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温小宁：渊博学者，锐利哲人——记何兆武先生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08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渊博学者，锐利哲人——记何兆武先生 冯天瑜 口述 温小宁 整理 访谈时间：2022年7月3日上午 访谈地点：武汉大学南三区 受访者：冯天瑜，1942年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荆楚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总编辑、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从事中国文化史及地方史志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首义史》等。 整理者：温小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 结识何兆武先生之前，曾读过他撰著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译作《社会契约论》《思想录》，感佩其博学、哲思及译文的准确、清峻，心怀敬意。而第一次与何先生交往，又发现他是一位睿智的温厚长者。我们一同于1987年夏天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①]参会的中国哲学家代表团一行十人，出生20年代的学者有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他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还有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何兆武先生、武汉大学哲学系李德永先生等；出生30年代的学者有佛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先生等；周易家、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与我是40年代生人，是团中较年轻的。何先生比我长二十多岁，却一见如故，相处融洽。 这次访美大约一个来月。代表团乘飞机先抵旧金山，访问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然后从北加州向南加州进发，沿途访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洛杉矶等处。一行人乘坐灰狗巴士（Greyhound），沿着北美西海岸南下，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一边是陡峭高耸的海岸山脉，风景绝佳。大家途中相谈甚欢，我与何先生邻座，聊开各种话题，十分默契、相通，真乃缘份不浅。  1987年7月与何兆武先生于美国圣巴巴拉 最后到达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会议规模很大，世界各国汉学界的代表性学者不少前来赴会。域外学人普遍对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学界抱有好奇与期待，加之会议主题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故中国团广受参会者注目。大会开幕式后，进行分组研讨，会场坐满了人。其中一次分会场发生思想学术交锋，形成会议小高潮。 在会上，有些大陆学者习惯性地把秦汉以后称作“封建社会”（但发言皆不是专题讨论社会形态和中国史分期）。忽然有一位年长的台湾程姓学者站出来，提出驳议。他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是在西周，秦汉以后就转成“帝制社会”、“皇权社会”。程先生提高声调，对到会中国大陆学者发话：“你们完全搞错了，而这种错误源于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搞混淆了。”老先生的语气异常尖锐、不留余地，甚至抨击大陆学者“胡说八道”。 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陆学者的情绪不免激动，在座的美、英、法、日等外国汉学家交头接耳，显然想看看我们如何作答。此际刚刚轮到我发言。发言之前，会议休息一会儿。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时不知是否应当回应，便征求团长汤一介和和这次会场主持人方立天的意见。两位先生都对程的发难有些愤然，纷纷向我示意：要回应，一定要回应！但并没有讲如何回应。这时，何兆武先生慢慢踱步过来说：“程先生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必视作政治挑衅，这本来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一定要作出学术回应。”何先生是史学理论家，有深厚的中西史学功底和自己独到的思考，他指出，这个突然发生的质问，提出的是一个学术议题，必须作学术性回应。此议这使我冷静下来，立即整理思绪。因会间休息仅几分钟，何先生不可能多讲什么，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下面就看冯先生的了。”意思是希望能为我们大陆学者争口气。（我是晚辈，但何先生很客气，总是称呼我“先生”，让人感到一种鼓励。）其实，何先生并不知道我对封建问题是否作过研究，估计他从几天相处中，看出我对史学理论有些思考，所以对发言寄予期望。 我原本参会的论文题目是清季经世实学，[②]但是现在需要临时改题发言了。短短的几分钟休息后，会议继续进行，我首先讲：“把秦汉至明清称之‘封建社会’，是个不通之论，既不符封建的古典义（封土建国），也不符西欧中世纪贵族分权制度义，所以程先生批评滥用封建，是正确的，我赞同。”我发现程先生闻言微笑点头。他可能没有想到，下面我还有“但书”：“不过，程先生的说法又有两个误识，不得不提出来讨论”。 其一，“把滥用封建的责任归结于马克思主义，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只能说明程先生不熟悉马克思的历史观，大概没有读过马克思相关论著。没有读过马、恩不要紧，但不宜把滥用封建的帽子扣到完全不熟知的学说头上。”我接着指列举马克思几篇批评滥用封建的论文（如驳斥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以及人类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的文章），简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网状进路而非单线进路的历史观，指出，恰恰是马克思，最明确反对以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套用于中古印度与中国。马克思认为，除日本中世与西欧中世纪“酷似”，是封建社会外，其他非欧国家的前近代皆非封建社会。马、恩从未把前近代中国称封建社会，而指为“亚洲式专制”“东方专制社会”。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不是封建社会。把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是二三十年代某些左翼学者从苏俄贩来的观点，是套用斯大林主持的《联共（布）党史》的结论。当下中国学界正在摆脱《联共（布）党史》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模式、清算斯大林的影响，正如中国哲学界正在摆脱日丹诺夫教条一样。当然，这一拨乱反正，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二，“说大陆学界全都滥用封建，也与事实不符。”确实，滥用封建在一个时期占据主导，但并非一边倒，现代中国史学界的不少学者明确反对滥用封建，这见诸许多大陆出版的重要史学著作。如在坐的何兆武先生的老师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便指出滥用封建是“语乱天下”。周谷城、雷海宗、李剑农、费孝通、齐思和、胡厚宣、日知诸先生的论著都守持传统的“封建”观（封土建国），抵制“封建”泛化；熟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则引述马、恩原典，一直批评滥用封建。一概骂倒中国大陆的当代史学，不符合实际，而求真务实是史学的基旨所在。 讲到这里，会场爆发热烈掌声。我看到汤先生、何先生等人都很兴奋，眼睛放着光。汤先生一直坐在第一排，何先生原本在三四排，我发言时他也移到前面第一排。汤、何等先生热忱的眼神鼓励着我发言。 散会后，何先生拍着我的肩膀说：“讲得好，有理有据！”又补充一句：“要进一步研究，以‘封建’为突破口，探讨历史分期问题。” 傍晚，与何先生在海边散步，他讲道：“历史分期曾经是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热门得很，不过五六十年代大都是按《联共（布）党史》讨论历史分期，钻进死胡同，为了跟西欧史对上号，硬把废封建、立郡县的秦汉以降两千年说成封建社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何先生又说：“现在人们厌倦于讨论历史分期等史学理论问题，却习惯性地继续称秦汉至明清为封建社会，将错就错。程先生对此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他把大陆史学一杆子扫倒，也太武断，我们不能接受。你的发言，是在为中国史学界挣回面子，用心良苦，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充分清除《联共（布）党史》影响，不少人还在把泛化封建观当成马克思主义史观，继续使用，继续传播。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听何先生一席话，我感到沉重，问道：“如何是好？”何先生答曰：“把史学理论研究进行下去，拨乱反正。我现在正翻译几种史学理论著作，意即在此。”何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讲社会近代转型的要义是“从身份到契约”便有此深意。汤一介先生和我都认为，何先生的发言是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上理论含量最高的篇章。 何先生强调，“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一定要注意理论问题，要厘清基本概念、更正基本的思维模式，要从客观演进的历史事实出发，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做出概论。”清凉的海风迎面吹来，消散了七月酷暑，与何先生的海边谈话，使我茅塞顿开，明确了努力方向。 大概从1985年开始，我就一直重新思考中国的历史分期问题，而1987年的这次会议，特别是与何先生的交谈，促成我把“封建”问题正式提到研究范域，在1989年完成的《中华文化史》[③]一书上卷中，即专立《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目，批评流行多年的泛化封建观。该书出版后，很多学者都注意此一新论，何先生以后与我见面，对我的辨析表示赞同。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也反对“秦汉以后是封建社会”一说，他在90年代初的一篇专文提到：“所幸的是青年一代史学家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收到湖北大学冯天瑜教授寄给我的《中华文化史》，书中即已专列《中国‘封建制度’辨析》一节，可说已经开始了这一工程。”[④]其时我年届五十，前辈学者视为“青年一代史学家”，惭愧之余还是受到鼓舞，促使我继续推进“封建”问题研究。新世纪初，撰成《“封建”考论》一书。[⑤]这些辨析工作的展开，得益于何兆武先生的开悟和李慎之先生的激励。《“封建”考论》一书是我在日本讲学、访学期间完成的，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完全赞成该书观点，我们也有过深入讨论。[⑥] 87年圣迭戈会议还有一段趣事。发言那天晚上，已经十点钟了，突然有人敲门造访我与武汉大学李德永教授合住的房间。开门一看，原来是美籍华人哲学史家傅伟勋教授。傅说，下午在会上听冯的发言后很兴奋，特驱车一个多小时前来晤谈。傅先生称，发言“酣畅淋漓，史论双美”，没有想到大陆学者有如此水平，即兴间便把相当复杂的“封建”纠葛问题谈透了。傅先生还说，如此大陆学者，足可去美国各学府开讲。李德永教授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与来自异域的不同的意见展开“论战”，离不开何先生、汤先生等前辈的指教。 何先生翻译了很多史学理论著作，在我看来，他的理论深度在史学界中是顶尖的，也是罕见的。何先生与我还谈到一个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欧洲的启蒙思潮中走出来并向前发展的，所以马、恩对专制君主制度的批判十分尖锐、深刻，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诸如此类的交流与切磋，很受启发和教益。 大概因为先父是清华国学院一期生，1995年我受邀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纪念会”，重逢何先生，利用会议间隙，为先生速写，以兹纪念。先生在画上提辞：“95年7月 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纪念会上 与天瑜先生重逢，承画像一幅 以誌鸿爪。 何兆武谨纪7月15日”  1995年7月“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70周年纪念会”为何先生画像 与何先生相识以来，因京汉相隔悬远，亲炙教诲的机会有限，但是对何先生印象之深刻，难以言喻。曾与朋友们议及，谁为当下文史界国宝，大家共认：何兆武与北师大刘家和二先生足可当之。人品纯正，学识渊深，中西融会、古今贯通，蔚然大家，何先生此之谓也！ 整理者附记：2022年5月28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历史理性的重建——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追思会”。冯天瑜先生给张国刚教授致电，追忆与何先生的交往旧事。张国刚教授深感重要，便委托笔者为冯先生做口述访谈，整理成文，以此纪念何先生。 [①]The 5th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July 12-17, 1987. [②]参见冯天瑜：《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③]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 [④]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文汇读书周报》1993年10月13日。后收入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 [⑤]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修订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收入《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丛书。 [⑥]谷川道雄 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