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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本体的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张再林


    
    情本体的人生观、道德观、宗教观
    张再林
    【编者按】作者简介: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文化哲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此文载于黄玉顺主编《“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今天非常荣幸能参加蒙先生八十华诞的这个学术讨论会。我认为,对一个学者来说,尤其是对一个把学术视作自己生命的学者来说,对他的生日最好的庆祝,就是对他的学术研究的继续研究、继续阐发。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开这个会是非常有意义的。
    说到蒙先生的“情感儒学”思想,我首先想到了我和蒙先生的一段经历,这段经历使我感到了蒙先生讲的“情”不仅是亲情、不仅是人际之情,而且还包括对整个大自然的关爱之情。记得几年前,我陪蒙先生到陕西嘉陵江源头去看,蒙先生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到了真正源头的时候,那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施工,要把这个源头搞成一个旅游项目,搞得水源已经根本看不见了。蒙先生当时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觉得这个施工很正常,现在各地都在搞旅游经济。但蒙先生认为,这是作践自然。于是,我从这件事亲身感到:一个尊重自然的人,一个崇尚自然的人,往往都是有真情的人,都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就像魏晋名士一样,他们一方面是非常的率性自然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各自都是性情中人。我觉得蒙先生就是我们中国现代的魏晋名士。
    好了,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发言的主题,主要是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谈一下蒙先生所提出的情感本位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是从中西人生观上来谈,第二个是从中西道德观上来谈,第三个是从中西宗教观上来谈。
    从人生观上来谈,我们知道,西方文化、西方哲学更多的是崇尚智者,而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崇尚成为圣贤。所以,王阳明讲,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就是成圣贤。这个圣贤的“聖”,我们看这个字的构造,它上面是“耳”和“口”,显然不只是和人的认知有关,它更多的是和交流有关,尤其是情感的交流。所以,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圣贤,在我看来,都是大爱无疆的代表。比如孟子讲的禹、稷,“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1]。再比如孟子讲的“文王视民如伤”[2]。这些都是大爱无疆的圣人,这些人就成为人的典范。人的典范就是作为爱的化身的圣人。
    第二点是道德观。我觉得,西方的道德观是从理性出发的一种道德观,而中国的道德观是一种从情感出发的道德观。西方的从理性出发的道德观,从古希腊开始就非常明显。比如说,古希腊人讲:我们要了解、认识一个事物,才能真正掌握真理;掌握了真理,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他们讲:善行即知识,恶行即无知。这句话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道德的理解是从理性出发的。刚才陈来教授也讲,康德的伦理学实际上是这种理性主义的集中体现。康德把人的道德伦理称作“实践理性”,他是突出“理性”的。这一点后来遭到马克斯·舍勒的强烈反对。马克斯·舍勒提出,人首先是情感的动物;人从情感出发,才有道德。这和康德伦理学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国的伦理学,它更是舍勒式的,而不是康德式的,因为我们中国古人,如王阳明也认为:我们要认识一个事物,首先要对这个事物感兴趣,首先要爱一个事物。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3] 我们首先有好恶之情,才能有是非之心。
    这种重视情的伦理思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孟子讲:“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4] 再比如《郭店楚简》讲:“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5] 又比如焦循讲,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人之情可以“旁通”,而动物之情不能“旁通”,所以人才成为真正的人。[6] 
    另外,中国古代在道德的教化手段上也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更多强调的是情商的培养,而不是智商的培养。比如说礼教,礼是什么呢?“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7] 诗教,诗是什么呢?就是“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8]。乐教,乐是什么呢?就是《乐记》里边讲的“情深而文明”[9]。这些都说明,中西伦理观的差别,一个是从理出发,一个是从情出发。
    第三,中西宗教观的差别。西方的宗教观,实际上是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或者说理性精神,和希伯来神启精神的一种结合,就是用逻各斯来改造《圣经》由此产生的一种宗教,所以它是一种理神合一的宗教,可以把它称作“理神论”的宗教。但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宗教是什么宗教呢?尤其儒家的宗教是什么宗教呢?它是一种天亲合一式的宗教,就是把至高无上的天和自己至尊的、挚爱的父母、祖先看作是同等重要的。所以《诗经》讲“悠悠昊天,曰父母且”[10]。对这个天亲合一思想发挥最多的,实际上就是张载。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11],后人评价他把天亲合一的思想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从宗教观上来说,中国古人也是崇尚情,而不是崇尚理。
    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一个最终的精神,它实际上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从理出发,而是从情出发。以前,大家可能会对“情本位”、“情本体”的思想还心存疑惑,但是,我认为,随着《郭店楚简》的出版,这一点已经大白于世。《郭店楚简》里面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道始于情”。
    最后我还要补充谈一下,为什么中西一个是以理为本,一个是以情为本?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对身心关系理解不同。西方的哲学,它是身心二分的哲学,正因为身心二分,它才使人的认识可以摆脱感性的束缚,认识可以自身独立。而中国的哲学,它始终强调身心一体,像《大学》里边讲的“诚于中,形于外”[12],像中国古人讲的“显微无间”[13]。这一点,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郭店楚简》里边的仁爱原则,“仁”字写作“身”和“心”这两个字的拼合。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情感里边,什么是最强烈的情感?在我看来,一个是亲情,一个就是男女之情,这两种情感都和我们身体有关联,和我们有生理关联。郭淑琴老师是北大的心理学教授。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对心理学的研究应该有所纠正,就是说,心理学过去把情视为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在我看来,心理学既属于心的概念,也属于身的概念。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很多重要的资源,中国哲学有很多重要的概念。不光是“情”的概念讲身心一体,而且像中国古代的“诚”这种概念,中国古代慎独的“独”的概念,都是讲身心为一体。这是内生外成,“诚于中,形于外”。所以,在我看来,情本体的确是中国哲学一个极其重要、极其基础性的核心性的命题。
    这是我的一些感言,我用这些感言来庆祝蒙先生的八十华诞。
    [1]《孟子·离娄下》。
    [2]《孟子·离娄下》。
    [3]王阳明:《传习录下》。
    [4]《孟子·告子上》。
    [5]《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6] 焦循:《使无讼解》,见《雕菰楼集》卷九。
    [7]《礼记·坊记》。
    [8]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
    [9]《礼记·乐记》。
    [10]《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巧言》。
    [11]张载:《西铭》。
    [12]《礼记·大学》。
    [13]程颐:《伊川易传·序》。
    (原载于《“情感儒学”研究——蒙培元先生八十寿辰全国学术研讨会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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