『論語』的影響以及『論語』的解釋，有宮崎市定的「論衡正説篇説論語章稽疑」（『東方學会創立二十五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東方學会、1972年12月／『宮崎市定全集』3、岩波書店、1991年12月）、見初敏枝的「王充と『論語』の精神」（『九州大學中國哲學論集』13、1987年10月）、鬼丸紀的「王充『論衡』と『論語』～後漢の批判精神～」（松川健二編『論語の思想史』、汲古書院、1994年2月）、弓+巾和順的「『論衡』における『論語』解釈の一斑」（『村山吉廣教授古稀記念中國古典學論集』、汲古書院，2000年3月）。關於道家思想的影響，有福永光司的「王充の思想に就いて～王充と老荘思想～」（『東洋史研究』12～6、1954年1月）。大淵忍爾的「論衡、潜夫論と抱朴子」（大淵忍爾『初期の道教』後篇第2章、創文社、1991年11月），對『論衡』以後的道家思想的展開進行了考察。今濱通隆的「慎言と妄言と～揚雄と王充との「言語」観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中國古典研究』21、1976年3月）、辺土名朝邦的「揚雄、桓譚、王充～三者における思想的継承の問題」（『西南學院大學國際文化論集』2～2、1987年12月）、辺土名朝邦的「揚雄、桓譚、王充～三者における聖賢論と本性論の展開～」（『西南學院大學國際文化論集』3～2、1989年2月）等3篇都對從揚雄到王充的思想的傳承進行了考察。最近，山口圓發表了比較了『荀子』和『論衡』的「相人と運命～『論衡』と『荀子』の比較考察～」（『比較思想研究』24別冊、1998年3月）之論文。 如此這般，1970年代以來至今日的王充研究，除大久保隆郎的研究成果比較顯著以外，許多其他的研究者也注重矚目於後漢思想，特別是王充的研究。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後，從1980年代以來，來日本留學的研究中國學的亞洲漢字文化圈的留學生，諸如韓國的林正基和中國的鄧紅，跨越了文字的障礙，也用日語發表了研究王充的論文 。可以說日本的王充研究達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毫不遜色的水平，我認為今後應以中文來發表論文，以喚起海外對日本的王充研究的理解和議論。 四、跨向新世代的王充研究 ─展望今後的王充研究～ 縱覽日本戰後以漢代思想為研究對象的研究專著和論文，有完全不涉及王充，以及對王充特別關注之兩種傾向。如日原利國的『漢代思想の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2月）、田中麻紗巳的『兩漢思想の研究』（研文出版、1986年10月）、田中麻紗巳的『後漢思想の探究』（研文出版、2003年7月）就完全與王充以及『論衡』無關；長期從事後漢思想研究的池田秀三和邊土名朝邦在現階段（除池田的概論 以外）也沒有專門論述王充和『論衡』的論著。在另一方面，也有佐藤匡玄和大久保隆郎等長期從事王充研究的專家。這意味著什麼呢?也可能是現在雖然不大說「異端」了，王充卻一直被當成是特異的、特殊的思想家、學者的證據?也或許是因為『論衡』乃大部頭作品？具體原因不得而知，但勿庸置言，有偏向性研究態度畢竟是很難正確把握後漢思想史的。 確實，在中國或在日本，有專心於王充研究的學者，也蓄積了許多研究成果。然而筆者有著一種危機感，這就是王充研究雖然不能說已經研究透徹了，然而現階段的王充研究卻似乎已經飽和，以『論衡』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研究，已經很難開創出新的局面，在王充及『論衡』的框架里去研究新問題也已經似乎達到了極限。要想整理辨別迄今蓄積起來的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勞動 ，何況以後還會重復產生出雷同的研究成果。今後還能期待王充研究有重大進展嗎？我們到底如何應該推進今後的王充思想以及『論衡』的研究呢？ 日本最近的王充研究動向，有內山俊彥的論文「王充の歴史意識について」（『中國思想史研究』19、1996年12月）、戸川芳郎的『漢代の學術と文化』（研文出版、2002年10月）等發表，以前發表過王充研究論文的研究者又重新開始發表王充研究的論著，引人注目。戶川的著書中收錄了他寫的五篇論述王充的論文，然而戶川的王充觀卻沒有絲毫變化 。而且近年來包擴大久保隆郎在內的以前的王充研究者沒有提出新的見解，似乎已經向新一代研究者們交下了接力棒。小方伴子、山花哉夫、山口圓等年輕學者的論文相繼發表 ，王充研究迎來了新的時代。 年輕一代的學者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再考」過去的議論和問題的設定，改正它的錯誤和欠點。這樣的工作也許很重要，然而如上所說，王充研究已經達到了飽和狀態，以『論衡』為研究對象本身已經很難開創出新的局面，在王充及『論衡』的框架里去研究新問題也已經似乎達到了極限。今後與其說局限於研究王充和『論衡』，還不如說比較分析和『論衡』相接近的其他資料，活用以前沒有被重視的江戶時期的研究資料將之返還於現代的王充研究，再加上利用出土資料，去重新定位中國思想史中的王充思想，以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指向均衡的王充研究。作為這一嘗試，筆者寫過一篇「中國古代の「遇不遇」論～「時」と「命」をどう捉えるか～」（池田知久編『郭店楚簡儒教研究』、汲古書院、2003年3月），考察了包含郭店楚墓竹簡在內的和以前描繪的不一樣的中國思想史上從戰國時代到後漢時代的「遇不遇」的理論，在講「遇」中作了活用『論衡』的嘗試。另外，拙論「「論」の立場～王充の「作」「述」否定の意味」（『大久保隆郎教授退官紀念論集～漢意とは何か』、同論集刊行会、2001年12月）認為，以「論」賢者自居的王充的理論是針對當時的經學的存在方式（創「作」的聖人、祖「述」的賢者的關係）而發的。然而對於還未有人探討過『論衡』中的後漢時代的經學的影響的現狀，我深感欲研究後漢的經學須利用『論衡』的必要性。 雖然沒有完全涉及日本的所有的王充研究論著，以上是筆者以戰後的論著和研究動向為中心，描述的「日本的王充研究」。如有誤解或不備之處，還希冀讀者們不吝飭教批評指正。最後我想強調的是，回顧過去的膨大的研究蓄積，如果沒有獲得超越前人的研究方法，取得前所未有的研究視角，王充研究是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的。今後的一段時期，可能是對王充及『論衡』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進行模索的時期。 今後的王充研究，將任重而道遠。 2003，10，30 作者簡介：井之口哲也，1971年生。1994年3月山口大學畢業，2003年3月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單位取得退學，曾任武藏大學非常勤講師、明治大學兼任講師。現任東京學藝大學專任講師。主要論文：「後漢時代における五経の継受」（『中國哲學研究』14、2000年7月）、「論日本學者關於趙歧的研究」（共著、『國際儒學研究』11、2001年3月）。 （原載《先秦兩漢學術》第一期，2004年3月，無改動）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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