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与超越是中国文明活力源泉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46 新华日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何为“中国文化”？应该是指当代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化。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调整而不断创新、变化，每个时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这是文化的本性决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某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传统”。 名虽同，实已变 文化是一种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变化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迎接各种新的挑战，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新需要。不能作出及时调整以便有效应对问题的文化必然走向崩溃和消亡，变化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变与不变，往往表现为“名虽同，实已变”。从考古学所发现的历代物质文化看，中国历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观、明显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面貌，例如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龙山时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再到战国以后的铁器，唐宋以后的瓷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唐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明代的中国文化在韩国。这种说法至少说明日本保存了较多的唐文化因素，韩国保存了较多的明文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两个朝代的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 从制度层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国家政治体从无到有，从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缘组织为社会基础的宗法制政权，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的集权专制政权，再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思想观念文化层面看，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变化更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诠释等来发展时代需要的新思想，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明显的。除了“五经注我”式的时代思想创新与表达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重要而明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到秦统一天下、汉以后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儒道释相互争鸣与唐宋新儒学的更新；明末清初以来的西方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持续至今的影响。 从人群迁徙和政权的统治集团来源看，不同王朝也不一样，其中的许多统治集团均来自周边文化区的族群，如南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元代和清代。 从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从不同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传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后的历史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族群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接触，不断重复着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的融合过程，如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蛮越、戎狄、东胡等，两汉时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代的满人，等等。 即使作为中国文化延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的汉语言文字也是不断变化的，汉语言一直在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的词汇，同时渐渐放弃许多旧的词汇。目前，我们大量使用的外来词汇，如互联网、达人、双赢等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时期，这种现象也不断重演，如我们常用的葡萄、胡同、一刹那、六根清净、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无不是来自外来语言、文化或宗教语言。因此，有没有所谓的“纯正汉语”之说是值得推敲的。 是多源的，也是多元的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变化的，还是多源与多元的。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核心区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征，夏鼐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划分为七大区域；苏秉琦将新石器文化分为黄河中游、黄河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以长城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区等六大区；严文明将中国新石器文化概括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长江中游文化区、江浙文化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从经济类型上，又可划分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三大经济类型区域，他由此提出“中原以外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张光直提出新石器时代多区域文化与交互作用圈理论。所有这些观点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文化多元的现象，这些多元文化都是后来中国文化的源头，即中国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共存、接触、交流和融合，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形成中原文化的雏形，经过三代时期中原与东、西方几大文化集团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华夏”的文化认同和夷夏之分的概念，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诸国与各自周边文化，如南方的蛮越、北方的戎狄、东方的夷人等交流与融合，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区和文化认同形成，为秦汉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进入三代时期以后，虽然形成了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大文化传统认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传统，大文化传统与小文化传统共存互动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的特色。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文化大传统的过程。正如赵辉总结三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时所说：“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海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 这些中国文化多源与多元的观点以及中国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延续性与变化性、维持传承与保持活力、上层精英文化与民间大众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总之，只有保持开放的史观，我们才可能更全面地认识古代社会和人类文化发展史，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为当代中国文化如何在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冲突的大潮流中进行文化交流、融合、创新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参考。 （徐良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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