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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诗经》的读法


    编者按:第三届“伯鸿书香奖”是由中华书局、桐乡市人民政府发起,联合人民网、中华读书报、图书馆报共同主办的一项公益文化活动。本届活动的一个单元是围绕《诗经》开展的主题读书活动,举行了阅读《诗经》征文活动,以及“阅读《诗经》经典图书十种”的评选。日前,第三届“伯鸿书香奖”已落下帷幕,我们在此采访了本届活动的评委止庵先生,并约请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先生对“阅读《诗经》经典图书十种”一一予以点评,以供《诗经》爱好者参考。
        中华读书报:第三届伯鸿书香奖“同一本书”主题阅读活动选出《诗经》作为共读的一本书,并且举办了阅读《诗经》经典书单评选活动和征文活动,您是这次活动的评委,先请您谈谈阅读《诗经》十种经典书单的评选结果好吗?如果选择三种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读本来读,您会选择哪三种?
      止庵:这十种书可以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最浅,除了《诗经词典》之外,凡是附带译文的,如《诗经译注》等,都是初步读本、粗浅读本;第二级是今人只注不译的,如程俊英的《诗经注析》;第三级是古人注本,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如《诗集传》《毛诗正义》《诗三家义集疏》,它们不是欣赏类而是集注类,注疏内容相对深奥,另一种如《诗经原始》,属于欣赏类,是古人注疏相对浅显的。这十种书确实照顾到由易到难的各个层次。就我个人而言,是不主张今译的,因为古文译成白话文就没法读了,尤其是《诗经》,翻译成白话文,一点诗的味道都没有了。如果让我挑三种书,由易到难,第一种是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这是最浅的读本;第二种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第三种我选三本,分别是《诗集传》《毛诗正义》《诗三家义集疏》,这三本书正好可以相互参照,不能相互替代。因为三家诗和毛诗不是同一派,看法不同,而朱熹的看法与它们又不完全相同。
    中华读书报:在您看来,这份书单有没有什么重要的遗漏?
      止庵:问题倒不在于遗漏,而在于这里面有几本书属于“白话翻译”。正如刚才所说,我很反对古文今译。其实不只是《诗经》,所有的古书,严格说都不应该今译,而应该根据需要作或略或详的注释。今译使得读者过分依赖译文,从而无法真正读懂古文。阅读古书有一个阅读能力的问题,古籍整理应该是帮人读懂原典,而不是用别的东西替代原典。将《诗经》译成白话,与这次活动的宗旨——使今天的读者能够接近《诗经》,而不是远离《诗经》——正相违背。我觉得这份书单里,以《诗经词典》作为辅助读物足矣,其他白话翻译的几种都应该舍弃。
    中华读书报:这次阅读《诗经》征文活动征集到数百篇稿件,进入终评的有50余篇,浏览这些征文,或可对一般读者对《诗经》的接受程度、欣赏的方面有所了解,您这方面有什么印象?
      止庵:终评的51篇征文,我都完完整整地读过一遍,觉得作者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一些人泛泛而谈,感慨、议论并非针对《诗经》;有一些人则读得比较深入。当然我也不太主张在一篇征文里写诸如考证之类的内容,毕竟这也比较偏,但还是应该读懂《诗经》,真有所感悟,发前人所未发。这里面像这样的论文大概有20篇左右,可以明显看出这些作者不是依赖白话翻译,而是真的热爱《诗经》、懂得《诗经》。总体而言,这次征文的水平还不算低,甚至比以前阅读现代人作品的征文水平更高,这倒颇为奇怪。其实《诗经》有一个门槛,需要你用心去读,如果过了这个门槛,就会有所收获。
    中华读书报:记得您在给扬之水老师《诗经别裁》所写的跋中谈到您读《诗经》偏爱文学的角度,相对的则是经学的角度,实际上,千百年来,经学一派还是主流,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一派,如刘毓庆先生认为《诗经》“经学意义要远大于她的文学意义”。我们当然不必去比较两者的对错和高低,但还是可以谈论一下。您为什么不强调经学的角度?就文学而言,《诗经》的妙处何在?
      止庵:关于《诗经》本来就有很多种解释,不只是从文学和经学的角度,名物学的解释也是一种方式,这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扬之水老师的《诗经别裁》是文学的把握,而她的《诗经名物新证》则可归于名物学的解释,这应该说是她主要下功夫的领域,而《诗经别裁》在她也许只是《诗经名物新证》的余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就包含了多种解释《诗经》的方法,其中“可以怨”大概比较接近文学的把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是名物学或者说博物学的解释,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都是社会学的解释,与《论语·为政》中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中说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卫灵公》中说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等,大概一并可以归为经学的解释。我不太主张哪一种比哪一种更重要,也没有必要分出高下。
    我自己不强调经学解释,原因有四。第一,经学解释一直是传统的主流,比如之前说的《毛诗正义》就都是经学解释,《诗集传》大部分也是经学解释,朱熹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人,《诗集传》里自有文学解释的成份,但当文学解释和经学解释冲突时,他就会倾向于经学解释。正因为经学解释在传统上一贯最强,我也就没必要再强调了。第二,我自己对文学和文学批评有兴趣,这里面还有可以发挥的空间,比如“赋”“比”“兴”三义是什么意思,三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第三,要看《诗经》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作品,对此经学家和文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诗经》首先是文学作品,孔子说“郑声淫”“放郑声”,正说明连他也无法完全排除《诗经》里的非经学部分。而自从孔子提出“郑声淫”和“乐而不淫”之后,“乐”与“淫”变得对立冲突起来,反对“淫”的倾向经过朱熹的放大,使得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将这一领域放弃了,“淫”转而降到通俗文学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本来中国文学有道德和审美两个路数,正因为过分向道德倾斜,使得“淫”这一审美因素受到压制,于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偏颇,这一偏颇甚至影响至今。第四,《诗经》与包括《楚辞》在内的其他先秦作品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充分地反映了我们的先民作为普通人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文学的《诗经》,其实并不只是文学欣赏的对象。文学终究是人学,《诗经》对先民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有真切的反映,这里有悲伤,有喜悦,有叹息,也有无奈。这正是《诗经》的特殊性所在,如果将这一部分文学内容抽离出去,代之以仅仅是道理的阐释,未免是舍本求末了。
    说到《诗经》的妙处,一方面,《诗经》字句特别精炼,换个说法就是有所局限,有时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不能尽情描绘;可它的好处也正在这里,字句都特别管用,传神极了,如“鸡鸣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意境高绝,后人费尽笔墨不能道出。中国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从绝句、律诗到词的中调、长调再到曲的套曲,字句、篇幅越来越长,古风也没有篇幅限制,但写相同的意境却难以超越《诗经》。另一方面《诗经》又不惜笔墨,曲折细腻,如“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桃》)等,反复吟咏一种情绪,后人下笔恐怕难得如此落在实处,很容易就空泛了。说到底,《诗经》的妙处就在于对先民的人生境遇和生存状态予以反映时,情感非常质朴,非常结实,譬如我读“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兔爰》),感觉特别古老似的,是那种人类最久远的悲苦太息,这是后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离骚》也难以比拟的。
    中华读书报:经学文学之外,当然还有别的读法,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出发,《诗经》则是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另外博物学的读法自古以来也很流行,孔子所谓“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历史上的著述有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今天这类谈论诗经中的植物、动物、名物的书更是多不胜数。能否就史学、博物学之类的读法谈谈您的印象和体会?
      止庵:《诗经》确实有史的读法,在《大雅》和《颂》里,有描写一个国家或一群人的经历、具有史诗雏形的诗篇,这是直接的史;另外也有像“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伐檀》)这种具体与某一历史事件相挂钩的作品。至于博物学的读法,古往今来有很多著作,包括那些“图解”。在孔子的时代,人们能够看到的书很少,大概只局限于“六经”的范围之内,后来子部和史部的书才逐渐多了起来。在那个时代,也没有独立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正好《诗经》里面涉及了一些鸟兽草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正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来的。通过后来一代又一代人对《诗经》的注释,一种依附于经学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发展起来了,从这个层面而言,《诗经》的博物学解读意义重大。但是《诗经》里写到的植物、动物、昆虫毕竟有限,如今又早已有了独立的植物学、动物学和昆虫学,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依附于经学了。当然《诗经》的名物学研究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我们仍然可以用现在的植物学、动物学、昆虫学来解释《诗经》。然而自然科学的性质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自然科学是后出的替代原有的,至少也是后来居上;而社会科学是后出的补充原有的,后来未必居上,其间这种不同,也值得我们留意。(采访:陈菁霞、苏悟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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