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 “生活儒学” 的批评----致黄玉顺先生的一封信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1:11:19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对“生活儒学”的批评 ----致黄玉顺先生的一封信 葛安台 此信傳楊祖漢先生（並請轉吳汝鈞先生）、林安梧先生、周博裕先生、FSCPC（李淳玲小姐或FSCPC的朋友可否將此信轉給李明輝先生？）、陳明先生、蔣慶先生。---- 作者 玉順先生： 《述神》蒙貴網站採用，您的識量非一般所能及，首先表示感謝。 其次，你說我沒有了解你所說的“生活儒學”是什麼，那麼我願再作以下的答覆，以為說明。 先只簡單再指出一點：中國哲學的核心，如果不是全部“中國人所習的哲學”的話，至少是“轉化為現代哲學的中國哲理”。 “外國哲學”當然仍須“如其所是”的學習之，講述之。在熊牟唐之後，有三條路可走： 一是亦步亦趨的覆述/演伸/應用。（就此點而言，台灣的李明輝先生最可謂忠實無違而擇善“固執”，如果不是“排他”的話；楊祖漢先生亦可稱忠實，而現能主持台灣“新儒家”代表刋物。故我們不妨說李先生與楊先生或有點可比擬為陽明門下的錢緒山。只不過，不但完全沒有獨立運思的能力，而不可能真可稱為“錢緒山”，且亦曾說牟宗三對“上帝”是“存而不論”的楊先生現在不知執“著”（平聲）什麼。自稱是新儒家左派的林安梧先生----我去年回台灣去見他即是因同情於他之“左”，而他竟粗暴的變臉----拒絕刊登敝文，故亦不知他在想著些什麼。現在他亦已在七月份《鵝湖》推出了他的“後新儒學”規模。他也說他是“生活”儒學。） 二是重新安排時空、數學與邏輯，即所謂的“量論”。這是牟宗三所曾從事、但並未完全成功的，亦是今天講現象學者不能不自知者。（台灣的吳汝鈞先生不能在此方面真正為之，卻反而一頭走到偏路上去了----此“偏”與王龍溪之偏不同----而自歡喜贊嘆。大陸的現象學者則恐怕還不必有吳先生在“創生”與“有/無”問題上的用心/警覺。） 三是徹底明白/分別何為“自然”，何為“精神”，以徹底解決宇宙“體/用”的問題，黑格爾/馬克思所留下的問題，[1] 與最終的“創世主/上帝”的問題（這不但是唐君毅“精神/人文”哲學猶待吾人省思的部份，也是熊牟唐三先生如何圓通融和的部份）。 上所說之一是任何人皆可為，亦皆不能不經過。二是我當年所曾想從事而愧不能者（我曾想從王浩先生學點數理邏輯，但他卻說“邏輯是末道小技”）。我亦因自認無法有力辯証牟師而不敢立言。我們或可期望中國人現之講習現象學將來能與數理邏輯結合，而再出一如青年牟宗三的天才而為之。三卻是我今已有悟而能明白說出者，而雖然不能從內部建立時空數學與邏輯，卻能從外部指點出其真相/定位。有一天若有人真能建立“量論”（中國哲學今後的Holy Grail），那將是中國哲學完全站立起之一天，但亦無法逾出我今之所說也（即可是牟先生在祭悼唐先生文中所說的“文化意識宇宙”明確具體落實為人所“創/生”的“精神宇宙”，但人之為“創世主”仍不能違於“自然”；而且，人是宇宙“創世主”之觀念若不成立----在“宇宙/自然”中“創世”之“人極”----則即使關於時空數學與邏輯的謎思也不必能真正解決）。 “生活儒學”所說的“生活”雖甚佳，但那是不夠的（也服不了現象學者或甚至由海德格所領軍的存在主義）。“生活儒學”（不管是海峽那一邊的）並沒有真正知道牟宗三所說的“創生心”[2] 和“般若共法”是什麼（“般若”在台海彼岸淪為“一本光明/同歸於道”的“解業”論）。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釋老若一時仍難掌握，（黑格爾的）“精神”總應該還能知（至少在敝文出現以後）？（康德是人人皆可不服氣，但卻不是人人皆可繞過去。胡塞爾/海德格真繞過去了嗎？） 附上從今年三月到現在我所寫的一些信，希望能有助你進一步了解。我在《述神》一文中原曾稱道“生活儒學”和陳明、林安梧與吳汝鈞等人與大陸現象學圈的一些見解，但以我從未發表過文章而恐人以為有附麗之嫌（也更擔心會使我的中心主旨被轉移或誤解），而全刪掉了。我衷心期盼大家不論所見為何，能共同為中國的前途思考奮鬥，而這個奮鬥只能以恢復孔子之為人類至聖/神的地位為最大目標或共同交集。但可惜的是人卻各持一見而互相抵消，而之所以如此，也往往是因為人不敢或無法以上所說之共同目標為明揭之共同目標而有以致之，否則大家必非不能彼此包容。（“不與夷狄主中國”的蔣慶先生雖最敢大聲明說，可謂最有漢子氣，但若不能真有得，即可被視為所謂“原教旨”，或甚至有可能被誤會為“義和團”）。今中國搖搖欲起，美日謀之日急，台灣卻不識大體而甘為人卒，中國/台灣何去何從？孔老之道不明，“上帝/神道”迷思不破，終是無法與人見真章也。馬克思在中國的功過/意義倒底為何？今後如何定位？豈不都仍是問題？願共思之。 現在，再回到“生活”問題---- 先如此問一個問題：什麼叫“生活”？什麼叫“思在”？ 首先，開門見山的（點出一個小秘密，a tip）說：我現在附上給你看的幾封信，比較是“生活”；你所開列出來的“生活儒學”規模，仍比較是“思在”。 言下有悟否？（若不能悟，恐怕既不能說是陽明的好弟子，甚至亦不會是馬老兒與毛潤之的好學生喲。） （林先生的“後新儒學”亦只能是轉說轉遠的“思在”哲學，未真正明白什麼是“創生心”與“般若共法”故也，故“創生”化為“（存有）X態”，“般若”化為“（道言）解業”，而總名為“一本光明/同歸於道”之“道言/解業”論。） “言說/思在”不能只靠你指出它只是“言說/思在”，它就可不只是“言說/思在”了，---- 正如“生活”不能只靠你指出它是“生活”，它就真可是“生活”；更如“業”不能只靠你說它是“業”，它就可“解”了，---- 否則我早在十餘年前就可開始立言了。（除非你開宗明義的說：我今天所說的不是“哲學”，我只是寫詩或打禪。但你能或願如此否？寫詩或打禪亦須有寫詩或打禪的技巧入路與氛圍也。若非在此氛圍內，人必可問：你何不去種田算了？）（而我也果然也就到餐館送貨切菜去了。） “生活儒學”說中國人並未“失語”，這是對的，亦確是不同於大陸上的“原教旨/義和團”之處。在台灣，則好像比較沒有人擔心“失語”的問題。但這並不是台灣人高明之處，而是根本沒有人關心或察覺，即使是號稱新儒家信徒者也好像沒有人察覺此問題之嚴重：即如果中文日趨概念化而“不知所以然”的話，---- 且莫言知不知“返”，因為已經沒有什麼“返”的可能，故在“返”（傳統）的問題上，沒有什麼失語的問題，故中國人今天在“語言”的問題上，亦只能“順其然”，而不能“違其然”，但是，若只知“順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話，---- 則不只中國人會“失語”，即連全部“哲學”本身（不論東西）亦將永劫不回。中國人（或全部東方人）失語不失語，根本問題還不在西方名相或觀念之移植（故“我海他川”之類的說法雖是有覺有警，但這是不夠的），而是語言本身概念化的問題。概念化就是西方話語最大的霸權，也是今天世界歷史不能逆的方向（除非核戰毀滅世界，人類重頭來過？但金岳霖豈不已經說了，由“能”到“式”是“道”的方向？人類既使重頭來過，能不也是這個方向？）。今天即使有人說“去概念！”，也仍是個“概念”也！這恐怕是連做為一個哲學家的德希達都不見得能或敢明確說出者，---- 他如果做為一個普通人或普通文人，能不能感覺到，那是另一回事----因為他畢竟不懂東方，至少是中國，語文，無從真正體會/對比。（從來布尼茲、叔本華，一直到海德格，西方人亦豈不早已只聞其味而不知其故呢？）西方的文學或藝術也常常反叛“概念”，[3] 血腥的（公私）“政治”亦豈不以“實在”為上。但那仍都只限於“表現/performance”（其實也就是“生活”！），一渉及“理論”，則還是乖乖回到“概念”的牢籠。在康德、黑格爾已籠罩一切的智思之後，叔本華、齊克果、尼采又掙扎些什麼呢？（一個微小的建議：現之凡說“生活”者，Rudiger Safranski的三本傳記《叔本華》《海德格》《尼采》可找來看看，若無興趣全看，只要挑其中有關康德黑格爾的部份看亦可，看他們如何用“生活”---- 或名“意志”，或名“實存”，或名“超人”---- 來抵抗康德黑格爾（與胡塞爾）的天羅地網？“生活儒學”不經過“般若共法”對“概念/思在”“蕩相/遣執”的“生活”，就已超過此三人的“生活”？甚至康德、黑格爾的“思在”？---- 胡塞爾的“意向性”亦豈脫得出“思在”？）（不要小看這種傳記，那不是一般蛋頭學者寫得出來的。）（在海德格所謂的“實存”之外，豈不還有個已懂得“閉嘴”的維根斯坦呢？） 我在十幾年前就說，中國語文“在作用中定義/思在”，西方語文“在定義/思在中作用”。而我卻還是不敢說話。“生活儒學”無論如何操作“生活”，能高出此一說否？人也不能永遠只是互相跟貼或到處演講吧？（如果一輩子做此事，則或可算是打破“思在”，而真“生活”，---- 也就是上所說的“表現/performance”，---- 但此與今日所謂“哲學”何干？宋明儒學大部份都是在互相講論中弄出來的，但今日是此環境否？1986年我初讀《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時就曾對王浩說，這些話語都是宋明儒心靈才說得出的話語。王浩雖然不懂，但亦未有任何反駁。現在講儒學與現象學者或許懂，故或許現在應有人出來大聲疾呼：“回到宋明生活！”？但恐怕又會有人說：“回到先秦生活！”呢？不是有人去找更古老更神秘原始的“巫史傳統”去了嗎？）（今天西方林林總總的“New Age”、“Inspirationals”、“Mental Gurus”不都也是“生活”嗎？而且往往還真能是“直指人心”的“生活”呢？這雖然是西方一直都有的“神秘主義”暗流，----其實也就是西方“蕯蠻”！---- 不是今日才有，但現所謂的“後現代”呢？不也是想要跳脫“思在/理性/概念”？不也是“多彩多姿”的“生活”嗎？“生活儒學”何不乾脆與“後現代”掛鉤呢？不是更多“趣味”？台灣的“後新”、“後牟”者不也在此用心嗎？故“生活儒學”又更有何高呢？）（一個人類學家張光直先生能讓中國的哲學家們如此心折，好像發現新大陸一般，張先生亦不朽矣，可入儒門四科之列。）（“生活儒學”之“生活”若不經過“般若共法”和“創生心”，有一天人或會將其與Georg Simmel----此公與胡塞爾是同輩，亦相往來----的“生命/生活哲學”相比附。那也是無所不包的前於“存在”的“生活”。） （你與人的辯論亦未成功：雖然你實有高於其之見----到現在居然還有人說什麼中國沒有形上學，這種人舊稱“一闡提”，現或只能稱為不認識中國字 [4] 的中國人，連西方人亦必知的“經”（宗/教/教化）“論”（哲學/理論）之別都不知道，所以竟還有什麼“大鈔票”與“小零錢”的謬論。這也就是仍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河殤”的那類人----但你並說不出來也。一直強調“生活先在”也只是同語反覆而已。你總不能永遠說人不知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吧？）（“失敗”亦不一定不好，象山與朱子辯“太極”是徹底的失敗，而且敗得很不好看，但這無妨象山之偉岸。）（“生活儒學”對“良知”與“良能”的解析固甚佳，但在今日“哲學”必不能不以概念語言為之的情況下，若不先經過“般若共法”則必不能達到“創生心”的地步，因此也必不能達到象山的地步，更不要說評點象山為“粗些”的陽明，何況竟然還有什麼“生活”先在於“道德”的說法，對“道德”的原始義真了解了嗎？豈不落回“唯氣”或“唯物”的“生活”呢？“生活儒學”能以此而高過“道言論”否？） 不論是“儒學”或“哲學”或“生活”，也都不是“請客吃飯”也，更不會是“開會/發表論文”，不論你叫它是“生活”，或“思辯”，或任何什麼名堂。 因此，若不能明白對話（“各自表述”雖還只是初步，但亦已不容易了，在此向你致敬），“生活”什麼呢？二千多年前，“造次/顛沛”，“與點”，“唯諾”，就已是最高之“生活”了，宋明儒者之師友往來（講友/學侶/家學/同調/共參/一傳二傳三傳……）就已是最高的哲思生活或文/化生活了。我現在仍認為那是人類最高境界的宗教/哲學“生活”，---- 化“五經”之“宗/教”為“四書”之“學/論”，以“四書”為主腦，以“五經”為本體，但二者仍是一體，而相出入/互証[5]----不能回到那種世界，能談什麼“生活”？柏拉圖哲學以對話方式呈現（此可稱為Dia-Logism，以別於黑格爾完全思在的Pan-Logism），不也已是“生活”？今日在哲學上，在紙上（就算在“網上”好了，更即時一點，更virtual一點？），說“生活”，還真有什麼新意嗎？至少/何況，在熊牟唐之後？何況，最後還是得去“說”它呢？（維根斯坦為什麼不大喜歡說話呢？為什麼叫人“Don’t try to improve the world, just improve yourself”呢？與維根斯坦比較起來，同庚同語的海德格還真是個菲力士汀人！講了一大堆的海德格與講得不算多的維根斯坦，那個比較“失語”？甚至“失格”？牟宗三豈不懂海德格？但他為何還是較鐘情於維根斯坦？並不只因早年是數理邏輯出身也！牟宗三中年後抽不出時間去好好讀海德格？實是一眼即已看穿其極限也----故至寫《圓善論》時仍判之為“頭出頭沒，糾纏不已”---- 全部的存在/實存主義高不過牟宗三的一篇《文殊問疾》，那就已是牟宗三對海德格的總答覆也！今天講存在/實存主義者誰寫得出一篇那樣的文字？） 牟宗三哲學在“創生心/般若共法”“無執/圓善”之後還得去說個所謂“分別說/非分別說”，以“再”破“思/在”（“再”字吃緊）----“創生心”“般若共法”其實就已破過一次了----這是比康德用“判斷”（其實就是想要“生活”！）來連接“現象”與“物自身”更徹底者（此二者都仍是在“思在”中的東西！從“純粹理性批判”到“實踐理性批判”到“判斷力批判”，就是一步步走向“生活”的過程，但結果能不仍是“思在”嗎？否則，仍須要有個黑格爾、馬克思、存在主義等等嗎？），“生活儒學”的立足點已高過於此？一不用說“創生”，二不用說“般若”，三不用思考/安排“背反”的問題、“無限”的問題等等，就能打破“思/在”？就解決了“坎陷”問題？就能“生/活”起來了嗎？以批判康德起家的“樂感文化/實用理性”不早也就是“生活”了嗎？現在所謂的“存有x態”、“純粹力動”、“政治外王”、“即用見體”、“巫史傳統”等等，不也都自以為能解決“坎陷”問題嗎？不也都是“生活”嗎？不也都是“實存”嗎？那麼，誰又是“原教旨’呢？“生活儒學”豈能不也有一份嗎？（真的有比蔣慶或上述任何論說更不“原教旨”嗎？更能“生活”嗎？） 引進原就比較不在“生/活”傳統之中的，無論如何都難以在“思/在”傳統之外的，外人之說，才能/就能/反而能起死回“生”？中國人固然並未/尚未“失語”，但是，所謂東方人“西化”或“現代化”的過程，其實就是向洋大人學“概念化說話兒”的過程，這就像過去鄉下人進城，必須學著城裡人說話，才能生存。（去看看牟宗三在《五十自述》第一章中所提到者。）“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博士們到海外去取得一張“概念化說話”的資格証書，回來教同胞們概念化說話的過程。洋博士們教土博士們，土博士們又教土碩士們，土碩士們又教土學士們……這就是“失語”的過程！尚未至其盡頭罷了。（故胡適一類人物在此方面之順時開新固然無過而能領風騷，但在抑制傳統話語上之無識霸道，則真是罪大惡極，不負其名。退之文起八代之衰，適之文定幾代之衰？胡氏亦不朽也。）從清末民初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 從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到胡塞爾的《意典》不過就106年（那大致就是嚴復的《穆勒名學》到現在的時間，但西方哲學在那百年內已出入雲水幾度身？）---- 唯一懂得什麼叫“概念化說話兒”的是誰？唯一知道什麼是或不是“比較哲學”的是誰？曰：一個只從山東到北京求學的土老兒牟宗三也！（現在現象學的方家們將《Ideen》譯為《觀念》，“觀”什麼“念”呢？觀理念？觀意念？觀概念？還是觀觀念？不如說“觀世音”“觀自在菩薩”算了，還讓人知道在說些什麼。真將胡塞爾別立於柏拉圖傳統之外了嗎？真的就能不“本質論”了嗎？）“生活”固然甚佳，但跳脫得了“概念化”的牢籠？韋伯之類的西方思想者，愈說什麼“牢籠”，就愈是入於牢籠而不自知。那是西方“話語”(也就是今之提倡“十字架上的真理”的劉小楓先生所謂的“大理”，但劉先生又懂了什麼“精神”，懂了什麼“創世主”呢？)的宿命，即使德希達亦只能在這範圍內掙扎。實在擺脫不了時，那就還是只有請“上帝”出場。連概念話語都尚未學通（甚至連自己在“概念說話兒”都不自知）的中國人能渺視“思在”？能不懂“上帝/創生者”？能把老釋忘掉否？光一個“生活”就把“生活儒學”以外的東西都超過了？光講“現象學”（洋唯識），“生活世界”，“存在主義”者就已挾海德格、胡塞爾而超黑格爾、康德，甚至笛卡爾、柏拉圖？ 何況（就不“東西”比/較, 而只“西西”比/較吧）： 胡塞爾/海德格再如何說“生活”，說“實存”，又高得過馬老兒的“活”？直接生在康德、黑格爾後的馬老兒豈不嗤之以鼻，視為“鬼窖活計”“撥弄精神”呢？尼采、維根斯坦亦豈不在一邊冷笑？或許自以為能超過胡、海的德希達，在馬老兒面前豈不也只能龜縮在一邊呢？（這些都不是輕佻言之，而是事實即是如此也！）（是的，中國人仍可是馬老兒的信徒，雖或許不一定必須是個Marxist，[6] 但至少應是個Marxian，而且是Confucian Marxian----在“宇宙/自然/本體”中挺立為“極”以生/創“世界/精神/存有”的“人本/人文化成”主義：這不應該是新中國所嚮往，但仍達不到的必由“自”而“然”的“自由/必然”王國嗎？（這比較會是“赤手搏龍蛇”的熊十力的立場，而不必是牟宗三的立場。我過去曾說過，關於馬克思與中國，在五十年的脈絡內----就從49年算起吧----牟師是對的；在一百年的脈絡內，熊師會是對的。故國土分裂，已冒出之智慧再度飄零，是民族的厄運也。）（而馬克思仍不能定位？）（而熊師卻在文革中含恨以終。）（而今後中國若又與美日起浩劫性衝突的話，則不知會是何結果？---- 今逢抗日血戰結束六十週年，吾人在紀念/慶祝之餘，仍不能不懼，豈不令人感慨系之。吾人實不能不說：“紫金冤魂未寧前，抗日戰爭無勝利！”中國人何勝利之有？） 中國人一忘原始“自然”何義，二忘“創世者”何在的“生活”，能與“上帝”“神/佛”的“生活”抗衡？（若只就此而言，大陸官方之堅持所謂“唯物”雖是錯的，但堅拒教廷和外來傳教者之干預在目前來說確有不得不然之苦衷，而堅持“自然/人本”立場則更是對的----這也算是“天之大公”，間接為儒道保留了最後一塊基地吧？）在台灣，即使信奉新儒家的，亦不知暗裡夾了多少“神/佛/仙/道”在裡面？台灣社會的神鬼迷漫就更不用說了。今後大陸必也會走上此路，而填補大革命與馬克思主義以來所造成的“精神”空虛。而為何會如此？即是一因“世界”即是“精神”仍不明（老實說，這就是牟宗三/康德絕對壓倒唐君毅/黑格爾的結果。今天海峽兩岸的儒學者，甚至現象學者，亦都是被牟宗三一人所籠罩，而卻都自以為能越過牟宗三），二因“人”即是“創生者”更不明也（故即使被牟宗三籠罩，亦不是真消化了牟宗三）！大陸官方只講“唯物/自然/人本”，哲學界只講巫史/樂感、生活、政治外王、現象學等等（葉秀山先生繞來繞去講“人有一個世界”，什麼“世界”呢？這“世界”倒底是什麼呢？），真能抵擋得住耶穌，或甚至只是個如法輪功之類的所謂“新興宗教”嗎？“宇宙”是“自然”，“世界”是“精神”，此若不能明，今天人類又如何在“自然”和“精神”之間取得平衡呢？如何講“大自然/生態/環保”呢？“人”若非即是“創生者”，則各文明(眾神)之間又如何最終和平呢？ “生活”確是個好詞，囊括性甚強，但必須有個根本堅實的內裡，才站立得起也，“人不能不是儒家”也才能真正成立也。過去人豈不曾將熊十力比附為柏格森（“生活”固然與“生命”不同，但不知“創生者”的“生活”能強於“生命”？不知“釋老/般若”的“生活”能包容/化解“生命”的暴流？）？以“仁是敏銳的直覺”為儒家開出一條生路的梁潄溟豈不又落回釋氏？（而甚至胡亂評點熊十力？）能說“花果飄零”而總結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淒涼意象的你的同鄉唐先生在“哲學思在”上與“生活實存”上，於儒釋道耶皆親和，那也是真正的“生活”，但哲理上達不到牟先生的高度，今日唐先生的哲學即不如牟先生的“活”，“生活儒學”已高過唐先生否？已消化唐先生的“精神”否？（我過去曾認為，胡塞爾、熊十力、維根斯坦、海德格和牟宗三----以生年序----是二十世紀的五個哲學家，唐先生因哲理邏輯性不夠強，不與焉。但現在我看到了唐君毅為黑格爾在中國保留了一線生機。）（日本的京都學派，就像日本文化本身和日本禪一樣，是個變種，但那也足夠日本人自己受用的了，---- 唐先生亦頗尊重日本文化，甚至連胡蘭成亦樂予接納，---- 中國人卻到現在還不識熊牟唐，拿什麼去與人論說？能不繼續飄零？）（故今有個必淪為日人附庸的“純粹力動”也。）（台灣亦有個奉胡蘭成為宗的一大文學家派。）（台灣亦早就有“談緣說命/論愛道情”以教莘莘學子談戀愛談感情的“生活”者了。他們即使沒趕上什麼現象學/海德格，可都還是親炙過唐、牟，甚至還研究王船山的喲 ----“道言論”者的那頂藝術家小帽可謂得“論愛道情”的船山學者的真傳。）故“耕耘”是好的，當然也不必問“收獲”。但耕什麼，也必收什麼也。（台灣的“生活”者，“解業”者，難道沒有在“耕耘”？他們又豈必問過什麼“收獲”了？）（新中國不是最以周家老大為宗？怎麼轉到一位二軍身上去了呢？故若“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或恐還只是“孺子牛”，而忘了上面更還有一句？） 眾方家們，人已指出，下土不夠深，卻都還只能轉首以避？而拒答？都願泥牛入海，萬馬不回？……。諸多好秀才，都要等到七八十歲再來懂？非不能深入傳統而亦被列為“新儒家”之一的錢穆先生----雖然有其學生為其叫屈，而不甘列於其中----可是過了九十歲才悟一個“天人合一”的喲。他之前難道不曾懂過？ ---------------------------------- 再次一問眾方家，我已將《述神》投諸於此，都能指教否？或是“此山我已開……”？（oops, there goes another tip……）（天機洩露已夠否？）（或許，根本沒有什麼“天機”，而是任何已入中年的“過河卒子”都已知道的東西？只是我自己一個不知人情世故的與世隔絕者還矇在鼓裡罷了？）（百家爭鳴？還是萬馬齊喑？）儒徒或中國人真的有比耶佛教徒或東西洋鬼子更溫良恭讓、更大公無私、更聞過而喜嗎？（看看台灣那後新後牟一本空明同歸於道者。）（“道”只有牟宗三所說過的“順成”過程，----“坎陷”即使說不通，也是一種“順成”觀念，故“坎陷”又名為“開”，---- 又何曾“錯置”過了？在時空的那一點上被“錯置”了？可回“時空隧道”去將其扳正？）（或仍較樸直的 [7] 大陸新起儒者或許也不一定真知道什麼叫“一本空明/同歸於道”？又有何異？又有何高？雖然，不知可能比知還好一點，可免於逃“秘”之詭----光明與無明同體也：古今中外一切神佛道術的藏秘庫也。周家老大亦必深厭者也。） 今天，只要是“哲學”就必是“思在”。中國過去只有“哲理”，沒有“哲學”，故在“生活”中講哲理（這是“生活儒學”已知的）。即使“佛學”亦不是嚴格希臘意義的“哲學”。西方/希臘哲理以“思在”為“生/活”，但沒有耶教的“創世/創生”義。中國傳統哲理儒道兩家皆以有“創生”義之“生/活”為“思在”。道家是由思而逆/返之“自然創生”，儒家是能以道家為戒之兼顧順/逆之“覺/感創生”（在“自然”中的“仁”“誠”“神”等）。儒道都是為原始《易》之所涵。宋明儒者起於大乘佛學和禪宗之後，即使亦知“般若”，能用“般若”，但卻不能明確的分析/穿透以講之，只有到現在的牟宗三才能定案。（故不能明“般若共法”，即不能真明“創生”。西方人亦必定必須先能了解老釋，才能真正了解儒家，但今之中國人亦必不能不步上此途矣。否則必只能隨西方人之後，視儒家只是個“無神論”的，或最多是“自然神”論的，格言話語/生活系統，連佛老都超不過。今之儒者難道最多也只能到“波士頓新儒”的程度？）孟子之“心之官則思”確是“生/活”中之“思在”，沒錯，而這也就是今天一切講“巫史”，講“樂感/實用”，講“政治外王”，講“即用見體”，講“存有x態”等說法所能基本直覺到而能掌握者----但亦只有“生活”儒學一詞能總括之。此所以“生活”確是個好詞。但今天“生活”若不是“創生”之“生/活”，則只是泛泛的人類一直都在“生活”著的“生活”。西方智思的哲學傳統其實到黑格爾/馬克思/尼采就已（以思而在而）“生/活”完畢了。即使胡塞爾、海德格、德希達等也逃不出此“思在”的牢籠。所以“上帝”亦豈真曾“死”過？故今天若真講“生活”，其實大可不用談什麼“哲學”，除了敬天或畏神/佛外，只要“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了。這也是古往今來，不分東西，匹夫匹婦都知道的道理，還須要學院溫室中人去講一大套哲學來告訴他嗎？---- 告訴不了的結果是什麼呢？不就還是一起“下海”討“生活”嗎？哲學家們各據一山頭，不也就是“討生活”嗎？（如果不是周先生臨終所說的“討替代”的話。）---- 何況，另一位可能不懂什麼哲學玄理的四川前輩已總結一段痛苦的歷史教訓而明說之，而換得今天中國的一絲安定與希望？今天，（包括現象學方家們在內的）哲學家們有比從來就在海中沈浮奮鬥的人更知什麼“生活/世界”嗎？為什麼所謂的“知識份子”曾如此被糟蹋/瞧不起過呢？書空咄咄，立言千萬的哲學家們在“鬥爭”時出過什麼力？能派上何用場呢？帝王將相們，真正的革命家們，舵手們，甚至，恕不客氣的說，能娛樂眾生的歌伶藝旦們，為什麼要瞧得起你什麼知識份子或什麼哲學家們呢？ 最後，願引牟師五十多年前《說懷鄉》一文的最後一段以為總結： 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覺地要有負擔，無論是那一面, 總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為己任，一定要以道為己任，其生命中總不免有破裂。即偏傾在某一面，而有了個沈重的負擔。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不是好？否則，若只是順藝術性的興趣之鼓舞，則亦隨時可以起，隨時可以止。此亦是充實飽滿之自娛。再不然，上上者“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無可無不可”。此是大聖人之圓盈渾化，若沒有先天的根器，很難至此。不幸，生在這個崩解的時代，既不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復不能只是順藝術性的興趣之鼓舞以自娛，更無大聖人渾化之根器，則其破裂偏傾而有擔負之苦，亦勢所必然。我以孤峭乏潤澤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傾，求其生命於抽象之域，指出時代癥結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統以再造。甘願受此痛苦而不辭，則亦安之若命也。我們這一代在觀念中受痛苦，讓他們下一代在具體中過生活。 牟師的“坎陷”哲學雖然不能真正開出“具體生活”，而逗引出了今天各家爭鳴，這就像朱子/康德之後仍須有陽明/黑格爾，但眾方家們，都真知了牟宗三哲學嗎？ 其實，還是那句話，我今願嚮應“生活儒學”的號召，貢獻一文於此，以明何謂真正的“生/活”。只求眾方家或有個答覆或指教就可以了。（我若亦能被視為“生活儒學”的一員，則亦是我無上的光榮。） 都願否真正來到“生活”的“現場”？（如您所說，“在戰鬥中成長”？） 就以“生活”做為一個平台，讓哲學“活/動”起來，如何？ 都多拿點（真正能體現在熊十力、牟宗三身上的）漢子氣出來吧。 那或許才能真正從新中國已有的魯/聞（戰鬥）精神繼續向前走，而走向固有的魯聞（自然/中和/人極）精神喲。 在黃岡棲霞門外徘徊而沒有生活的 岳陽放逐草夫 葛安台 2005年7月寫 (增補於南京受降60週年前夕) 注释： [1] 是“自然”“異化”為“精神”（或“世界”）（更正確的說, 是“自然”“意識化/精神化”為“世界”），而不是（如黑格爾哲學所指向的）“精神”“異化”為“自然”（或“世界”）。 [2] 牟宗三的“創生心”若不被了解，而人亦必要打破沙鍋問到底，追究牟宗三心目中宇宙本體最終性質的話，再加上聯想到所謂“坎陷”說，則牟宗三系統亦會被視為帶有此種泛黑格爾色彩，雖然牟宗三哲學在此問題上實無明確的承諾。以傳統詞語說之，牟宗三哲學在宇宙本體論上只是一個“心”與“氣”不離不雜，既不說“心”在“氣”中，亦不說“心”在“氣”外。“坎陷”論雖實只是一個認識論，而非本體論，但終亦不能免於本體論上的追究、聯想或非難。此亦所以有人會把牟宗三的“創生心”聯想為類似於（黑格爾）“絕對精神”。若仔細讀牟書，尤其是《心體與性體》，會發現牟宗三很少說“宇宙本體論”，而總是說“本體宇宙論”。為何會如此（與眾不同）？對從不“隨意妄下一語”的牟宗三來說，這是偶然的嗎？他的“本體”指“心”，“宇宙”指“氣”也，若說“宇宙本體論”，則是“氣”“大”或“高”或“首出”於“心”，這是他絕不能接受的，也就是他最忌諱的所謂“唯物論”，故他甚至曾說“什麼體用不二, 心物不二, 都是庸俗之見”。（他也曾痛罵我“附驥熊先生, 以體用不二為萬靈丹”。我自知尚說不過他，亦語太急切，故立即認錯道歉，他也立即欣然接受。）故牟宗三之“心”“氣”不離不雜雖然仍只是個無決斷的“絕對在”的“自然”，但亦絕不會是如黑格爾式的將“精神”視為“宇宙/自然”的“本體”。故，認為“創生心”類似於“絕對精神”者，是既不知什麼是（黑格爾）“絕對精神”、更不知什麼是（牟宗三）“創生心”的瞎比附，只是整天捧書而實未見一字之“好人專幹壞事”者也。（能自己運思的錢緒山絕幹不出這種壞事）(更豈說得出“對上帝存而不論”這種渾話？) [3] 這就是牟宗三所曾說的，西方在智思/分析哲學傳統之外的“生活”傳統，所以他才能說中國的智慧是“綜合的盡理/氣”, 而不是如西方智思傳統的“分解的盡理”。“氣”本身在西方亦屬一更廣大的“生活”傳統, 今天即使最尖端的數理/自然科學，如數理邏輯，量子理論或超弦論等等，固然亦非單一的“概念”所能掌握，但若不能化為單一的“概念”，則這些“理論”即不能稱“確定”，即使能“應用”。這就是被稱為“亞里斯多德以來最偉大的”邏輯家Godel所帶來的所謂“數學危機”所警示於人類者。（這固然是“生活儒學”或一般哲學家們或已知的東西，但“概念/思在”的必然/必要性----無所逃性----恐還不是人所盡知，故不能不重申之）（西方人若真知此無所逃性，但又實不能逃之，即不會敢隨便成為所謂“無神論”，或至多成為“神秘主義”者。而今天中國人若不能知此無所逃性，而卻又敢自稱是“無神論”，則恐將淪為所謂“不知類”或甚至“無所忌憚”。今天中國人對“自然”之判準或回憶，若不能脫出西方式的“絕對自然”---- 或稱“自然絕對在”---- 的牢籠，即亦永不能脫出西方絕對“思在”或絕對“意識”的“羅己”牢籠，再如何說“生活”，說“實踐”，說“存有”多少“態”亦仍是“思在”。若不是“思在”的話，唐先生所謂的“遍德流行境”等說法不早就可成立了嗎？何須再去說什麼“生活”？說多少“態”呢？過去台灣有個傅偉勳先生還說一心可開“十門”呢！） [4] 說到“中國字”，現在大陸流行說“漢語”、“漢字”，連“中文”都不大說了，有一天會把“文”之古義亦忘掉（已經忘掉“理”了，其餘更不用說）。若說“語”可以兼顧“phono”與“logo”之義，那麼“字”呢？“漢字”不過是由永字八法構成的一堆符號罷了，能有“文”的意思嗎？從“文王”開始，過去數千年中國人為何那麼喜歡“文”這個“字”呢？（什麼叫“欽，明，文，思”？什麼叫“文心雕龍”？什麼叫“王文成公”？）現在又有什麼“英字德字法字日字俄字”嗎？“英文德文法文日文俄文”都還是“文”，為何自己反而是“字”？如此而能“我海他川”嗎？有如此買櫝還珠的嗎？“中文系”怎麼辦呢？要改成“漢語系”嗎？這是為了五族共和？還是只是偽善/假客氣？滿蒙回藏苖都因此而感激你了嗎？就因此而真和了嗎？這不是安了門內的，來了門外的嗎？長於“還原”的現象學家們為何不在此動動腦筋呢？看到了什麼大鈔票與小零錢呢？ [5] 但即使是一體而相出入，亦須有個主從，故只聽說“四書五經”，豈曾聽說“五經四書”？此即朱子之所以偉大，之所以在中世而猶能獨稱“子”---- 轉“周孔”為“孔孟”，至陽明而臻其極。“經史子集”仍只是個籠統無主從的“書庫”，即使在後來之四部中，《四書》已列於“經”部，但亦仍是偏於“失神”之始於唐人之“共和”。 [6] 政治經濟上的Marxism且不論。但中國之受益於（與受害於）馬克思主義，是精神上的，而不是物質上的，豈不已由歷史証之甚明？ [7] 此一“樸直”實即來自於對“釋老”尚嫌陌生，只記得一消化了一半的“心體與性體”，卻幾乎完全忘了“才性與玄理”和“佛性與般若”。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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