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的巡航----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14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论证的巡航 ——读邓曦泽《文化复兴论》 雷传平 邓曦泽的新著《文化复兴论——公共儒学进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面对的问题，此间有无数思想精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但邓曦泽与此前的方案有一很大不同，即：他完整地建构了一套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回答了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继而回答了文化复兴问题。 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在先秦时期也有逻辑学萌芽，但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系统的逻辑学，古代学者以及大多数现代学者的著述都缺乏严格性，但邓曦泽的著作真正迥异于前此成果的，既不是他的问题，也不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而是他的论证。邓曦泽在《文化复兴论》的基础理论（上篇）中展示了一种可以命名为巡航导弹式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如果不是基于严格的论证，《文化复兴论》也就不过多了一种解决方案，至于这种方案是否可靠，则无从说起，而可能是沙滩之上的建筑。西方现代学术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论证，即关键不在于论者说了什么，而是如何说，说的过程是否具有严格性。我们学习西方，也应当借鉴并加强这一点。因此，这个评论就针对邓著的论证而作。 上篇是《文化复兴论》的核心与精华，但作者并没有一开始就直接讨论文化复兴（或历史文化有什么用），甚至整个上篇（约15万字）很少提及文化复兴。邓曦泽从一些看起来与文化复兴无关的问题入手，步步为营，推出结论，达到目标。如果读者接受了邓曦泽提出的初始条件，就很容易（甚至不得不）接受他的论证和结论，这犹如巡航导弹在遥远的地方发射，目标却早已在其射程。让我们沿着邓曦泽的论证去巡航。 邓曦泽首先给出，人的生存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欲望支配下不断去做事情以满足我们欲望的过程，因此生活实际上就是一切事情的集合。那么，在生活这个集合中作为元素的事情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作者发现每一件事情都具有“问题－方法—效用”这样的结构，“问题”、“方法”、“效用”这些词汇作者都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的，亦即作者所说的“生存语言”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生存语言”的意义上来理解这次词汇。“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结构是事情作为事情它须具备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在于行为者每做一件事情他都需要去“询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即他要确定做事情的原因与要实现的目标（“旨归”）（《文化复兴论》第55－57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有了“询问”就需要有“应答”，即行为者需要知道如何做；知道了“应答”，行为者就需要“行为”，即通过对“应答”告诉他的如何做的“行为”来实现“询问”提出的目标。这样在行为者那里一件事情的发生形式就体现为“问—答—行”。“问—答—行”是事情的发生形式，它与事情自身的结构是一一对应的。我们“询问”所以事情首先表现为“问题”；有了问题，我们需要“应答”，因此事情的中间环节表现为“方法”；有了问题和方法我们需要“行为”，所以事情最后体现为我们根据一定的问题采取相关的方法所产生的“效用”。因此，“问—答—行”与“问题—方法—效用”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事情，前者是从事情发生形式的角度，而后者是从事情自身结构的角度。但是这两者又是相关的，“‘问－答－行’形式之发生，就是‘问题＋方法＋效用’结构的三个要素的活动；这三个要素之活动，又一定表现为‘问－答－行’之形成”（第64页）。同时，由于人的生存活动就是一件一件的事情的累积，因此人的生存也具有“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把“问题—方法—效用”也叫做人的“生存结构”。 如果把人的生存活动理解为事情的集合，而事情的发生形式表现为“问—答—行”的形式的话，那么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言语的过程。因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问”，通过语言来“答”，“行”的过程也总是伴随着语言，而事情本身的结构“问题—方法—效用”是事情“问”、“答”、“行”这三个要素活动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事情过程就是言语过程，做事就是说话”（第69页）。这里的“事情过程就是语言过程”可以理解为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事情，只能通过语言来把握事情，语言是我们和事情打交道的唯一工具。 事情的过程是语言的过程，这使得文化对我们作用被揭示了出来。在一般的理解中，文化被描述为一种产品，是人类生存活动所产生的结果。作者从“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生存结构出发，深化了对文化的一般理解。作为产品的文化它是如何在发生作用的？对此问题的追问使作者洞见到文化作为一种产品它在人的生存结构中是作为“方法”而发挥作用。文化作为“方法”它产生作用是通过语言，“文化发生作用的过程就是言语过程”（第73页），这一过程被作者描述为“文化解释生活”。因为人的生活是事情的集合，而事情的过程又是言语的过程，同时由于文化作为人类言语的集合，因此文化解释生活并且它本身就是生活（第73－74页）。 “文化解释生活”首先体现为文化为行为者询问“为什么”与“如何做”提供思想源。行为者进行生存活动，他必须询问“为什么”以及“如何做”，这个时候文化就为行为者提供“为什么”与“如何做”的解答，这就是思想源。有了思想源提供的解答，行为者就为自己的“问题”与“方法”找了答案，并在这个答案中来理解和指导自己的行动，这个过程就是意义建构。意义建构实质上是文化作为思想源为行为者的生存活动提供理论根据、价值依托与意义支撑。在此理解下的“文化解释生活”实质也是文化为生活提供理论根据、价值依托与意义支撑。 当行为者面对众多思想源的时候，他的一个询问可能就会有不同思想源作出完全不同的回答，而不同的回答对行为者来说实际上就是不同的意义选择，他必须在这些意义中选择一个意义作为他自己的意义建构。对意义的选择就需要进行价值判断，针对这对这种情况，作者引入了“价值”这个重要概念：“意义是询问者的自我解释或自我评价，而价值则是以某些意义为标准对自己或他人的意义进行公共评价”（第79页）。很明显作者只是从发生形式来区分意义和价值，它们在内容上并没有分别，“意义（自我评价）与价值（公共评价）的差异完全不在于二者内容（为什么之‘什么’与如何做之‘如何’），而在于二者的发生形式”（第81页），因此当某个行为者的意义被作为标准而用来衡量其他行为者的意义的时候，意义就派生为价值，而当某个价值被作为某个行为者的意义建构的时候，价值被还原为意义。作者引入“价值”概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希望通过这一概念来讨论公共交往。很明显，当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行为者的时候，不管有多少思想源为他提供意义选择，他的选择都不具有价值含义，因为他根本无法对用别的意义标准来对他自己的意义进行公共评价。因此，“价值必须在两个行为者之间发生，或者说必须在两个行为者的意义之间通过比较而发生”（第81页）。 在《文化复兴论》上篇第二章一开头，作者就从人的四个基本预设推论出了人进行公共交往的必然性，并且指出人进行公共交往必然会产生价值评判，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分歧根本上是价值评判的分歧。在作者看来，在公共交往中，交往模式可以化约为施事者（事情发起方）和应事者（事情接受方）的双边模式（多边交往是双边的重复和叠加）。由于施事者和应事者都是处于生存活动中的人，所以当施事者向应事者表达施事意愿时，不管是施事者表达自己的意愿，还是应事者理解施事者的意愿，他们都是从“问题—方法—效用”这个结构来理解的，同时由于施事者和应事者都会从各自的意义建构来理解事情的“问题”、“方法”和“效用”，因此他们之间的彼此理解实际上是用各自的意义来评判对方的意义，而这就是在进行价值评判。如果双方在同一件事情上他们对于“问题”、“方法”和“效用”的意义建构一样或者大部分趋同，那么他们的交往就更顺畅，就更容易达成一致，反之，则更容易产生分歧。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尽可能的促进公共交往的进行，消除公共交往中的障碍？作者认为这只有通过建立公共交往平台。“公共交往平台就是交往各方所认可的价值标准的总和”（第111页），因为交往中真正的分歧来自于价值标准的分歧，因此如果交往的各方所认可的价值标准越多，那么他们交往的时候就越容易消除误解，因为误解的产生来自于价值标准的不同，就容易达成共识，交往就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交往的成本就会大大的减少。公共交往平台越大（也就是交往的各方认同的价值越多），交往就越容易顺利进行，交往的成本就越低。 到此作者向我们证明了有着意义建构的人必须进行公共交往，而公共交往就需要建立尽可能大的公共交往平台，这些都是基础性的理论建构，都是为作者论证“历史文化有什么用”所奠定的理论框架。 那么历史文化有什么用呢？这里首先得了解对于“历史文化”的定义，在作者看来历史文化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从文化产生的时间来界定历史文化，他在此书中把“历史文化”界定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产生的一切文化。如此理解下该问题就变成为一个在过去产生的东西在今天仍有什么用的问题。作者认为历史文化的用处就在于为中华民族今天的公共交往搭建公共平台。然而根据前面基础理论的论证，我们知道人的公共交往需要公共平台，需要共同的价值标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需要的平台就是历史文化，我们完全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公共平台。针对此点作者认为由于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古人也曾经面对，并且我们今天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解答并没有比古人进步，所以古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和思考仍然是值得保留的，这些解答和思考被保留在经典之中，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儒学经典，我们通过阅读这些经典，可以大大的扩大我们今天的公共交往平台。这就是作者所谓的“公共儒学进路”，“公共儒学进路”实质就是强调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的公共性，强调它仍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思想共源与交往平台的重要功能与价值。 自此作者完成了他本书的基本论证，在公共交往平台的意义上来复兴历史文化，把历史经典中那些论述了我们今天仍没有超越的“问题”和“方法”的价值建立为我们公共交往平台。从整个论证思路看，作者的论证是成功的，作者从一些很容易满足的预设出发，通过严格的分析和推论，一步一步最终得到了作者所要证明的结论，犹如巡航导弹找到了目标。我非常佩服作者那种对问题的直觉能力和缜密的分析能力，特别是作者基于“问题—方法—效用”的生存结构对很多问题的探讨都颇为精彩，如对经典、意义、价值的分析，对秦汉大一统的重估，对近代中国文化困局的解析，都让人很受启发。而值得凸显的是作者对《论六家要旨》的解读，他从《论六家要旨》获得了巨大启示，而这些启示拓展了两千多年来对《论六家要旨》的解读，也可以给我们启示。 然而，有个问题让我困惑，此即：在作者看来事情的过程就是言语的过程，文化对人的生存活动的作用实际上也通过言语来实现的，但是作者并没有在著作中仔细的考察何谓言语？或许作者是在“生存语言”的角度来使用“言语”一词，而且根据文本作者似乎把“言语”等同于“文化”，作者在书中说道：“文化之发生乃是言语过程”（第73页），文化在作者这里实际上言语的集合，因此“文化解释生活”实质上是言语在解释生活。毫无疑问，“言语解释生活”揭示了我们只能通过“言语”来理解我们的生存这一重要维度，并且在这种意义上作者认为言语（文化）就是生活本身（第73页）。但是当作者把“文化”等同于“生活”的时候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言语”（文化）与“生活”之间并非直接等同，而是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张力，不然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文化的变迁和人们生活的变化。言语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言语超出生活，这有两种情况，首先言语的过时，即我们曾经用这些言语来理解和解释生活，但是生活的变化使这些言语失去了生活的对应物，比如先秦的某些礼仪。其次是言语的超出，这是我们言语中创造一些从来没有过的事物，比如我们在言语中创造一些生活理想（如大同），而我们实际生活并没有达到，那么这些生活理想可以激励我们去改进实际的生活进而创造出与言语相适应的理想生活；二是生活超出我们现有的言语，我们的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总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的言语无法把握的情况，那么就需要我们创造新的言语来把握和理解新的情况，比如资本主义制度和电脑在刚产生的时候都是超出既有言语的事物，广而言之，一切新生事物都是超出既有言语的。言语和生活之间是一种存在着张力的符合关系。 若从这样一种言语和生活的关系来看，当作者在讨论历史文化的作用的时候就应仔细考察言语过时的情况，换句话说作者必须考察历史言语和今天生活之间的张力。因为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和历史言语所能够解释的历史上的生活之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而这这两个层面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决定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当今天的新事物在产生之初的时候如果可以用历史言语来解释，人们又为什么要创造出新的言语呢？ 或许作者会说历史文化的言语之所以在今天的生活中仍有解释力是因为它曾经言说的一些问题和方法并没有没有被今天所超越，作者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这样的问题和方法，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作者所举的这些例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即使在某些含义上这些问题和方法有雷同之处，但是它们表述上的变化实际上隐含了两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区别。比如在关于如何分配这一问题，历史言语的表述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今天的表述是“按劳分配，公平共富”，作者认为这两个表述含义是差不多的，但是作者忽略了“按劳分配，公平共富”这样的言语需要结合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分配机制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当然，我并非认为历史文化没有用处，也并非认为历史言语不能解释我们的生活，我的意思是言语的变化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很多东西的变化，包括权利关系、制度等一系列的变化，而我们是否可能搁置系统性，不恢复这些东西的而单单复活历史“言语”？或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么做？这其间的张力到底有多大？ 虽有上述疑问，但我还是认为邓曦泽的《文化复兴论》一书首先是一本严格的学术著作，它完全按照一本理论著作应有的标准来论述问题和建构理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其次，它是一本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因为它关注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运与精神家园的重大问题，而此书为这个问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既新颖也可信。与某些讨论现实问题的论著完全没有操作性不同，《文化复兴论》提供的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可以为文化复兴提供策略支持。不过，按照作者的话，“其实，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本书的解答不过是重新肯定、展露了历史文化的本有功能，本是最无创新可言的，但由于甲午战争以降各种歧出思路的纷扰，尤其是内圣开新思路的弥漫与遮蔽，它反而成了最具创新的解答。因此，本书的解答可谓最无创新之创新”（第405页）。实际上，创新与否并不是关键，创新也不是最终目的，关键和最终目的乃是寻找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而一切创新的价值最终当由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来衡量，若用老方法就能解决问题，则未必需要创新，犹如我们能用筷子吃饭，就不必老是花精力改进筷子或发明新筷子。因此，再用邓曦泽自己的言说方式来说，《文化复兴论》就是对“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有意义的“问题”他通过有效的“方法”提供了有“效用”的解答。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2007级博士生 载《社科纵横》201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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