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儒学研究新动向——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背景分析(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7:10:35 光明网 王学典 孟巍隆 参加讨论
批判“自由主义” 然而，许多学者未必欣赏上述关于“儒学与现代性关系”的重新定位，他们尤其难以赞赏将儒学与现代自由主义相挂钩。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自由主义”呈现出致命的缺陷。例如，安乐哲（Roger T.Ames）曾在《儒家式的民主主义》（2006）一文中指出，“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非常骄傲，他们将中国视为一种集权国家的直接的典型”，然而“考虑到如今资本主义是阻碍而非促进了可行的民主，我们应当稍稍转换我们的视角了”。他进而认为，“19世纪的个人主义不利于任何真正民主的人类社群的建立，恰恰相反，个人主义是任何民主社群的大敌”。  安乐哲（资料图 图源网络） 罗思文则在其2015年出版的新著Against Individualism：A Confucian Rethinking of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ity，Politics，Family，and Religion（《反个人主义：从儒学角度再思道德、政治、家庭与宗教的基础》）中，力求从哲学角度揭示作为自由主义基石的“孤立个体”概念无法成立，而儒学则提供了更合乎实际的角色伦理学资源。 实际上，作为“实用主义的社群主义”奠基人，杜威（1859—1952）早已指出，“人们的精神和道德结构、人们的欲望和意图的模式，每每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而发生改变”，因此“那些在家庭、经济、宗教、政治、艺术或教育的共同体中没有被联系在一起的个体是不健全的”。本着杜威的精神，当代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桑德尔（Michael Sandel）强调“公共的善”概念，认为“公民需要在成形的公民社会中，努力培养为达到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在此过程中，个人对社会的归属感不断加强”。 安乐哲在杜威基础上指出，“伦理与道德行为方式存在于丰富的家庭结构、共同体结构与亲属关联的内在肌理之中”，而“儒家颂扬尊重与相互影响的价值”。与此同时，他进而追问：在中国经济、政治及全球影响力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这些以家庭为中心的儒家价值是否会在接下来的十年促成新的世界文化秩序”（《儒家的角色伦理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安乐哲和罗思文一道，将自己的主张命名为“角色伦理学”。他们认为“家族的、社会的角色自身乃是一种规范性力量”，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关联性生活提升角色水平与人际关系，则被视为儒家式角色伦理学的核心旨趣。此外，清华大学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Bell）的儒学研究具有更直接的现实针对性。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性》一书中，他用“贤能政治”概括自己所理解的“中国模式”，认为“贤能政治”在中国有深厚的根源，主要与儒家传统相关。贝淡宁教授指出，调查一再显示，大部分人更支持“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是自由民主话语。前者授权能干的官员承担起维护社会利益的责任，后者则优先强调程序性安排，确保民众参与政治和自己选举的权利。 儒典译注有望全面升级 理雅各是西方儒家经典翻译的奠基人，1861—1872年间，理雅各译《中国经典》第一版在香港陆续出版，包括《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竹书纪年》《诗经》《春秋》《左传》。理雅各译文迄今仍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其厚重注释深刻影响着西方后学对儒家经典的阅读理解。但是，站在经典译注角度，学界则越来越不满意其儒典译注中的基督教因素。1993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The Transparent Eye：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Chinese literature，andComparative Poetics（《透视：对翻译、中国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反思》），作者曾以《论语》书名被译为古典气息浓厚且神秘玄奥的The Analects为例，批评译者乃“有计划地误导读者听到基督教神学的声音而非儒学的人文主义思想”。至于理雅各将早期儒典中的“帝”“上帝”“天”直接对等于基督教的God，更是被诟病为“将中国古老的宗教信仰置于了基督教的框架之中”。 实际上，陈荣捷教授在编译著名的Source Book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资料书》，1969）时即指出，西方学者在选取人头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深受当下西方固有的哲学潮流（如自然主义等）影响，分量更重的思想家反而常常门庭冷落。理雅各译本中的语境移植与扭曲问题，正属于此类问题。近年来，安乐哲更是在多种场合批评国际汉学界缺乏哲学自觉性。他认为，西方对宋明理学的解释，同对先秦儒学的解释一样，都存在误解。安乐哲认为，在文字、版本等问题上，汉学家们享有权威，然而一旦涉及哲学问题，汉学家们往往就完全不知所云（《辨异观同论中西——安乐哲教授访谈录》）。就此而言，儒典翻译有必要在更合适的哲学视角下更新换代。 对比1960年和2008年的两则评论，有助于前瞻当代西方儒典翻译事业的发展趋势： 1960年，《高本汉诗经注释》中文版在台湾面世，译者董同和教授曾在《译序》中直言不讳：“我们可以说，高氏已经做出来的，大体上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人在‘用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下想要做的。不过，我们只是笼统的想了，似乎还没有人具体的筹划。”就此而言，那时的中西汉学界在方法论层面，并无显著差异。 2008年，德国学者瓦格纳（Rudolf G.Wagner）《王弼〈老子注〉研究》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问世。瓦格纳在中文版序中特别评论道：“现代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开始的时候，人们期待它们会从欧洲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研究的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文本批判或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中汲取方法论的指引。”“西方学者在中国发现了有众多学者参与其中的清代考据学传统，……这一中国学的传统迅速吸收了某些西方的文本批判方法，尤其是与辨伪问题相关的那些。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顾颉刚等人编辑的七卷本《古史辨》。”“而其他一些重要的西方文学研究的要素，如批判性文本，则没有成为中国学学术实践的部分。除极少数例外，日本或西方的外国学者并没有进入这一在质、量和历史等方面都拥有如此优势的领域的意图。这一可悲的结果，致使时至今日，甚至那些最为基本的中国经典文本也没有值得信赖的批判性版本。连可以和Oxford、Teubner或Loeb的西方经典著作系列相匹敌的东西都没有，就更不用说匹敌有关《旧约》《新约》的相关研究了。” 长远来看，瓦格纳上述抱怨或将导致西方古典文本批判技术，与包括儒典译注在内的西方汉学文本考订、翻译、注传统自觉合流。瓦格纳本人本着一种活学活用的智慧，自创“链体风格”这种形式批判工具，精致地考释王弼《老子注》文本，虽称不上尽善尽美，却俨然已经迈出颇具示范性的一步。西方汉学文本研究技术上的大变革时代或将来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