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12:11:10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 詹石窗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26.8万字。本书于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隆重推出，被收入厦门大学“南强丛书”第二辑，该书作者詹石窗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易学联合中心专家委员、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是詹教授在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出版伊始即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教育部社政司科研处组编的《普通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在总结中国哲学类成果时对詹教授这部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首次全面揭示了易学与道教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关系”，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达到了海内外最高水平”。 该书的写就体现了作者在易学、道教研究领域深厚精湛的学养。詹教授读硕士时师从著名道教学者卿希泰先生，就开始探易解玄。1984年，中国第一次《周易》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詹石窗在卿先生的指点下提交了论文《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此后，詹石窗的硕士论文《南宋金元的道教》的重心章节《解经畅玄：易老学的发展》，主要论述南宋金元时期一些道人解释《易经》与老子《道德经》的问题，是沿着《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思路进行研讨的结果。1986年夏，詹石窗毕业分配到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任职，在易学道路上得到黄寿祺教授和刘蕙孙教授的亲传，学识精进。黄寿祺教授是清未易学大师尚秉 和先生的高足，刘蕙孙教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鄂后裔，于“太谷学派”之易学与养生有精妙见解。1993年，詹石窗晋升副教授，仍求学若渴，二度入蜀做卿希泰先生的博士生，其博士论文后以《易学和道教文化》为名出版，《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易学与道教文化》书评认为该书是一部补白力作。多年来，詹教授在易学和道教等研究领域勤奋耕耘，硕果累累，已撰有《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等专著10余部，主编《道教文化新典》、《新编中国哲学史》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正因为有深湛学养的支撑，詹教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出版以来，备受瞩目，上述《“十五”科研规划汇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从学科交错的视角来研究易学和道教的。近年来，有关《易经》的书出版了不少，而关于道教的著述也时有问世，但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高品味学术专著则尚未见之。独特的求学历程和敏锐的学术眼光赋于詹教授灵感，他注意到了这种学科夹缝并孜孜探寻，最终取得创获。本书分三编：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基础、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建立、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之衍扩，“从易学体系结构的整体把握入手，追溯了道教产生之前道家学派、祖国传统医学与《易》之关联。在此基础上，从源及流，对易学象数派、义理派对道教思想的影响以及道门中人对易学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挥等问题，进行多方辨析”（见该书卿希泰先生序）。通过对易学与道教思想横纵向全面深入的考察，作者发现道教与易学的联系是“全息”性的。詹教授对这种“全息性”的联系进行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就易学研究而言，只有结合道教思想文化现象来研究易学史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易学发展的脉络；其次，就道教思想体系的研讨而言，只有联系易学，才能从更深广的层次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本质；再次，就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探究而言，只有从易学入手，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隐喻性术语，真正窥见其堂奥，从而做出客观周到的评价。我们认为高水准学术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学术成果本身，还在于她能指示读者学术的门经。《易学和道教思想关系研究》一书告诉我们：交叉学科的夹缝里存在着取之不尽的学术资源和许多生存发展的智慧。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借鉴了一些西方的研究方法。《易经》素称难治，《道藏》中的易学典籍更是难中之难。其难度在于《易经》的卦爻符号具有象征性，道教的经书大量借用了《易经》的卦象符号并加以发挥。詹教授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对《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的各种符号进行重新解释，弄通了其深层的隐义，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例如“坎离”，作者释曰：“在《参同契》中，坎离成为元气内在两个方面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而日、男、火（暑）亦为阳的方面之象征；月、女、水（寒）则为阴的方面之象征。《参同契》多种象征物的出现，就在于要寓抽象于具体之中，以有形明无形，启迪人们从感性积累的材料中去认识阴阳的类别。”（见该书第111页）这样的解释突破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包含了更为深刻的方术蕴涵的发掘。作者在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起源的问题时，则使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超越了前人从“物”的方面去寻找原因的简单做法。总之，作者是善于引入新方法的，但这并不表明作者丢弃了被证明有效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用功的读者自有会心的发现。 詹石窗教授的治学成就跟他善于总结治学方法大有关系。他时常教导学生要“立志、读经、博学、坚持、创新”，这实际上是他的切身经验和致胜法宝。生活中的詹教授温文尔雅、平易近人，虽过不惑之年，依然精力充沛。他是厦门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目前在带中国宗教与科技方向博士生和中国哲学方向硕士生，工作十分繁忙，仍“不误正业”，2002年在研究的国家社科、教育部的课题有：道教思想史（子项）、道教与中国养生文化、道教生态学研究等。我们衷心祝福他有更多的研究力作面世。 黄永锋撰稿 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导论 詹石窗 一、 关于易学的名义及其研究状况 “易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上看，易学即是《周易》的解释学。它探讨《周易》的起源、性质、内容、形式等问题。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音韵训诂手段对《周易》的卦爻辞进行注解、阐释。从广义上看，易学还包括《周易》基本原理的应用、发挥，《周易》体系的模拟、变通一类学问。笔者所谓“易学”主要是从广义上说的。作为源远流长的一种学说，易学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曾任美国加里福尼亚圣诞安那东西社会研究所所长苏闻宽博士(Dr Wenkuan Chu)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易经》等于‘圣经'。没有一本书像《易经》这样能够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如此众多领域。它环绕着神圣创造者和统一宇宙的本体概念。作为信仰的全部，它将宇宙通过六十四卦显示出来。事实证明：中国人创造了阴阳观，从而演变为卦……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易》理规则成为中国哲学、星占、卜筮、相宅、玄修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根基。”[1] 苏博士所说的《易经》就是《周易》。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里，《易》的确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夫子已对《易》推崇备至，他曾经十分感叹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2] 据说孔夫子晚而读《易》，“韦编三绝”，足见其专心致志。儒家如此，其他学派亦不例外。道家鼻祖老子据《易》理以作《道德经》，而其后学庄周则明确提出“《易》以道阴阳”的命题。至于墨家、法家、阴阳家亦都相继从《周易》这部古老典籍中撷取思想营养。 秦代焚书，《易》因属卜筮之列而幸存。故西汉之际，易学勃兴，《易》注纷出。有训诂章句之学，有阴阳灾异之学，立于学官，授受不色。魏晋开始，玄风大起。《易》为“三玄”之首，成为玄学家们辩论事理的思想武器，其学历经南北朝而不衰。到唐朝，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经学的传授。《周易》作为群经之首，自然备受青睐。孔颖达奉诏作《周易正义》，自称“测天地之道”，“协阴阳之宜”；复有李鼎祚着《周易集解》，博采汉唐诸家象数之说，为宋代的《易》象数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宋代之《易》坛，除了象数学昌盛之外，理学家们还据《易》以阐明儒理，一时程颐、朱熹的《易》说大兴，尤其是朱熹的《周易本义》，历元明清数百年，为诸儒所尊崇。历代 学者在对《周易》这部古老典籍进行阐释、解说时往往根据时代需要和各自的活动领域进行种种的思想发挥，于是易学便渗透于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小序》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珐、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这说明易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中心地位。易学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而且流传海外。一七○一年，法国的传教士白晋(JoachimBouvet1656～1730)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两个深藏易学秘义的图像带回欧洲，引起了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的极大兴趣。经过了长时间的通讯讨论，莱布尼茨揭示了作为电子计算机原理“数学二进位制”与《周易》六十四卦的同一性。对此，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评论说：“莱布尼茨除发展了二进位制算术而外，也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和计算机制造的先驱，这并不是一种巧合。……中国的影响对他形成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至少起了部分作用，正如《易经》中的顺序系统预示了二进位制的算术一样。”[3] 李约瑟博士虽然并不赞同二进位制直接出于《周易》的观点，但至少表明《周易》在莱布尼茨发现数学二进位原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莱布尼茨玩赏两张“易图”悟出算理之后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也通过传教士的“媒介”而受到包括《周易》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薰染。1767年，这位享有盛誉的法兰西经济学家发表了《中国的专制制度》的长文。在文章中，他对《周易》一书作了专门的介绍，指出《周易》之中包含许多杰出的政治和伦理格言，这些格言成为中国人学问的基础，同时他还赞扬《周易》卦画之父——伏羲，认为伏羲使中国人开化，伏羲制定了明智和公正的法则，字里行间表露了魁奈对《周易》及其传说中的圣人的景仰态度。魁奈在文化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创作了《经济表》，这部经济学的古典著作早在十八世纪便被学者们看成是与《周易》有关的论著。不论是魁奈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在谈论《经济表》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将之与《周易》相对照。博多说《经济表》像伏羲六十四卦“能将哲学要义解析明白”[4] ；将两者并列刊出，互相对照。直到十九世纪，欧洲的许多学者仍然在探讨《经济表》与《周易》的关系问题。这一切说明《周易》一书自十七世纪以来已在欧洲的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周易》一书开始被译成外文。这当中，最有影响的要算德国的理查德·威廉的译本，此外，他如法国的菲拉斯特，还有贝洛夫人以及英国的詹姆士·勒奇等译本也较流行。随着《周易》一书的翻译，各种借鉴性的研究也开展起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为了弄通《周易》的“谜”，经常在波林根花园一棵古老梨树之下坐着摆弄蓍草，演八卦，经过试验和探讨，荣格指出中国具有与欧洲科学相媲美的科学，其要典即是《周易》，他认为《周易》不仅具有深刻的同步原理，而且足以动摇西方人的思想基础。荣格的研究对于《周易》在西方的传播来说显然具有推动作用。故而，自本世纪初以来，国际上逐渐形成了《周易》研究热潮。在美国，成立了“国际《周易》研究会”，联络世界各地的有关学者，多次召开学术讨论会，出版学术刊物和专着，硕果累累。 国际上的易学热潮反过来促进了中华本土的易学研究，海峡两岸相继召开《周易》学术研讨会，同时在全国各地还举办了许多《周易》研究的讲习班，各省纷纷成立了有关《周易》研究的学术机构。这部奥雅难通的古老哲学著作引起人们无穷的探索兴趣，人们从多学科多角度对《周易》进行研讨，有的分析《周易》中的数理，有的解剖《周易》与天文历法的关系，有的论述中医学与《周易》的关联问题，有的从原子论、遗传工程学的角度对《周易》进行考察等等。各种着述纷纷问世。这一切表现了我国易学研究的繁荣景色。 二、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的必要性 易学研究既然已经达到繁荣局面，这是不是意味着此等研究没有必要再深入下去呢?其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人类的精神探索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任何一门学问，只要人类还需要它，它就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得到重新的解释，易学当然也是如此。另外，我们说易学研究已经繁荣，并不等于这种研究不存在任何问题，更不是说这种研究已究尽了一切课题。事实上，不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而且还有一些课题至今仍少有人问津，“易学与道教思想的关系”即是此类课题，有必要深入探讨。 开展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至少有如下意义： 第一、从易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不理清《易》与道教思想的错综复杂关系，那就不能够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各个层面的互相沟通问题。考察一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可以发现：《易》本来就与作为道教思想基础的道家哲学有着同源关系。《易》曾经是一种占卜的学问，属于巫教文化的范围，而道家出于史官，原先也是从巫教文化团体中分化出来的。两者的因缘关系决定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的必然性。因此，从汉代道教产生之后，易学便成为道门中人的必修课。现存道教经书总集《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以及台湾出版的《道藏精华》等大丛书中都收录了为数不少的易学专着，这不是偶然的。像西汉时问世的焦赣《易林》，杂采神仙典故、灾变之说，在思想宗旨上与道教根本追求相合拍，故能为其所用，成为道教预测的工具。当然，道门中人并非仅仅实行“拿来主义”，而是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新的解释、撰写符合其需要的易学专书。如果说在道教初创时期，道人们由于教务繁忙，来不及大量创作易学专书，那么，当道教组织相对稳固之后，由道人们创作的易学专书便接二连三地问世了。先有著名道士葛洪的《周易杂占》，范长生的《周易蜀才注》，陶弘景的《卜筮要略》，吕岩的《易说》；李道纯的《周易尚占》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教中人开创的《易》图书学派对于宋代以来我国易学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自北宋道士陈抟将《易龙图》传出之后，图书之学便成为易学领域的突出分支。不仅道人们应用图像显示《周易》秘义，而且其他学派也有数量众多的学者效法陈抟，以图书学为宗。数百年来，此类着述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光在《中国丛书综录经部·易类》“图说之属”中所罗列的就有六十种，至于其他解释《周易》的著作配上此等图像者那就数不胜数了。这方面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就易学史研究而言，倘若去掉这方面的内容，那么这种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因此，只有结合道教思想文化现象来研究易学史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易学发展的脉络。 第二、从道教思想体系的研讨角度看。如果不联系易学，那也是无法从广度与深度上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本质的。作为我国的传统宗教，道教有一个庞大的体系，这包括神仙信仰、方术仪式、伦理戒规等等。它的基本宗旨是为了修炼成为神仙。从今日的科学角度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未被实践证明有实现可能的理想，但在道门中人看来，这却是一切努力的最终目标归宿。为了实现这个宗旨，道门中人不仅需要试验，而且需要理论。一方面，通过逻辑的推演向信徒们说明信仰的力量，树立神仙典型；另一方面设计出达到信仰境界的方法。这就需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当中提取营养。《周易》自然也就成为道门中人手中之“至宝”。所以，道门中人不光是要对《周易》作出解释，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基础典籍应用到道教信仰理论体系的各方面去。比如”道”这个道教信仰中的最高范畴，道教学者对它的阐述最多，花的力气最大，但它最终却被看成与《周易》之“易”相等的概念。既然“道”通于“易”，与“道”合一的神仙也就闪烁着《易》的光圈。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三才定位图·下篇》论述道教上品神仙--九皇的一段话：“《易》之八卦，盖祖乎天真九皇之气，纯阳为乾而居西北，纯阴为坤而居西南。乾阳下降而夺坤中之阴，故坎中实而为月也，坤阴上升而夺乾中之阳，故离中虚而为日也。”不难看出，这是以《易》“九”老阳之数比“九皇”。这种比附在该书所绘之图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谓”天真九皇”盘腿而坐，像外各绕九个圈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九”在《易》数中乃是极至的数，把它化成光圈，套在道教神仙的像上，可以显示其至尊性，体现了“易”、“道”、“仙”三合一的思想。不仅如此，道教学者们在树立神仙典型的同时还运用《周易》的原理来讲述修仙的方术。例如《三箓篇》这部道教学符法的重要著作便深深地打上了易学的烙印。该书上篇《周易内文三甲处》说：“《周易内文》具八极圣祖名上字妙行符，昔伏羲传与神农；神农传由知五谷之播种，辨别百药之良得，济生民；后箓图得之为颛师，周公得之以明《易》道，太公得之以阴谋佐武成王灭纣，孔子得之遂洞幽微，以赞《易》道……”。按照这种观点。作为道教方术重要内容的符箓早在伏羲时代便已存在了。这虽然是假託之词，但却反映了道教符法学与《周易》的密切关系，符箓本是一种古文字，后来道教加以变通，用以治病。由于道教活动的需要，道门中人大量地制作符箓，其中有不少是以《易》卦命名的，诸如《八封内吉凶应箓》、《东方震符》、《东方艮符》、《东方巽符》、《东方离符》、《西北乾符》、《西南坤符》、《西北兑符》等等。在道教中，符箓的使用往往同咒语相配合。其中亦隐含着《易》的意蕴。试看《召五神混合符》服符咒：“太上灵丹，光耀三田。杀灭尸虫，辟切魔烟。五神混合，百关通全，能令冬热，即使夏寒，回反坎离，施气绵绵。我身荡荡，由化千端。入我五脏，百神不迁。真气内降，剥坤健乾。”显而易见，这段咒语中的坎、离、坤、乾即是《周易》中的四个基本卦。咒语的作者引入了《周易》的卦象，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语词导引，活络通经，使气血流畅。像这种例子在道教典籍中几乎是随手可得的。事实证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道教作品对《周易》的应用都相当明显。因而，如果不明了《周易》要义，就无法真正弄通道教思想的内涵。 第三、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史上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有杰出的发明创造?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倘若从哲学高度上进行分析，那就不能不看到道家与道教所起的重要作用。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5] 。李约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先秦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又包括汉代以后的道教。有关道家在科技史上的地位，西方的学者已有精彩的论述，像美国的大昆虫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和伯格曼(Etnst Bergman)都提出了与李约瑟颇为相似的观点。所以，李约瑟博士在对“道家与道家思想”进行分析时指出：“道家进行了两千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并且被谴责为永恒的异端之后，道家思想却仍然必须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学以最充分的意义保留下来。”[6] 所谓“社会主义”即“合作的集体主”，道家强调“合和”，这不仅是对社会而言，而且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而言。从深层上看，道家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合和”。这导致了他们对自然的深邃洞察，因而便与古代的科学体戚相关。对此，李约瑟博士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道家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人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此外，道家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7] 又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8] 他宣称：“道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尽管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今天已经垂死或已死亡，但或许未来是属于他们的哲学的。”[9] 在这些论述当，李约瑟博士所使用的“道家”概念均包括道教在内，在一些方面，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指汉代后的道教。的确像李约瑟博士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包括道教在内的广义的道家学派在中国科技史上是有独到贡献的。如果说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主要是奠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思想基础，那么在汉代以来的道教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老庄先秦道家的科学思想付诸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看、道教的方术活动可以看作是以生命研究为中心的带有传统科学性质的活动。道教中人在修行过程中所创作的许许多多典籍不仅是他们的经验之谈，而且反映了他们对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人体奥秘等问题的思考，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但是，当我们走进了道教科技殿堂的时候，立刻就会感到道教中人在描述现象，探索事理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易学的概念和思维方法。别的不说，就光“金丹”(内外丹)修炼一项所涉及的易学问题就足以使人眼花缭乱。打开具有“小道藏”之称的《云笈七籤》卷七十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类比性的阐述：“凡一斤药有十六两，每两有二十四铢，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铢。《易》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一年有三百六十日，有二十四气。每月合一两一铢半。一累阴阳之气候，从冬至建子日辰起火，此年日月大小。数至阳生……”[10] 作者将药重量与《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合起来，循卦炼丹以调整火候，表明了《周易》在道门中人炼丹过程中起了一种指导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更为重要的是易学的阴阳五行、辩证逻辑的思维原则实际上已成为道门中人进行科技活动的根本理论原则，易学的根本思想与道教科技学说已经相融合。因此，如果不从易学入手，就不能理解道教科技文献中所使用的一系列带有隐喻性的术语，就不能真正窥见其堂奥，对其评价就只能陷入主观武断的片面境地。这是科技史研究者以及哲学研究者都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的原则方法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因为没有原则的所谓“研究”只是一种盲目的行为，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在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开始之际，很有必要就影响全局的原则进行一番思索。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课题，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研究自然而然必然遵循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原则，这就是大胆探究和尊重事实的原则。著名科学家黑韦特(PaulG.Hewitt)在《概念物理学：对于你的环境的新介绍》一书中说：“如果一位科学家认为某一个想法是正确的，而随后又发现了任何相反的证据，他就会修正这一想法或完全放弃它。按照科学的精神，不管提出这一想法的人有多高的名望，这一观点都必须修正或放弃。”黑韦特的这段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两条道理：首先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最好的审判者。事实胜于权威。任何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客观事实，那怕这种事实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其次，科学家还必须具有怀疑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旧教条，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人们不会忘记，具有崇高威望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物体坠落时的速度同它们的重量成正比。这一“理论”曾经被人们当作“金科玉律”奉行两千余年，直到事实证明了它的错误，人们才恍然大悟。由此可见，权威性说法不一定代表科学真理。况且，物质世界在发展，真理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如果人们没有具备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审视精神，那就很有可能把一种错误的东西当作教条来“信仰”。与之相反，任何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都必须是重证据，脚踏实地的。剑桥大学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Hawking)在早年对宇宙学中的“奇点”理论坚信不移，他曾经和数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Penrose)一起从数学上证明“奇点”的存在。认为：如果爱因斯坦(Einsteinian)的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奇点”就是一定存在的。接着，霍金还证明：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宇宙一定是从一个奇点中产生出来。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霍金明确写道：“在我们的过去有个奇点。”霍金等人所说的“奇点”是从广义相对论推导出来的。按照爱因斯坦的预言，当一个比太阳大数倍的星体耗尽了自身的核燃料而坍塌时，它的物质便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其核心部位一起碾碎。这样就形成了奇点。这个奇点虽没有维度却具有无限的蜜度和不可抗拒的引力。可以看得出，霍金在很长时间里不仅赞成这种理论，而且为这种理论寻求依据。然而，当他认定自己错了的时候，霍金便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成果，在他已经驰名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他同詹姆斯·哈特尔(JamesHartle)合作，获得一种描述独立宇宙的量子波，这个宇宙和地球表面一样，也是无边无际的。霍金说：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得修正，奇点也是子虚乌有的了。显而易见，霍金不仅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了部分怀疑，而且对自己早先的理论提出了怀疑。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有一种不断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像霍金这样的科学家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这种实事求是和勇于探索的态度是任何的科学研究都不可或缺的。自然科学研究是这样，社会科学研究也不例外。由此，我们想到了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首先也必须具有这种态度和精神。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照样也存在一些禁区，照样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超越”的问题，照样应该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探索。我们以为这是在研究过程中能否有所突破、有所发现、有所前进的关键。 当然，我们说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这两条便能够获得真理，取得研究的成功。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位科学家进入了具体的研究领域时，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一般的科学研究的原则和态度之外，他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工作的稍为具体一点的原则和方法。换一话来说，这就是要把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贯彻于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并提出对于本学科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些原则来。这些原则不仅是立足于经得起事实检验的以往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而且是贯穿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过程中的。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认为，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 第一、坚持“文献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所谓“文献性”就是说必须充分地占有史料。乍一看，这好像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其实不然。因为广义的事实不仅指具体的试验、实验、观察到的大自然的物质存在，而且还应包括历史的思想资料的记录等等。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主要是注重前者。易学与道教思想属于传统文化，其研究的对象不是自然界，而是古代的易学家们和道教学者们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轨迹的保存形式就是易学文献和道教文献。这些文献就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事实。如果不能占有文献，那么建造起来的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经不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所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需强调其文献性，这就是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贯彻。 不过，只看到了文献，仍然不能够发现易学与道教思想相关发展的规律，不能把握本质。因此，在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努力寻求两者相关的客观逻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易学作为古代群经之首，千百年来，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种解说、发挥的着述浩如烟海；而道教的典籍同样叫人目不暇接。在众多的文献面前，如果没有理性的思维，没有逻辑的把握，那就会被淹没在文献的海洋之中而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所以，我们不但需要驾驭文献的工夫，而且还必需理清文献的逻辑过程；不但要理清各种文献的纵横交叉的逻辑关系，而且要通过研究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在客观的文献事实基础上的逻辑叙述体系。 第二，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致。 易学与道教思想，就其个别典籍来说，是由个体创作的，体现了某一个体的心灵轨迹；就整体而言，易学与道教思想则在一定层次一定深度上反映了全民族的某一方面的集体精神或者集体潜意识；但不管从个体而言还是从全体而言，易学与道教思想又都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某种追求。所以，我们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抽象的研究；相反，必须把易学与道教思想同先民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状态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才能认清其历史价值以及特定的历史作用。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研究不是错误的就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又强调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的历史性。 另一方面，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时代性，这两者既相矛盾又相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两面。只强调历史性，而忽略了时代性，那就不会有超越，不会有发展。那么，什么叫做“时代性”呢?这就是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站在时代科学的高峰作出具有时代科学精神的考察和思索。这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理解古人，还古人之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着述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另一方面，又要发掘其科学内容，揭示其现代意义，从而使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具有现代科学气息。只有这样，才不致于使研究工作局限于就书论书的范围；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易受与道教思想这种古老的文明载体从故纸堆中显现出来，焕发出时代的青春活力。 第三、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更，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尤其是随着东西交往的发展，许多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地传入神州本土。在这样气候下，有关易学与道教思想研究的方法问题很可能就会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出现极端；或者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只採用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之类的方法；或者由于“全盘西化”观念的作怪，极力排斥中国传统的考据。我们以为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利于对易学与道教思想化的真正把握，不利于发掘其中各方面的价值。所以，我们主张，应该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几千年来，中国先民在易学与道教方面的探讨形成了独特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训诂章句之学的方法和考据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依然不能废弃。因为易学与道教文献正如其他众多的中国传统文献一样，是以汉族语言为基础的，确切地说，是以古代汉语为表达工具的。这样，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懂训诂和考据，就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而无数事实证明：那种靠曲解他人文意而获得的所谓“结论”是经不起推敲的，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了显示“现代风貌”而丢弃了训诂、考据这种阐释古文献的有效方法。 但是，我们也不能排斥外来(主要是西方)的一切有利于正确有效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西方的文化尽管与我国的文化存在着显明的差异，然而，彼此都有各自的长处，应该互相借鉴。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他人的长处是一种固步自封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正视西方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人们所称道的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我们认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适当引入可以使具体的分析更加富有层次性，从而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易学与道教思想相关的内涵与特点。比如说，论述《周易》体系中八卦的起源问题，这就很有必要从人类文化发生的角度加以考察。过去，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往往是从“物”的方面去寻找原因。其实，先民怎样由“物”而悟“象”，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问题，涉及到先民们的心理、审美、原始宗教信仰、朴素自然知识等内容。倘若不从人的“自我意识”方面加以分析，仅仅停留在“反映论”的水平，那就不仅把问题简单化了，而且大大低估了《易》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再比如说，《周易》卦象以及道教体系中各种符号的阐明。借鉴一下有关符号学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弄通其象征旨趣和种种隐义，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至于易学与道教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问题的探讨，则尤其需要通过比较，从“历时”与“共时”的角度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当然，有关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法的引入，这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让它们在各自的环节上“游移”，而是把它们组织起来。在具体研究中发挥效用。 第四、坚持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的有机结合。 在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研究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的结合问题。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这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部具体分析离不开整体把握；而整体把握又必须依赖局部具体分析才能显示其固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我们不正视其整体的意义，只是对局部进行分析，那就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反之，如果我们不对某一事物的局部一一进行剖析，而只是笼统概观，那又会流于“浮光掠影”。 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问题，那么，其整体的涵盖面就是从上古至现代有关这一问题的发展总线索，而某一时代的两者相关问题则成了局部；如果我们把时限规定在某一时代之内，那么这个时代内易学与道教思想的相关发展面貌就成为整体，而某一阶段两者的相关问题则又是局部问题。再从文献的角度看，若以古到今所有易学与道教思想的文献为整体，而某一派别或某一部具体的经典即是局部。若以某一经典为整体，则经典内的某一章节即为局部。这就是说我们应从多层次来应用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有机结合这一理论。正象画家构图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图画的整体感。然而，当我们进行具体研究时，又不能够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几笔，而必须在全局观念指导下对局部中具体的易学流派或经典与道教的派别或经典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深层的细致地发掘，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体上显示两者关系的有机性、密切性。 【相关研究综述】 易学作为中国古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向受到学者的重视。但自1949开始，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研究工作曾经被当作神秘的学问而受到抑制。故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虽然也有研究易学的论著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却是稀少的。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学术春天的到来，易学研究重新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重视。1984年，在武汉召开了新中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周易》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人数达到150多人。这次会议对于后来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的易学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此后，有关易学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比较有规模和特色的有：1987年12月5日至9日在济南举行的“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由山东大学发起并主办，将近200名专家出席会议。其中海外代表15名，来自5个国家；国内的参会单位有127个，收到论文120余篇，8部专著；会议就易卦起源、今本《周易》的成书、河图、洛书问题、《周易》与自然科学、《周易》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周易》的现代价值等问题召开热烈的讨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1989年到2000年期间，安阳先后组织召开了10多次以“《周易》与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期间，各种关于《周易》研究的论著相继问世，尤其是1989年开始中国周易研究会成立，确定《周易研究》为研究会的会刊，有力推动了易学与传统文化、易学与当代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探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起到2002年止，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易学研究论文有300多篇。在此类论文之中，易学与道家、道教关系研究的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却富有特色。大体说来，有三个侧重点： 一是关于先秦及秦汉阶段道家著作的易学意蕴探究，主要代表作有陈鼓应《先秦道家易学发微》，载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7期，此文的价值在于提出了“道家易学”的概念，以为易学本来就在道家学派之中传承，易学也是道家学派的重要经典。另外，刘引而撰有《揭开老子哲学的神秘源头――先秦易学的新图景》，发表于《怀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高怀民撰《<吕氏春秋>易学思想探析》，发表于《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1 期；《<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这些论文也在道家易学的内容探讨上有所拓展。 二是关于道教与易学的关系之考察。在这方面，以詹石窗的研究成果为居多，他除了出版《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易学与道教符号揭秘》的专著之外，还撰写了《道教与周易的关系初探》（此文与卿希泰教授合作，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载于于《周易纵横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另有《试论<参同契>对“纳甲法”的应用》，此文于1984年载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5辑。《易学与道教文化的融通关系略论》，载于《哲学研究》1992年第8期；《<阴符经>与<周易>》，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十洲构想与易学》，载于《福建论坛》1990年第1 期；《李光地与易学》，载于《李光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论易学义理派对道教的影响》，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论易学与道教文化相关研究的意义与原则》，载于《大易集要》，华夏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太平经易学思想考》（与连镇标合作），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全真道气功养生说与易学关系略论》，载于《易学心知》，华夏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刘牧<易数钩引图>略论》，载于《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道教<度人经>与周易象数学》,载于《宗教哲学》（台湾）第2卷第2期，1996年4月；《论朱熹易学与道家文化之关系》，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三联书店1997年10月；《悟真篇易学象数意蕴发秘》，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李道纯易学思想考论》，载于《道家文化研究》第11辑；《陈抟无极图释义》，载于《宗教哲学》1998年第2期；《论神仙形象的易学蕴含》，载于《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2期；《论道教神仙形象的符号功能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于《易学纵横录》，第2辑（1999年10月）；《太上老君形象与易学的关系》，载于《福建宗教》1999年第4期；《以易解道：古老文化殿堂的巧妙建构》，载于《探索·求是·创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道教灯仪与易学关系考论》，载于《周易研究》2000年第2期；《<黄庭经>的由来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道教摄生法门与易学关系考释》，载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灵棋课法的由来及其符号解读》，载于《周易研究》2001年第1期；《龙眉子的还丹理论与<周易>关系考》，载于《道韵》第11辑，2002年8月出版。此外，其他学者也在该领域做了许多探索，其文章的特色主要在于专人、专书与易学关系的追索。例如：连镇标《郭璞易学渊源考》，载于《周易研究》1999年第3期；唐明邦《范长生的易学思想》，载于《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4期；安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陈抟先天易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载于《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2期；陈进国《论<正易心法>及陈抟注的易学观》，载于《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楠本正继、徐儒宗《邵康节的易学思想》，载于《周易研究》2002年第2期。 三是道家、道教易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影响研究。历史上，道门研究易学的人士颇多，有成就者也令人瞩目，对此开展研究也是重要的课题，在这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论文是： 秦怀《论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载于《济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黄德昌《退溪易学的<河图><洛书>观》，载于《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3期。 [1] 见《易论选集》第一章，伦敦英文版，1988年。 [2] 《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册第2482页。 [3]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技术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第二卷第371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4] 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页。 [6]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页。 [7]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75页。 [8]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78页。 [9]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第166页。 [10] 《道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507页。 2003/07/22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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