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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


    文/黄蕉风
    一、《墨学源流》与墨学复兴
    方授楚是民国时期著名墨学家,他的《墨学源流》是墨学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民国墨学的最高水平。该书系统探讨墨学诸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辨正墨学发展史上诸误解和谜团,熔义理发微与拨乱反正于一炉,值得治墨学者一再研读、思考。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发于沪上中华书局,尔来七十又九年矣!今商务印书馆重版此书,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方先生治墨路径、方法论以及彼时墨学复兴浪潮,大有裨益。于墨学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墨学源流》(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迄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学术范式几经转型和迁移,作为传统学术主体之“国学”,亦随外部局势、思潮的变化而勃兴、而沉沦。此“国学”也,亦非铁板一块,即便在“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语)、“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冲击下,还存在“国学”内部的“路线斗争”——最典型的当属“经学的瓦解”和“子学的复兴”。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胡适的“六经皆史料”,几千年来古儒指导人们日用伦常的隐微义理被悬隔,经书被置于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之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范畴之下,徒余“个案”与“材料”的价值。加之不敷应对民族危亡和西学冲击,儒家所谓的“通经致用”进一步遭到动摇,其由“活着的传统”滑向“死掉的文本”,自然不可避免了。
    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学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学应时复兴,可谓这股思潮的显著代表。彼时学人,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称为子学复兴的时代,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重视。
    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方是时也,国家由闭关锁国转入国际争竞之局面,国人莫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有若春秋战国然。中国学术亦面临先秦之后第二次“道术为天下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墨学源流》著成于国难日深之际,书中饱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墨子学说的温情与敬意。方授楚自言“墨子之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内忧外患深矣,守御无方,利之无术。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是则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尤愚之所万不敢存此心,而惶悚无穷也!”。梁任公于《子墨子学说》中亦疾呼:“杨学遂之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然墨学果能救国耶?果不能耶?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多次提及的胡适、梁启超,皆是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重新发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实之辩,使得国人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思维的误区;梁启超则撰写《墨子学案》、《墨子校释》、《子墨子学说》、《墨子伦理学》等墨学论著,开启民国墨学复兴浪潮。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以墨学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牺牲精神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一言以蔽之,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他们寄望以墨子学说来振衰起弊、救亡图存,是否成功了呢?
    二、《墨学源流》与尊墨学风
    “尊墨”学风之流布,一方面提高了墨学的思想地位,一方面也造就诸多谬误和偏见;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方授楚认为弊在三端:
    其一,以墨书为墨子一人所著,其书又包罗万有,而备深湛广博之思;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艰苦卓绝之行,则视墨子为全知全能之天帝矣——弊在以墨学为应付万事而无穷的“百科全书”,不察古代学问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与限度;又以墨学之创发乃截断众流,凌空蹈虚,前后无所承续,犹如犹太教先知口传神谕而不知其学所自。继以西方社会学、宗教学之“信念伦理”“克里斯马”比附巨子制度或尚同、天志,将墨子人格“神格化”,以致于如同宗教教主或者上帝一般。
    其二,不察墨学发生之背景与其演变进步之经过,于其勃兴骤衰之理,无所了解。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
    其三,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钘公孙龙辈,不复稽其异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张大焉。仿若“驱龙蛇而放之菹”——弊在学风疑古过甚,不采信史,好造新说。不但没有让先秦各家文献之学派归属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雾。彼时学界不乏以名家道家为墨子后学者的所谓“考据”,本来是要示墨学为深渊大泽,结果反显墨学为偏门左道,失却其本来的面目。
    
    墨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以上谬误多涉及义理与考据,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对之辨析甚详。除此之外,他还回应因“尊墨太过”而引起的“两种反响”:谓“恐墨家夺儒家正宗而丑诋之”;谓“震惊墨家学说之高远,若河汉而无极,则疑为战国时代之中国所万万不能产生者,于是漫然曰墨子非中国人”。特别是他针对彼时学界关于墨子墨学自域外空降中土的奇谈怪论,所给予的出入中西古今、兼摄哲学宗教的“比较研究”的大视野,于今人看来仍显得富有十足的战斗性和时代感,堪称开创墨学文章中“护教体”的新局面。
    《墨学源流》分上下卷。上卷《墨子生平及其学派》,追溯墨子学说之渊源,梳理墨子学说之体系,纵论墨学之政治、经济、宗教思想,实为“墨学十论”原典诠释的力作;继而考辨墨经之作者与学派归属、具列后墨哲学之知识论与实用科学、归正墨义在历史流变中的歧出,更兼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下卷《墨子之姓氏国籍学说辩》,落力回应近代学人对墨子学说的误解和泼污,以一种雄辩滔滔的护教式文体,系统驳斥墨翟非姓墨、墨子为婆罗门教徒、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墨子为邢徒奴役等谬说妄见。于“十论义理”诠释、后墨名辨逻辑学等传统治墨理路外,别开一番“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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