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2)
http://www.newdu.com 2025/06/11 08:06:06 澎湃新闻 黄蕉风 参加讨论
三、《墨学源流》与墨学中绝 墨学中绝的过程乃渐而非顿，于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墨学的传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谓其全为政治环境所逼迫。淮南王刘安时仍有墨者，其后踪迹莫得其详。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中论到墨学的消亡原因有三：其一，儒家的反对；其二，墨家遭遇政客猜忌；其三，墨家后学诡辩太诡。梁启超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认为墨家之道违背人性，墨子虽能独任，天下人难行。 胡、梁之外，尚有“革命”“反革命”论。李季以墨家为代表秦末农工阶级的革命派，由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以及革命成果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刘邦所窃取，以致不能幸存。郭沫若以墨家为反革命派，其自身的消亡正是“自证”了反革命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 胡适、梁启超的说法，涉及墨学中绝的内外因。虽不能谓一无所取，确有草率化约之嫌。方授楚认为孟子辟杨墨时“孟学”尚不彰显，“罢黜百家”时墨学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对墨家的反对足致墨学中绝，实在过分夸大。至于“诡辩太诡”，乃胡适错把名家当作墨家遗传所造成的歧见，诡辩玄妙乃名家灭亡的原因，非墨家灭亡的原因。由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间历时百年，政客偶一为之之事，本不足资证墨学因遭猜疑而致绝灭，不然“秦墨”的历史就不能说清。且儒墨并称先秦两大显学，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墨家昌盛之时门徒云集，声名无远弗届，若真如庄子所言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学自应“及身而绝”，何待后乎？ 李季、郭沫若的说法，方授楚据史料驳之甚详。秦末农民起义，墨家未见热烈参与；倒是暴秦统治，反有拥护的嫌疑，因此不能说“革命的”；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方授楚谓郭沫若斯论乃落井下石，墨家诚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须知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历史淘汰的不尽都是糟粕。 方授楚认为墨学之流传中断于四因：自身矛盾、理想过高、组织破坏、拥秦嫌疑。今人看来，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超越一己血亲，突破五伦关系，走向互动现场式的“第六伦”（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交利，是走出自己，迈向陌生他者的别异的行动，这正是孟子批评的“无父”，于亲亲尊尊的社会遗传和习惯法之下，本来难行，无法作为一普遍范式推而广之，适用性似乎不如儒家同心圆式的“推恩”。非攻而赞诛，杀盗非杀人，为了证成止战非攻而陷入目的论和方法论的循环论证，最终流于诡辩。墨子学说为彻底役夫之道，以贱人阶级的道德来教化平民百姓，尚有可为；若推自其它阶级，如贵族、君王，则非善法。其于经济建设上，节流有余，开源不足，对保持最低生活水平或有可为，于扩大再生产实乏善可陈——这正是墨家理论逻辑上不自恰、墨家理想陈义过高而难以实行的原因。 又《韩非·显学》篇云“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子、禽子死后，墨家学派后继无人，再无一具号召力凝聚力之领导，后墨时代墨家组织分裂崩解之征兆，几可见也。至于墨家西入秦国一事，学界历来存疑。仅依传世经典儒《吕氏春秋》或极其有限的出土秦简的记载，仍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秦制的建立，是在政治上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秦国转弱为强非商鞅变法，实为墨者功劳；墨者入秦助秦，为国史一大事因缘，是大一统帝国的隐秘先声。何炳棣先生此论与方授楚暗合，方授楚于几十年前已有如之想象，可不谓学人之间“心有戚戚焉”？  《韩非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四、《墨学源流》与国学未来 中国学术最昌明的时代，除了民国之外，就是据今两千多年以前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先秦，彼时百家齐放，诸子争鸣，大抵有“六家九流”“九流十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实为华夏文明的第一个历史高峰。传统意义上，统摄先秦至汉初的主流学派为儒、法、墨、道四家。而自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之后，儒家之外的诸子逐渐沦为旁支，不再具有主导话语权的地位。当然这不代表儒家之外的诸子传统彻底消亡，它们有的以“民间”和“在野”的“体制外”形式继续存在（如汉初墨侠），有的走向士人内心深处成为修身养性的不二法门（如魏晋玄学）；有的借壳上市炼成君王独门家法，所谓“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儒家自此确实成为了中国文化“大传统”的精神底色，其他诸子学派大部分汇入了中国文化的“小传统”当中，作为文化潜流，影响至今。道家之于道教修仙丹药养生服气的原型意义，阴阳家之于葬师风水堪舆五行数术的原始价值，墨家之于民间会社绿林帮派江湖豪侠的精神原动力等等，大抵皆属此类。如今人们对儒学成为“王官学”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比较熟悉，却对“一教独尊”之后诸子百家的发展状况不甚了解。尤于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后“中绝千年”的墨家而言，更显面目模糊。加之相关墨学出土文献稀少，学派归属成疑，似乎真是蒙尘千年，一朝而斩，再无余续。 然墨学果以成前世劫灰耶？诚如方授楚所言：墨学非真能亡也！一圣人死，其气化为数十贤，子墨子学说泽被儒法道兵农等诸子百家者，何可胜数！发而为行动者的，有许行及任侠一派；尚同、重功利，则见取于法家；节用平等，为道家所吸收；甚至儒家士君子念兹在兹的乌托邦——《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大同盛世”，更是受墨家兼爱理想所启发而作。 今人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回看，会感到清末民初的墨学复兴浪潮对于墨家思想价值的真正重光，作用是有限的。1949年以后的墨学研究学者治墨的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本质主义的窠臼，无法以人类文明史观来超拔阶级斗争史观，墨家与儒家的学术论战被描绘为底层向贵族的阶级斗争。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停留在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宗教对话上也十分无力。未来的墨学复兴必须在身位上有“信心的一跃”，从未济迈向既济。当代墨学复兴应当发挥想象力，哪怕先作为“思想实验”，从旧思想中开掘新资源。  先秦时代百家齐放诸子争鸣（资料图 图源网络） 即便是在今天，相比从事儒学研究的学术群体而言，像方授楚这样对墨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者，并不算多数，这实在是汉语学界的遗憾。然而“道待人而后传”。距先秦千年有余的周敦颐，就曾以“心传”之方法，接续道统千载不传之秘。故蒙尘之绝学虽有如上之困境，也并不妨碍后人思接千载。1997年，时任湖北大学政治行政院教授的张斌峰和供职于山西省教育出版社的张晓芒发表了当代新墨家的宣言式文章《新墨学如何可能》。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起头的“宣言”，阐述了新墨家须在“建本—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做两方面的工作。文中更提出对墨学做现代性诠释的三重方法，即“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七年之后，时任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的彭永捷又发表了《“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彭永捷在肯定张斌峰、张晓芒对墨学开拓之工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如究竟是“援西入墨”还是“援墨入西”；“草创而未明”的新墨学如何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互动；新墨学是否可能沦为应付万事且应之无穷的“高大全”“万金油”等。彭永捷的责问可谓切实中肯。新墨学的发明，除了“儒墨比较”中的常规议题，如“境界性内向反求”的“内圣”与“实践性工具理性”的“法仪”，“家族相似性”的泛爱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的兼爱的辨析之外，必须超越“墨学的现代价值”“墨学的现代意义”“墨学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作用”“墨学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之类的应用性的、即时性的肤浅层面。 墨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统”、支流，本身不具备和儒家一样的文化当量，历来不为人所重视。其实以一种“大国学”的视野观之，墨家作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其站在“在野”立场的“他者”视角，非常有利于以文化“偏统”的地位来看文化“正统”的不足，好比以“个体言说”的“独一”来弥补“宏大叙事”的“同一”。毫无疑问，随着当下的国学热潮，墨学又一次面临复兴的机会。其重点也在于促进国学内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给大家提供一种墨学之维。不应该让人们以为国学就是儒学，这是把国学狭隘化。国学不仅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墨家的兼爱非攻就是中国特色的普世价值，是最中国也是最普适的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万代而常新。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载相接，更是提振国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气的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当代墨学复兴正是要继承方授楚、胡适、梁启超等前贤未竟的事业。 几十年前，当代大儒、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曾经慨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而今随着大陆国学回潮的境况，似已不必再如是悲观。中国文化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神髓和思想肌理，一种文化的传承，赖有前人播下种子，方有后人收获果实。方授楚有感时人于墨学有所蔽，发愤而作《墨学源流》，凡两卷十五章，显白墨家微言大义，接续墨学千年道统，足可资后代一窥民国墨研成就之格局，亦可资当下新国学、新墨学的创新发明。民国以降，近百年来，我国渐入全球化之新战国时代，将何恃以为国际竞争之才具，将何恃以为立身处世之资本，尤当审慎思之。方授楚已开出一条进路，即参考西方思想，酌采墨家学说，以墨子之道，来应付时代的变化。《墨子·大取》云：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诚哉斯言！方授楚的《墨学源流》就是这样一枚种子。只要种子不死，无虑花果飘零。 原文：《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胡适、梁启超为何弘扬墨学》，有删改。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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