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天象与“天命”——明代太祖、成祖、英宗、世宗四朝交食应对论析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6 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摘要】在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念和政治哲学中，日乃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天人感应”论认为，日食乃因君德衰微，以致阴道盛强，侵蔽阳明。皇帝自称“天子”，受“天命”统驭天下，拥有与上天互动的专属权利。若天现异象，也必须有所应对，否则不符君道。因此，针对日月交食的诠释与应对，往往与现实政治和人事产生纠葛。明代的交食应对，从太祖、成祖宣谕罪己、修省慎对、下诏求言，并严斥臣属朝贺“当食不食”的请求；到英宗默认“当食不食”乃上天眷顾，婉拒朝贺请求；再到世宗欣然接受“当食不食”的朝贺，甚至惩处依礼救护而未朝贺的官员。日月交食与明代政治之间，在微妙的诠释与建构、不同的规谏与阿谀、两立的救护与朝贺中复杂纠葛。从坚持日月交食为“上天垂警”，到承认当食不食乃“上天垂眷”，明廷的诠释话语和应对仪节不断发生微妙变化，其政情大势及帝王气象，亦可从中窥见一斑。藉由交食应对，原本抽象的“天”，成为其人间自命代言人“天子”根据需要而诠释的政治奥援。因此，即使对交食的科学成因已有清楚认识，也要维持对之所作哲学抽象性和伦常象征性诠释，以维护君权的合法与威严。 【关键词】天人感应；日食救护；明代政治；当食不食；朝贺 一、引言 日、月作为肉眼可见的两大天体，各司昼夜，赐予光明。在远古先民的生产活动和精神世界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之故，稍微翻检有关各地早期文明的记录，或考察延续至今的原始部落礼俗，都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关于日月异象的记录、诠释与演绎，而且往往由此衍生出各种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古代中国的国家秩序中，尤其注重处理与“天”之间的关系。《诗·小雅·十月之交》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疏谓此乃“谴自上天，小人专恣，恶莫甚焉”[1]。借天象休咎讽喻现实人事，乃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一大特色。汉儒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曰：“《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2]从而将“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和伦理体系作了系统阐发。 既然“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3]，人间的君王自称“天子”，受“天命”而统驭天下，因此就拥有与上天互动的专属权利和义务。皇帝作为“天”在人间的代理，若天现异象，必须有所应对，否则也会被认为不符君道。臣属若不依礼应对，也被认为未能尽职尽分，甚至心怀异志。《左传》载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季平子未依礼救日，而被认为“将有异志，不君君矣”。《正义》阐释为日食乃阴侵阳、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乃是不君事其事也”[4]。日月交食乃天变异象之显著者，尤以日食为最。所谓“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阴道盛强，侵蔽阳明，则日蚀应之”[5]。因此历来最受重视。《尚书》对夏朝仲康日食的记载，可能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日食记录。[6]其中甚至记载了日食之时，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应作何应对。[7]针对日月交食的救护和应对，逐渐被形成国家典礼固定下来，历代相沿不辍。[8]每逢日食，皇帝必须有所回应，如下诏罪己、举才、斋戒、素服、避正殿、寝兵、去乐、不听事、省费、察狱、赦天下、弛力、振贷、免租等，并积极禳灾救护。[9]尤其是汉代以后，随着国家体制的完备、天文观测手段和历法编制技术的进步，日食预报逐步制度化和精确化。而且，“日食预报制度建立后，救日礼仪不但没有取消，而且变得日益细致、隆重，接近儒家经典”[10]。隋唐以降，作为自然天象的交食，与天文历法和儒家政治哲学紧密结合，救日仪式与制度日益完善繁杂。此后虽然偶有变革，但一直延续到清末，对传统中国政治与文化影响甚深。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对日月交食的记载和诠释，并不将之纯然视作天文现象，而是与现实政治与人事密切关联。本文即在此种语境之中，考察以日食为主的交食应对与明代政治的纠葛。[11]明代政治运作中，君臣不仅时常借天言政，天象休咎更不时成为展开政治斗争的奥援，甚至屡次卷入帝系承传的风波之中。明初太祖建极立制，奠定明代国家及政制基础。[12]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需要重新建构天命转移的合法性论述，并辅以相应的典礼和制度。而后有明一代，帝系承传出现较大波折者又有三次。一是藩王出身，靠发动“靖难之役”兴兵夺权的成祖；二是“土木之变”被瓦剌人俘虏，又以“夺门之变”复辟的英宗；三是以藩王入嗣大统，引发“大礼议”之争的世宗。[13]因帝位嬗递的特殊情形，他们都共同面临论述和维护政统合法性的问题。这几次事件均对明代政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无一例外的是，交食这一特殊天象在这几朝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有鉴于此，本文以洪武、永乐、正统、嘉靖四朝为中心，结合政情朝局，探讨各朝对交食的不同诠释和应对。如此立题论述，一则希望透过此一独特视角，管见明代政治运作之一斑；再则借此略探中国古代天象、历法、政治与礼仪之间的复杂纠葛。而日月交食作为规律发生的天象，可以根据现代天文科技作出精准推演和预测，因此可以协助确定历史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14]对于本文而言，现代天文科技则有助回溯检验史籍记载交食的准确性，尤其是“当食不食”的问题。对该问题的记录、阐释和应对，曾深刻影响明代中枢政治。 二、太祖建元、历法颁定与日食应对 朱元璋出身卑微，欲与群雄争立，除了依靠自身本领及臣将辅佐，更需引“天命”以为奥援。早在元至正十五年（1354年），朱元璋尚与元军鏖战，就祷于上天，曰： 今天下纷纷，群雄并争，迭相胜负。生民皇皇，坠于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祸乱。苟元祚未终，则群雄宜早息，某亦处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元祚已终，群雄之中当膺天命者，大命早归之，无使生民久阽危苦。[15] 既重天命所在，自然不能忽视天象。《太祖实录》记载，至正二十一年西征陈友谅之前，刘基称夜观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后，乃师胜之兆。请朱元璋顺天应人，早行吊伐。朱元璋说他亦夜观天象，正如刘基所言，遂令徐达、常遇春等率军伐陈。[16]吴元年（1367年）大局已定，“天命”归属几无悬念。朱元璋遂谓侍臣：“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象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17]顺天而应人，朱元璋不仅建立了政权，也建构起新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同时论述了人君行事与天象灾祥的关联与互动，为交食应对砥定哲理根基。洪武元年（1368年），司天监进元主所制计时仪器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朱元璋看后谓侍臣曰：“废万几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遂命左右碎之。[18]彼时正当立国之初，朱元璋此举除了彰显其崇俭禁奢的立场，也可窥见其核心关怀并不在具体的技术与机巧层面。 朱元璋对于具体技术层面的问题不大热衷，但高度重视与现实政治密切关联的天文历法。在传统中国，历法不单只是记录岁节时令、指引吉凶宜忌的文本，更是“确立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手段。藉由颁布精确的年历，身为‘天子’的中国皇帝展示他所秉承的天命”[19]。而且，历法的编订与颁赐，也是展现和维护前近代东亚朝贡秩序的重要手段。因此，明代开国之初，太史院院史刘基就上《大统历》，钦准颁赐全国及朝贡属国，令奉正朔。洪武元年，即遣符宝郎偰斯奉玺书赐高丽国王王颛，又遣汉阳知府易济颁诏于安南国王，宣示正统。[20]洪武二年，遣吴用、颜宗鲁、杨载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国。赐予玺书、《大统历》，令知正朔所在。[21]同年，再遣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往高丽，封王颛为恭愍王，并赐《大统历》。王颛停用元顺帝至正年号，并遣使赴南京朱元璋登极。[22]同年，安南国王陈日煃遣使来贡，朱元璋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奉诏往安南，封日煃为国王，赐金印及《大统历》。[23]洪武四年，真腊、暹罗国王遣使来贡，均赐《大统历》。[24]次年日本国王良怀遣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25]。该年又遣杨载出使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其弟入贡，诏赐《大统历》及织物。[26] 朱元璋不重天文科技，但立国之初就立即颁定新历，向海内外宣示正朔所在，足见其中利害。“颁布新历法乃中国每个新王朝膺任皇权的重要象征。……朝鲜国王作为中国皇帝的朝贡藩臣，每当新历颁示，除了接受奉行，别无选择。”[27]基于历法颁赐的日食预报以及救护安排，同样体现前近代东亚体系中的宗藩关系。中国钦天监发布交食预告和救护安排，朝鲜、安南乃是与内地省份一样，被晓谕安排该如何应对，其中体现的是作为宗主国“天朝”“受命测天、代天宣命的权威和尊严”。[28]因此直至晚清，虽然越南、朝鲜先后不再奉中国正朔，但钦天监仍依旧例发文。[29]尤其是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此前不仅遵奉中国正朔，也完全继承“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援照中国救日礼仪，并参照中国建立钦天机构书云观，建造观象仪器。[30]历法、交食应对之于古代中国乃至东亚政治，其要如是。[31] 历法厘定、颁赐之外，关涉历法权威及天文知识的专属性，亦作严厉规定。私习天文，私造历书，历代皆治以重罪，明代亦然。明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32]。洪武六年定，凡钦天监人员，“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33]。明代《大统历》封面上，亦印文明谕：“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34]洪武二十六年，又定“进颁历日仪”，详述钦天监每年进呈《大统历》，皇帝批准而后赐予百官、颁行天下的复杂仪节，以昭庄重。[35] 对于历法精准与天文科技等技术层面的“细节”问题，朱元璋着意甚少，其后继者亦然。今之学者亦指摘“从明初到万历年间，天文学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历书编制的依据仍是《授时历》；仪器技术既少有创新，又没有充分地继承宋元的成就”[36]。但对于与天文历法密切关联的政治“大节”问题，则毫不松懈。在此基础上，定下明代交食预报、救护的制度和礼仪。洪武六年定交食救护仪，《太祖实录》记礼部所奏礼仪：“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书省设香案，百官朝服，序立行礼。鼓人伐鼓，复圆乃止。若月蚀，大都督府设香案，百官常服，序立行礼，不伐鼓。若遇雨雪云翳，则免行礼。”[37]此次更定，将汉唐帝王应对日食所著“素服”改为“常服”，照例避殿。百官救护日食与月食，有伐鼓与否之别，并规定何种情况不行救护礼。至于具体仪节，《会典》载之更详： 前期，结綵于礼部仪门及正堂。设香案于露台上向日。设金鼓于仪门内两傍，设乐人于露台下，设各官拜位于露台上下，俱向日立。至期，钦天监官报日初食，百官具朝服，典仪唱班齐，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兴，平身。乐止，跪。执事捧鼓诣班首前，班首击鼓三声，众鼓齐鸣。候钦天监官报复圆，赞礼唱鞠躬。乐作，四拜，平身。乐止，礼毕。月食仪同前，但百官青衣角带，于中军都督府救护。[38] 地方藩王日食救护礼，也在明初议定。洪武十一年，秦相府奏请王府救护日月薄蚀，礼部依《周礼》《春秋》议曰：“自古日月之灾，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不遑宁处，则亲王亦当救护。但王府崇严之地，百官会集而鼓，于理未宜。今议凡遇日月食，亲王止于露台行礼，不鼓。其大小官员，则鼓于布政、按察二司。”[39]上谕从之。日月交食的不同应对，同样被赋予序等级、别尊卑的礼制深意。 除了立则建制，朱元璋对日食的确也依礼应对，以求垂范天下。洪武九年七月癸丑（1376年7月17日）日食，是年星象紊乱。朱元璋下诏求言：“迩来钦天监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于是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40]直隶淮安府海州学正曾秉正抓住机会，上了一篇千余言长奏，自圣人则天象说起，历叙古今明君修德弥灾之事，将儒家一贯的日食政治哲学详述一番。又歌颂大统之君圣治日隆，若能应天修德则天心可回，国祚永昌。朱元璋阅后龙颜大悦，召秉正赴京师，擢为思文监丞。[41]朱元璋效法前代明君，下诏求臣下直言，并修省应对。此次天象异常，也为敢言、善言的海州学正带来荣升机遇。明代关于交食预报、救护和应对的制度规范，洪武一朝已完全建立。其后历朝或因或革，或从或易，大致不出太祖建制。 三、靖难之役、成祖与交食应对 建文元年（1399年），藩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起兵“靖难”。四年夺权，改元永乐。为了维护成祖一系的正统，后修的《太宗实录》中，建文帝朱允炆的继位被描述成天怒人怨的灾难： 太祖崩。……皇太孙遂矫诏嗣位，改明年为建文元年。……虐害良善，纪纲坏乱，嗟怨盈路。灾异迭见，恬不自省。新宫初成，妖怪数出，起而索之，寂无所有，亦不介意。于是太阳无光，星辰紊度。彗扫军门，荧惑守心。飞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42] 《太宗实录》不仅认定皇太孙朱允炆乃“矫诏嗣位”，更描述出一幅纪纲崩坏、惨绝人寰的图景。连“荧惑守心”这一传统被视为大凶之兆的天象记录，也被搬了出来。[43]以此论证建文帝之逆天失德，进而表明朱棣即位乃顺天得道。而且，为了符合对建文帝“灾异迭见，恬不自省”的指控，《太宗实录》载建文朝天变异象甚多，但绝口不提建文帝是否如前代明君一样救护修省。问题在于，日月交食乃天行之常，无论人君有道无道，均会按时出现，永乐君臣并非不知此理。那么，若新君即位仍有蚀变，该如何应对？ 其实，永乐改元的第一年正月十六（1403年2月7日），就发生了一次月食。依照今日天文测算可知，这是一次由初亏到复原长达三小时以上的典型月全食，而且在南京地区可见。[44]然而当晚因为阴雨，不见月食。次日，礼部尚书李至刚就上奏称，月当食不食，请率领百官朝贺。因为依照惯常论述，当食不食，就是皇帝修德敬天的回报。李至刚希望通过诠释天象，护主邀功，却遭成祖反诘训斥：“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贤去邪，然后日月当蚀不蚀。适以阴雨不见耳，岂果不蚀耶？”[45]成祖没有否认传统关于当食不食的论述，但认为因为阴雨遮盖而不见，不算真正的当食不食，因此不许朝贺。可见，其应对天象示警的态度还是较为务实审慎，也因为掌权伊始，需要对付、争取不少洪武、建文旧臣。若在此问题上太过骄矜张扬，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永乐四年六月己未（1406年6月16日，实录作乙未），预报又有日食。礼部尚书郑赐等奏言，因日食为阴云覆盖不见，称是“圣德所感召，请明日率百官表贺”。又遭成祖反问：“正朕恐惧修省之际，何可贺？”郑赐对曰：“宋时，盛有行之也。”成祖反驳曰：“于此一方，阴云不见。天下至大，他处见者多矣。且阴阳家言，日食而阴云不见者，水将将至。以此言之，可贺乎？”[46]成祖不仅重申阴云遮蔽不算当食不食，还称此处不见他处可见，又援引阴阳家之言。总之要恐惧修省，不能朝贺。以今日推算，郑赐此次说日食不见，倒非虚言。此次南京地区可见的日食，虽然从初亏到复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仅仅是食分（Eclipse Magnitude）为0.201的日偏食，本身并不显著，而且天有阴云。不过，郑赐等打算藉此再做文章，称颂圣德，却被阻止。 永乐一朝对日月交食的诠释，以及应对制度与礼仪，均维持一贯。永乐十一年正月初一（1413年2月1日），再逢日食，成祖下令罢新正朝贺、宴会。并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谨天戒。朕既乖于治理，上累三光。而众阳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焉？尔文武群臣，尚思勉辅朕躬，调变阴阳，消弭灾变。”[47]永乐二十年元旦（1422年1月23日）日食，亦谕礼部：“日食，天变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咎，凛焉于心。卿等宜各修厥职，以匡辅不逮。”[48]这两次日食都发生在正旦之日，不仅不能另有特别朝贺，就连本应进行的正旦朝贺也免行，并罪己自省。成祖晚年，应对日食的原则依然未变。 永乐一朝群臣屡有庆贺当食不食、颂扬圣德之请，屡被申斥拒绝。表面看来，成祖屡拂臣意，不领臣请。不仅没有顺水推舟而行朝贺，反而以交食灾变罪己修省，晓谕群臣各修厥职。实际上，如此应对恰恰符合先秦以降圣君明主应对交食的“正格”，更能彰显圣德。永乐君臣可以借助天象灾变来否认建文政权的合法性，但却无法阻止日月交食在本朝继续发生，惟有如仪应对。从历次对日月交食的论辩、处理和应对中，也颇能显示成祖的清醒务实。同时，成祖以藩王出身，因建文削藩而兴兵夺权。他即位后，一方面要继续承认其他藩王的地位并取得其支持，同时又要防止他们效法自己再次“靖难”。因此，成祖对其他藩王规管甚严，天象休咎自然也可以援用于此。如永乐六年，钦天监两次奏报木星犯诸王星之象，成祖“遂悉赐诸王书，俾警醒”[49]。其中颇有既关怀又警告的深意，因为木犯诸王这一天象，曾在前代被占为“诸侯宗臣灾”[50]。 四、土木之变 、英宗与钦天监劫难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朱瞻基驾崩，长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正统六年正月初一（1441年1月23日），钦天监预报日当食。于是英宗下令免朝贺，预敕群臣救护。明朝君臣一如既往，严阵以待天变。但到预定时刻，却是“天气晴明，太阳正中，无纤毫之亏”。此次天气晴朗，排除了阴云遮蔽的因素，众目睽睽之下，日食确实未现。因此，礼部奏称“此盖皇上至仁，大德上格于天，是以当食不食，礼宜庆贺”[51]。其实，这次日食在北京根本不可见。在南京可见，但也只是食分仅为0.018，遮掩面积比（Eclipse Obstruction）仅为0.003的一次日偏食，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无法观测到。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次失准的日食预报。当然，由于历法陈旧，预报失准的情况在明代多有发生。但是，英宗非但没有将此归咎于钦天监的预测失误，反而倾向于礼部的诠释。他并没有像成祖一样，以此处不蚀彼处蚀的理由驳斥臣属的庆贺请求，而是承认当食不食乃“上天垂眷”，不过“君臣当益加敬慎，不可怠忽”，故免行庆贺礼。[52]从坚持日月交食为“上天垂警”，到承认当食不食乃“上天垂眷”，明廷针对交食的诠释话语和应对仪节，开始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论及英宗一朝政事，自然不能绕过“土木之变”。大明王朝和英宗本人的命运，都因此变故而大受影响。在这一事件中，钦天监官员也成了朝廷罹难的替罪羔羊，上演了中国古代天文官员所遭遇的惨烈一幕。 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在阉宦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率军迎击瓦剌也先部的进犯。随行文武官员百余人，其中包括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及其他监官。八月十四日，明朝军队在土木堡遭遇伏击，几近全军覆没，英宗被俘，一时出现“銮舆北幸国无人”的危局。国君被俘，北京陷入迁都、抗击、另立新君等种种纷扰中，同时也要找出罪魁祸首，或者说是替罪羔羊，以息众愤。王振自然首当其冲，但他已死于战乱。于是以王振党羽的罪名，下令“籍没太监郭敬、内官陈玙、内使唐童、钦天监正彭德清等家”，并将彭德清下狱。[53]同年十月，彭德清死于狱中。继任的新君景泰帝竟令“仍斩其首”。罪名是：“德清坐党王振，匿天变不奏。及从征，不择地利处驻师也。”[54]死于狱中之后还要被枭首，可谓骇人听闻的惨剧。其实这更是一起冤案，彭德清并非“匿天变不奏”，他确曾提示“天象示警，若前，恐危乘舆”，但被王振指斥：“尔何知！若有此，亦天命也。”[55]而且，钦天监的职守只在于观天象，择“天时”，行军打仗、择地驻师这类“地利”失误，以及文武、内外官员关系的“人和”问题，却一并算在彭德清的头上，可谓奇冤。 而且，“土木之变”后，明廷加重了关涉天文历法问题的管制、威慑和惩处。景泰元年（1450年）因月食预测失准，将钦天监监正许惇下三法司议处，论罪当徒，后宥之。[56]次年从吏科给事中毛玉请，对私习天文禁书、收藏天文星象之图，指以天象垂戒、妄论气运兴衰者，均重罪之。[57]对“土木之变”中可能失落民间的天文禁书，则令都察院揭榜晓谕地方，令主动交公送京，免拾获者之罪。[58]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以“夺门之变”复辟，改元天顺。天顺四年（1460年），月食四分有奇。但这次钦天监并未事先发布预告，以致失救。英宗为此勃然大怒，认为钦天监玩忽职守，或者讳言灾变，严惩负责此事的礼部侍郎、钦天监监正、监副等官。[59]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负责测天的钦天监官员，与天在世间的人格化代理——皇帝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其实，钦天监官仅凭有限的天文知识、早已过时的历法和并不先进的仪器，既要准确预报、观测天象，安排应对，又要揣摩上意，提供顺遂诠释，还可能随时面临“天象难预”的无妄之灾，宜乎其难其苦！ 五、大礼议、世宗与“当食不食” 正德十六年（14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武宗无嗣，遂以其堂弟兴王朱厚熜入嗣大统，改元嘉靖。其后数年间，围绕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尊号问题，明朝君臣进行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史称“大礼议”。“大礼议”最终以嘉靖强权高压、反对者受罚削职告终。此事不仅极大影响明廷人事布局及政治文化，甚至深刻影响此后中国的地方社会礼制。在这场关乎皇位名分、秩礼与政治的政争中，嘉靖皇帝为了“重建宗统，获得皇权的正当性基础，不惜编纂《明伦大典》，钳制言路，改易国家礼制，使原有的权力分配原则遭到破坏，并引发明帝国政治的结构性矛盾”[60]。而他对象征天变的交食所作诠释与应对，更将其处境和心迹展露无遗。 嘉靖帝即位初期，应对灾变尚算谨小慎微。嘉靖四年（1525年）十月，礼部奏四方灾异，计有天鼓鸣五，地震六十三，星陨八，冰雹十一，火六，气二，雪寒二，雷击三，山崩三，水溢八，产妖二，疫一。面对如此频繁的灾害，世宗下令：“灾异非常，朕心忧惧。事关治体者，朕自图之。中外群臣，其同加修省，以回天变。”[61]同年闰十二月初一（1526年1月13日），日有食。[62]六年五月初一（1527年5月30日）日食，翰林院编修廖道南借疏《洪范》，称五月日食，阴长阳微，不可不慎，并建言皇帝应法天运、修君德、行王道、若人时、端治本、肃邦纪、定国是、感休祥、立世则，其核心是人君应修德应天，树立典范，而权不可下移，臣不可上僭，以“使嘉靖之治永垂万事”。对于这道看似诤谏、实则颂扬的奏疏，“上嘉纳之”[63]。 明代帝王中，嘉靖帝算是有所作为的中兴之君。《明史》亦承认“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64]。当然，嘉靖皇帝的权威日固，也体现在他越发敢于借天言政、严苛不顺己意的大臣之中。嘉靖八年日食，刑部员外郎邵经邦借此上书，认为此乃用人失察，直接批评皇帝不该以私凌公，重用“议礼”有功的张璁为内阁首辅，以致天怒人怨。邵经邦之言，对皇帝而言可谓句句刺耳： 议礼与临政不同，议礼贵当，临政贵公。正皇考之徽称，以明父子之伦，礼之当也，故虽排众论、任独见，而不为偏；若夫用人立政，则须分辨忠邪，酌量材力，与天下之人共用之，然后乃为公尔。今陛下以璁议礼有功，乃不察其人、不揆其才而加之大任，是私议礼之臣也。私议礼之臣，是不以所议者为公礼也。夫礼惟当，乃可万世不易。使所议诚非公礼也，则固可守也，亦可变也；可成也，亦可毁也。[65] 此时，“大礼议”问题已经盖棺定论，邵经邦虽然不敢再对其结论提出质疑，但借批判嘉靖帝先“任独见”，而后因私废公，重用“议礼”有功的张璁，自然触了逆鳞。《世宗实录》载，皇帝览疏，大怒曰： 经邦谓朕私议礼诸臣。朕惟父子之伦，乃万世纲常，诸臣赞议，朕自裁决。今《大典》已定，未见异议。经邦乃敢肆为妄言，谓礼可守可变，可成可毁，扇惑人心，动摇国是。且自比秦茅焦之谏，其视朕为何如主？殊为讪上无理。锦衣卫其逮送镇抚司，严加拷讯以闻，毋得回护。[66] 而且，皇帝直接将邵经邦定为“非常犯”，不必送都察院论罪，直接令兵部发福建镇海卫充军，永远不宥。乃至八年之后，因皇子出生大赦天下，邵经邦也不在赦免之列，[67]足见嘉靖帝对此忌诟之深，此后益加骄矜擅独。嘉靖十九年三月初一（1540年4月7日）日食，钦天监奏日食不及三分，依例免救护。而后礼部奏报，未观测到日食。嘉靖帝喜不自禁，曰：“上天示眷，朕知仰承。”[68]其实，若依NASA的数据，1540年至1541年间北京地区根本就没有可见日食。因此，这要么又是一次失准的日食预测，要么就是钦天监为了取悦于上而捏造“当食不食”的假象。之前如正统六年的日食预测失准，主要是食分、时刻及可见地点的误差，而当年确有日食。但此次，是在该年完全没有可见日食的情况下，钦天监作出“日食不及三分，依例免救护”的预测，误差之大，令人生疑。 对于不顺己意、借天言政的臣属，嘉靖帝也毫不手软。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初一（1553年1月14日）日食，御史赵锦借机奏劾严嵩擅权。赵谓正月之朔日食，是政权在臣下、臣子背君父之象，请“将嵩早赐罢黜，以应天变”[69]。疏入，严嵩乞请罢官。嘉靖帝“以供奉青词悦”，不仅慰留严嵩，而且手批赵锦奏疏，说赵锦明谤君上，情罪欺天，令锦衣卫捉拿下狱，杖四十，削籍为民。[70]在嘉靖皇帝这里，抽象的“天”再次成了被宣称其在人间的代言人——天子——根据需要而诠释的有效政治工具。 但无论是钦天监确实预报失准，还是有意杜撰，嘉靖帝对礼部“当食不食”乃君德感召的解释，表现出的都是从默然接受到公开提倡。到了晚年，甚至发展到责罚“当食不食”之时，依礼前往救护的官员。嘉靖四十年二月初一（1561年2月14日）日食，天微阴，钦天监官说日食不见，即同不食。嘉靖皇帝大喜，认为此乃上天眷顾。但礼部尚书吴山独谓：“明明薄蚀，吾谁欺？欺天乎!”[71]依礼组织救护仪式。对于吴山的“忤旨”，皇帝虽然极为不满，但口头上仍称吴山此为守礼，不必引罪。但与此同时，又责问礼科为何不参劾吴山。都给事中李东华趁机落井下石，说：“圣德当阳，祥云护日。当食不食，此诚至敬格天之所致也。山等不知题请恭谢玄恩，乃如常救护，罪不可逭。”于是，皇帝依据严嵩建议，判李东华罚俸两月，吴山等礼部官员记罪。[72]而且二月初七丁酉日，“以日食不见，建谢典于大光明殿三日，群臣上表贺”[73]。对原本可疑的“当食不食”进行朝贺，这个被成祖严斥、英宗婉拒的虚伪仪式，在世宗这里竟堂而皇之地举行。其实，借助今日NASA的数据，完全可还吴山清白：这是一次在北京可见食分达0.953，遮掩度达0.908的日环食！即便天气微阴，但食甚在17时25分4秒，太阳并未下山。在太阳几乎被完全遮蔽的3分19秒中，必然天地变色，晨昏莫辨，[74]明朝君臣竟然睁眼硬说日食未见。 结果可想而知，吴山很快被罢免礼部尚书之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嘉靖皇帝任命了不主张此次日食救护的袁炜为新尚书，并加太子少保衔。[75]更“巧合”的是，同年七月初一（1561年8月11日），竟然又报当有日食，但仅食1分5秒，故免救护。袁炜乘机上表称贺，不仅说此乃德教所生，而且“皇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万象辉华。是以日位旺荣，阴氛销铄。食止一分，与不食同”[76]。袁炜的贺表，不仅重申了“当食不食”乃圣德所感的赞语，更提出了“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的论断，将嘉靖帝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地位（天），拔到高于其兄武宗朱厚照一系（日）。主管国家礼仪的最高官员在天象变化的高度，肯定了嘉靖“大礼议”的合法性。嘉靖皇帝对此论说，自是“以为然”。[77]但是，如果再次依照NASA的数据回溯，则发现该年北京可见日食只有吴山救护的二月初一那次，农历七月根本没有可见日食。[78]此次无论又是钦天监预测失误，还是袁炜为答谢皇恩，有意将北京本不可见的日食解释为“当食不食”，甚至谎报伪造记录，[79]事实本身反而显得不太重要。其实，钦天监仪器不准及失误，客观上限制其准确预测和记录天象，此乃实情。然而，“钦天监的任务，根本上还是使皇帝作为天子的地位合法化”[80]。正如袁炜此次对“当食不食”的诠释和发挥，就深符帝心。日月交食与明代政治之间，正是在这样微妙的诠释与建构、不同的规谏与阿谀、两立的救护与朝贺之中，复杂纠葛。 六、余论 在传统中国的宇宙观念和政治哲学中，日乃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天人感应”论认为，日食的产生乃君德衰微，以致阴道盛强，侵蔽阳明。皇帝以“天子”自命，乃抽象的“天”在世间的人格化代理，就必须对以交食为重要代表的天显异象作出诠释和应对。而此种诠释与应对，往往与现实政治和人事产生纠葛。明代太祖代元而立，成祖、英宗、世宗三朝帝系承传均有较大波折。因此，在各自建构政权合法性论述中，交食应对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传统政权合法性论述的建构，大致不出两种路径相反但殊途同归的方式。一为“正述式”，主要策略为“诉诸天命”及“求诸正统”，[81]论证自身政权承天应运，民心所向；一为“反衬式”，批判前代政权倒行逆施，天怒人怨。明代的交食诠释，对这两种路径都有所取法。从太祖、成祖为交食宣谕罪己、修省慎对、下诏求言，并严斥礼部对当食不食的朝贺请求；到英宗默认当食不食乃上天眷顾，婉拒朝贺请求；再到世宗欣然接受当食不食的朝贺，甚至惩处依礼前往救护而未朝贺的官员。从坚持日月交食为“上天垂警”，到承认当食不食乃“上天垂眷”，明朝中枢针对交食的诠释话语和应对仪节，不断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明代以神宗朱翊钧御极时间最长，但从《明实录》记载来看，几乎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他就像对待其他政事一样，应对日食也是消极怠慢的。[82]皇帝既不接受朝贺，也不为此修省。阁臣、言官屡屡上奏，称日为人君之象，日有食即君德有亏，应有所为而应天变。臣属亦以太阳至尊被隐，提醒神宗“宜照临宣布，不宜黯汶闭藏；宜发扬煦育，不宜收敛摧折”，但结果基本都是“不报”。[83]明代的政情大势以及帝王的规模气象，也可以从各朝的交食应对中窥见一斑。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藉比较成祖时首辅杨士奇、世宗时首辅严嵩关于元旦日食是否朝贺的不同言行，已明言“两朝前后一事，而阁臣之忠邪别矣”。并比较杨、严两人的下场，评曰：“苍苍者岂堪矫诬哉？”[84]“天人感应”政治哲学的本意，应该是因敬天而测天，从而顺天而应天，但现实中却不乏用天，乃至“玩天”的吊诡现象。[85]藉由交食应对，原本抽象的“天”，成为其人间自命代言人天子根据需要而诠释的政治奥援。 明代天文历法和观测手段鲜少进步，已为时人后世所诟病。但很多情况下，天象预测与记录的绝对精准本身，其实不如对天象所作的诠释和应对重要。因此，即便难保预测精准，基于“天人感应”理论发展出的整套交食救护礼仪，照样年复一年在大明王朝上演，并不断为朝局政争所援用。明末耶稣会士东来，[86]中国的测天技术和天文历法乃有实质突破。但尽管对日月交食的成因早有科学解释，稍后编成的《崇祯历书》仍然维持灾变之说。其中虽然承认日月薄蚀其实是天象之常，有规律可循；但又依据抽象的宇宙观，以为日月相资相济，以生万有，重新将蚀变界定为“常中之变”“无形之灾”。[87]在近代天文科技理性面前，仍然维持对交食作哲学抽象性和伦常象征性的诠释，以维护君权的绝对权威与合法。 不过，无论明朝君臣对“天象”休咎如何诠释和应对，似乎都已无力回“天”。而在此时，关外后金政权正锐意振旅，虎视眈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先后建号“天命”和“天聪”，异志已见。又逢关中地区连年“天灾”，李自成率众揭竿，厉兵秣马，推为“闯王”。此时已噤若寒蝉的大明王朝“钦天”官员，应该没能预占到不久之后的“天命”遽变：崇祯甲申，明失其鹿。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补记：本文初步构思于2009年，当年长江流域出现百年难遇的日全食，举国瞩目。古今时空悬隔，诠解异趣。笔者曾拟借鉴“全球史”的视野，对明清两代“交食应对”所牵涉的政治、思想、科技及中外交流诸议题稍作通贯考察。此后续有撰拟，不过由于教研工作重心的转移，这项研究计划迄今尚未完全展开。谨以这则迟交的拙稚习作致谢朱鸿林老师，衷心铭谢他在笔者赴港进学之初给予的教诲和提携。 [1] 《毛诗正义》卷九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9页。 [2] 《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98页。 [3]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为人者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4] 参见《春秋左传注疏》卷48“昭公十七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8~1360页。 [5] 《汉书·孔光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59页。 [6] 关于仲康日食的记载准确性及发生时间，学界尚有争议。详见吴守贤：《夏仲康日食年代确定的研究史略》，《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7] 《尚书·胤征》：“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杜佑释曰：“凡日蚀，天子鼓于社，责上公也。瞽，乐官。乐官进鼓则伐之。啬夫，主币之官。驰，取币礼天神也。庶人走，共救日蚀。庶人，百役之人也。”见杜佑：《通典》卷78《礼典·军礼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1页。 [8] 关于中国古代日食救护礼仪、制度及与之关联的天人关系问题，先行研究论述较详者如谷田孝之：《古代支那の日食儀禮》，（日本）《哲學》第5号，1955年；大形徹：《救日儀礼と十日神話》，（日本）《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4号，2009年；陈侃理：《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中国古代关于日食灾异的学术、礼仪与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3分，2012年。有关近世西方宗教与科学输入背景下，包括交食救护在内的中国传统天道信仰与灾异论诠释的困境、异动与变迁，详参张洪彬：《灾异论式微与天道信仰之现代困境——以晚清地震解释之转变为中心》，《史林》2015年第2期；李林：《“救日”与救国——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蕴》，《清史论丛》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张洪彬：《天变可畏乎：晚清彗星认识的更新与天道信仰的困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此外，余焜近刊一文，考论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涉及交食救护的思想、仪节，及其所折射的政治生态问题，详参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安徽史学》2019年第5期。 [9] 详参黄启书：《试探汉代灾变之礼——以日食为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孔德成先生学术与薪传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2009年版，第395~432页。中川绫子：《中国古代の日食：唐代までの日食に対する意识·対応の変化》，（日本）《お茶の水史学》第41号，1997年。 [10] 陈侃理：《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中国古代关于日食灾异的学术、礼仪与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3分，2012年，第428页。 [11] 依据刘次沅、庄威凤的统计，明代正史中有关日食的记录共有113条，包括了这一时期发生的绝大多数日食。113条记录中，有7条“阴云不见”，5条“当食不食”，另有1条回回历当食不食，因此实际日食报告共100条。关于这些记载及其准确性的探讨，详参刘次沅、庄威凤：《明代日食记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本文主要据其记录详实且与明代政治关联甚深者，展开论述。 [12] 朱鸿林指出，明朝的国家面貌“很大程度上是其创业君主明太祖朱元璋的刻意模塑结果”。见朱鸿林主编：《明太祖及其时代论文汇编》，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研究中心2006年版，“前言”第i页。 [13] 段玉裁作《明史十二论》，内有《三大案论》篇。段氏所谓“三大案”，并非通常所谓“红丸”“梃击”“移宫”三案，而是燕王“靖难”、英宗“夺门”及世宗“大礼议”。见段玉裁：《明史十二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收入《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2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973~976页。 [14] 如利用天象记录推定武王伐纣及西周诸王年代，可为例证。详参李银姬：《西周天象和绝对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甲午年冬十月”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8年影印本。本文以下引用不再标注版本信息。 [16]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9“辛丑年八月庚寅”条。注：本文所引《明实录》日食资料，大多先参何丙郁、赵令扬所辑《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香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而后按图索骥，核对原典再行征引，释文断句亦多有参撷，谨此说明，并申谢悃。 [17]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午”条。 [18]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十月甲午”条。 [19] 祝平一：《西历东渐：晚明中西历法的初步接触与历法形式的冲突》，余晓岚译，《法国汉学》第6辑“科技史专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36页。 [20]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十二月壬辰”条。 [21]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 [22]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4“洪武二年八月丙子”条。亦参范永聪：《事大与保国：元明之际的中韩关系》，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9年版，第107~108页。 [23]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43“洪武二年六月壬午”条。 [24]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9“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条；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条。 [25]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十月癸巳”条。 [26] 详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条。 [27] 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John H. Combridge, John S. Major, The Hall of Heavenly Records: Kore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Clocks, 1380178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8] 李林：《“救日”与救国——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蕴》，《清史论丛》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页。 [29] 详细记录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编：《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 [30] 朝鲜时代的救日仪式与安排，《李朝实录》记述甚多。关于朝鲜的“天人感应”政治哲学，详参庄吉发：《天象示警、禳之以德——从朝鲜君臣谈话分析天人感应的政治预言》，《清史论集》第18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205页。对朝鲜书云观、天文仪器的详实研究，参南文铉：《对于朝鲜世宗朝创制的观天授时仪器的技术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Joseph Needham, Lu GweiDjen, John H. Combridge, John S. Major, The Hall of Heavenly Records: Korean Astronomical Instruments and Clocks, 1380178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 王元崇新近通过考察清代时宪书的内容与颁行，讨论清代中央与直省、属国、边地的关系，进而论及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议题，甚有创获。详参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3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历法·历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24页。 [33] 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223《钦天监》，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2959页。 [34] 明代《大统历》样貌，可见北京图书馆古籍影印室编：《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北京图书馆2007年版。全套六册，收入明代历日凡105册。 [35] 详参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3《历日》，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571~1572页。 [36] 张柏春：《明清测天仪器之欧化：十七、十八世纪传入中国的欧洲天文仪器技术及其历史地位》，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37]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79“洪武六年二月丙戌”条。 [38] 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03《祥异》，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572页。 [39]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19“洪武十一年七月庚寅”条。 [40]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9“洪武九年闰九月庚寅”条。 [41] 参见《明实录·太祖实录》卷109“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条。 [42]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 [43] 有关该天象的诠释及记录的准确性问题，详参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44] 本文所引日月食现代推算数据，若无特别注明，均来自美国太空总署日月食网站（NASA Eclipse Website）,http://eclipse.gsfc.nasa.gov/JLEX/JLEXAS.html, 2014年12月5日。中西历换算均依台湾“中央研究院”之“两千年中西历转换”在线系统，http://sinocal.sinica.edu.tw/，2014年12月9日。下文不再逐一注出。 [45]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6“永乐元年正月乙未”条。 [46]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55“永乐四年六月乙未”条。 [47]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36“永乐十一年正月辛巳”条。 [48]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45“永乐二十年正月己未”条。 [49]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78“永乐六年四月戊子”条。 [5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0《象纬考十三·月犯五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9页。 [51]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庚子”条。 [52]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正月庚子”条。 [53]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亥”条。 [54]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84“正统十四年十月己卯”条。 [55] 《明史》卷167《曹鼐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02页。此事详细考述，亦见陈学霖：《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5页。 [56]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87“景泰元年正月辛卯”条。 [57]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07“景泰二年八月丙戌”条。 [58]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212“景泰三年正月庚申”条。 [59] 参见《明实录·英宗实录》卷322“天顺四年正月庚申”条。 [60] 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年版，第386页。 [61]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56“嘉靖四年十月壬子”条。 [62] 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59“嘉靖四年闰十二月乙卯”条。 [63]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76“嘉靖六年闰五月辛巳”条。 [64] 《明史》卷18《世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0页。 [65]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106“嘉靖八年十月丁卯”条。 [66]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106“嘉靖八年十月丁卯”条。 [67] 参见《明史》卷206《邵经邦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451~5452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68] 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35“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条。 [69] 参见赵锦：《因变陈言以谨天戒疏》，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34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43~3647页。 [70] 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395“嘉靖三十二年三月丁亥”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4《严嵩用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页。 [71] 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9《禨祥·元旦日食免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5页。“吾谁欺？欺天乎!”语出《论语·子罕》。 [72] 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93“嘉靖四十年二月辛卯”条。 [73]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93“嘉靖四十年二月丁酉”条。 [74] 刘次沅、庄威凤也指出，这次日食不但确实发生，而且环食带恰好通过北京，食分高达0.97，几近全食。即使天气“微阴”，对这样大的食分也应该察觉。不过，两位学者对此的解释是，该次日食发生在日落时(带食而入)，大约“庆幸”之余，无人去注意日食究竟是否发生。见刘次沅、庄威凤：《明代日食记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41页。 [75] 参见《明实录·世宗实录》卷545“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壬午”条。 [76]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99“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条。 [77]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499“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条。 [78] 刘次沅、庄威凤也指出，嘉靖四十年七月己丑（1561年8月11日）日食，南京食分为0.21，北京则不可见。详见刘次沅、庄威凤：《明代日食记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40页。 [79] 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官员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而伪造天文预报或观测记录的问题，天文史家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和迪恩（Thatcher E. Deane）之间曾有激烈争辩。艾氏指出汉代天文观测多系政治操控，甚至编造。迪氏则批判艾氏结论有失谨严，认为明代钦天监的天文记录是忠实一贯的。但这场争辩其实语境相离太远，因为艾氏讨论的是汉代日食记录，而迪氏的主要引据则是明代钦天监对水星的记录。此外，黄一农曾逐一考察中国古代对“荧惑守心”这一大凶之兆的天象记录，发现历代文献所载23次记录，有17次未曾发生过；而自西汉以来实际应发生的40次“荧惑守心”天象，却多未记载。从而认为可能是官方天文家为了与皇帝驾崩等事相应，事后伪造此类天象记录。各见Thatcher E. Deane, Instruments and Observation at th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Osiris,1994(9), pp.126140.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120~132页。 [80] Thatcher E. Deane, Instruments and Observation at the Imperial Astronomical Burea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Osiris,1994(9), p. 140. [81] 李林：《“救日”与救国——1901年辛丑日食的政治史及文化史意蕴》，《清史论丛》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页。 [82] 余焜的研究也指出，明代中后期交食救护“逐渐为统治者所怠慢”，但认为“天谴”思想带来的心理和政治恐慌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皇权。详参余焜：《明代官方日月食救护考论》，《安徽史学》2019年第5期，第34页。 [83] 参见《明实录·神宗实录》卷301“万历二十四年闰八月丁卯”条；卷383“万历三十一年正月癸巳”条；卷395“万历三十二年四月甲申”条；卷477“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癸卯”条。 [84] 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9《禨祥·元旦日食免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5页。 [85] 谢肇淛对交食诠释及救护安排的荒诞，有精彩讽喻：“日月交蚀，既有躔度分数，可预测于十数年之前，逃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无害于事，无损于岁也，指以为天之变，不亦矫诬乎？蚀而必复天体之常，管窥蠡测，莫知其故，而奔走驰骛，伐鼓陈兵，若仓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儿戏乎？……使日食不预占，令人主卒然遇之，犹有戒惧之心，今则时刻杪分已预定之矣，不独人主玩之，即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观官府之救护者，既蚀而后往，一拜而退，桮酌相命，俟其复也，复一拜而讫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责人主之畏天哉？”见谢肇淛：《五杂俎》卷1《天部一》，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2页。 [86] 初来的利玛窦见识过明代救日，但他自然未能理解其中的复杂仪节和政治意涵，因此记述道：“北京的天文学家掌握向全国发布日月食消息的特权。当他们发布日月食声明时，行政官和那些拜偶像的和尚们都奉令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穿上表示他们职务的长袍，声援他们认为正在受难的行星。他们所做出的声援就是敲打无数的铙钹，有时是跪着，喧嚣一直继续到整个日月食历程结束。我听说他们害怕日月食时行星会被龙吞掉，究竟是什么样的龙，我却不知道。”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87] 参见徐光启：《天文历指叙》，徐光启编纂，潘鼐汇编：《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正如陈侃理所论，古人对“天行有常”（科学论）与“休咎之变”（灾异论）之间的矛盾，早有认识。而且自隋唐以后，日食已是基本可以准确预报、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与人事政教无涉。不过这主要限于经学学理层面的认识突破，在儒学意识形态层面，并未变化，因此“灾异论”及其关联仪式、制度仍然延续至清代。详见陈侃理：《天行有常与休咎之变——中国古代关于日食灾异的学术、礼仪与政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3分，201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