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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系列之107:许钧谈枕边书


    您在北京大学做公开讲座时,强调一个外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应该“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一流的作家”,那么您是以怎样的“眼光”和标准去发现?
    许钧:就文学翻译而言,涉及译什么与怎么译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具备批判的精神,具有发现的眼光。文学经典是不断生成的,翻译家不能只盯着已经经典化的作品,不能一味地重译,也要善于发现新的作家,介绍新的作品,阐释新的作品。我的标准很简单,读一部新的文学作品,首先看有没有独特性,有没有一种文学特质;其次看有没有深刻性,能否拓展你对于存在、对于生命的体验,能不能引起你的共鸣;再次看有没有丰富性,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需要给读者留下阐释的空间,能吸引读者,让读者进入作品。在我看来,一位优秀的翻译家,既要发现好的作品,也要通过自己的翻译,成就一部好的作品,让好的文学作品在异域获得新生命。
    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后被公派去法国学习,您的翻译事业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谈谈四十余年来,您的学术道路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许钧:我是1975年2月大学毕业,1976年8月底去法国留学的,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有打倒,到了法国之后,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好奇心也被激发了。我对法国语言、文学、文化都很感兴趣。对新的语言现象很关注,积累了很多材料,为以后的语言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文学方面,我们在国内时几乎什么都没有读过,只知道巴尔扎克,知道一点雨果。当时在课上,接触了不少新的流派、新的作品,除了好奇,心里感觉时不时有一种冲动,想把自己喜欢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的朋友,由此埋下了翻译的种子。我在1978年8月回国,恰逢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开始研究法国语言,大量阅读法国文学,发现好的文学作品就翻译,翻译多了,就有些思考,于是把翻译研究当作自己的主要方向,一直坚持至今。
    您在留学期间就买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了解到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新小说等流派,能否谈谈您那个时期的阅读?
    许钧:你知道,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有很多旧书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书籍。那个时候,我们留学生是国家包吃包住,一个月给10块钱的零用钱,可兑换二十几个法郎。我们买不起别的什么东西,但旧书很便宜,两三个法郎就可以买一本。你说的那些书,我就是在旧书摊买的,像《高老头》《巴黎圣母院》《局外人》《等待戈多》《嫉妒》等。真的感觉得到了宝贝似的,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很过瘾,雨果也能读懂个七八分,可是读新小说,感觉读不进去,不太明白作品的意思。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的?如何选择译本?您采取的是什么方式?
    许钧:我在法国留学时,有过不少口译的经历,最难忘的,是给中国卫星火箭代表团当首席口译,任务太重了,太紧张了,前后十来天,人瘦了十来斤。不过,代表团很满意我的翻译,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特别喜欢翻译,包括笔译。在留学时,有过多次冲动,想翻译文学作品。真正有明确的翻译意识,是因为与南京大学的钱林森老师结识,他那个时期在巴黎教授中文,听我说想翻译文学作品,他特别支持我。我和他合作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他从外国友人那儿要来的,书名叫《永别了,疯妈妈》,1979年出版,获得法兰西学院小说奖。这部书在1980年开始译,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发了书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您比较早地接触了勒克莱齐奥,并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翻译他的作品,200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如何评价他的作品,可否谈谈您所了解的勒克莱齐奥?
    许钧:我在留学时,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这是他23岁时出版的处女作,获得勒诺多奖,可我基本没有读懂,不明白好在哪里。三年后,钱林森老师得到了勒克莱齐奥的新作《沙漠》,该书获1980年的保尔·莫朗文学奖。我读了以后,感觉与《诉讼笔录》是不一样的写法,有吸引人的故事情节,语言很美,节奏感很强,而且觉得思想很有批判性,于是写梗概,还试译了两章,与钱林森老师一起推荐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译本名为《沙漠的女儿》。通过翻译,我对勒克莱齐奥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和理解,感觉他的作品别具一格,具有诗意。后来,我一直很关注他的作品,他有新作出版,都会寄给我,记得有一部叫《流浪的星星》,他在书的扉页赠言,还画了一颗星星。我们因翻译结缘,成了朋友,四十多年了。感觉他特别真,而且诚,爱憎分明。和他相处,很轻松。2011年,他来南京大学担任教授,给本科生上通识课,发现他读的书真的很多,对世界各国的文化很了解,很尊重。讲课内容深刻,启发性强,对学生有真正的引导。学生都很喜欢他,叫他勒爷爷。
    您提到自己的翻译受到傅雷、许渊冲、钱林森等人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有没有读书方面的影响? 比如要求您必须读什么书?
    许钧:简单地说,许渊冲对翻译艺术的追求影响了我,但慢慢地,我和他的观点不一致,我们有过激烈的学术论争,但他对我很好,也很信任我,他离世前把15部手稿捐给了我所在的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也是一份难得的信任。钱林森老师是我文学翻译的领路人。我和他合作翻译过好几部书。他对学术的痴迷,让我敬佩。傅雷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让我明白了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精神,何为翻译艺术,何为翻译价值。
    您曾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能否以某部作品为例,谈谈您在翻译中遇到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法语的长句等特点,是否也给翻译带来难度?
    许钧:翻译太难了,文学作品翻译的难与社科著作翻译的难是不一样的。社科著作的术语很难把握,我曾经翻译过一部叫《第一哲学》的书,感觉在中文里找不到可以传达原文关键术语的词,我翻译了四五万字,最后放弃了,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翻译是有限度的》。文学翻译,也难,句子简单,很难译,译出来感觉没有味道;句子长,也难译,感觉断不了句,译出来,句子重心有可能变了,逻辑关系也可能变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长句,对谁都是考验,法国读者也不一定能读懂,我们要译好,难度可想而知。普鲁斯特的意识流,主要是靠句式来呈现的,不能随意断句。我花了两年时间,才译出了出版社交给我的第四卷的前半部分,20余万字,一天只得几百字。不过我收获很大,以这部书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写了一部书,叫《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讨论长句、隐喻、形象、风格的翻译问题,199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应该是国际上第一部探讨文学翻译批评的著作,三十年后,这部书得到了许国璋语言研究奖。
    在《名士风流——许钧译文自选集》(中译出版社)中,您选择了《邦斯舅舅》等法国经典作家作品和《沙漠》等法国当代作家作品汉译。翻译哪些法国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许钧:这部自选集,我选得很用心,展现了我四十多年的翻译历程,也体现了我的翻译理念。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要发现经典,成就经典。从自选集的编排看,上编选的都是法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之作,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开意识流之先河的普鲁斯特;下编选的是20世纪优秀作家的作品,有自己的发现和选择,如勒克莱齐奥的《沙漠》、特丽奥莱的《月神园》;有前辈专家柳鸣九先生推荐的,如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也有出版社邀请翻译的,如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三十多年前,杨武能先生嘱咐我,要给读者选择、翻译优秀的作品,我的选择的基本标准,就是作品要有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
    您有哪些枕边书?有怎样的特点?
    许钧:我的枕边书基本是三类。一是哲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何以为人;二是历史类的,读了会明白人是如何发展的;三是文学类的,读了会明白人如何丰富自己的生命。我不喜欢读经济类的图书,科技类也很少读。我翻译的也基本是这三类书。
    能否谈谈您最近在读的书?您有怎样的阅读特点? 一般读几遍开始翻译?
    许钧:我有很多作家朋友,我喜欢读他们的小说,最近在读格非教授的《人面桃花》。还有歌德与席勒的《文学书简》、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刚刚推出的《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我读书有个习惯,必须过笔,写写画画。外文书也常读,遇到好的,就会给出版社推荐。我翻译的书,一定要自己特别喜欢的,读着读着,有时会有冲动,想立即翻译出来。有的作品,读一遍就可以开始,如《名士风流》,有的作品,读四五遍也下不了手,像《追忆似水年华》,我翻译第四卷的时候,原文与译文,前前后后读了六七遍。
    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最希望邀请哪些人到场?
    许钧: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邀请法国的老朋友勒克莱齐奥,中国作家界的毕飞宇,中国翻译界的王克非、仲伟合,还想邀请我做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弟子。中外文学、翻译界聚在一起交流,不亦乐乎。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许钧:三本太少了。如果只能带三本,我带图尼埃的《星期五》,看看人到无人岛上如何继续为人;我还想带一本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看看人在绝境时如何发现美;还想带一本《道德经》,看看道在何方。(主持:宋庄)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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