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http://www.newdu.com 2024/09/20 02:09:31 26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钱耕森(1933-)，男，安徽巢湖人，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摘 要：史称董仲舒向汉武帝所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影响深远：“为往圣继绝学”，使孔孟所开创的儒学复活；使儒家直线上升到“独尊”的地位，使儒学经学化；使儒学在我国此后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正统的主导地位；使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儒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使孔子与老子成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中国和全人类的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董仲舒的功绩与贡献，足以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董仲舒与汉儒，当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二阶段。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丰碑；汉儒；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15)03-0022-05 董仲舒(前197－前104)，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西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儒学大师。少治《春秋公羊传》，成为著名的今文经大师。汉景帝(前156－前141年)时任博士，下帷讲读，三年不窥园。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自已构建的哲学思想体系，特别是又提出了后世史学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建议，正合汉武帝之意，汉武帝立即予以采纳。于是，儒学得以复活，并从此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与意识形态。他因此受到汉武帝的赏识与重用，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后因言说灾异事下狱，几乎丢掉性命。但汉武帝不久即赦免了他，继续重用他，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他辞职回家专心著书立说。但朝庭每有大议，就派使者及廷尉登门求教。他的著作宏富，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凡百二十三篇。”外加诠释《春秋》的《玉杯》等数十篇10余万言。但现存仅《春秋繁露》82篇，10卷。董仲舒在书中竭力推崇公羊学，大力发挥“春秋大一统”的主旨，系统阐述了以阴阳与五行为主干，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哲学与神学的理论体系，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服务，成了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所以说，董仲舒是汉代的一位大儒，以其卓越的贡献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前551－前479年)在公元前5世纪轴心时代创始的。孔子生活于春秋后期，周王室已经衰微，诸侯各自为政，礼乐日趋崩坏。孔子为了挽救礼坏乐崩的危局，立志追随周公的志业，继承了周公的礼乐文化，创立了“仁学”。“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孔子的“仁学”以“爱人”为核心，“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先爱家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又爱他人，“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泛爱众”(《论语·学而》)。提倡“忠恕”之道，“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提倡“中庸”之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提倡“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礼以德治国，“为国以礼”(《论语·先进》)，“为政以德”(《论语·为政》)。通过私有的“小康”社会实现人类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等等。孔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方面创立了符合中国宗法制与封建制国情的而与各家不同的具有儒家特色的一系列的学说。 孔子为了实现自已的儒家主张，决心于年逾半百的55岁不辞辛劳离开祖国——鲁国，去周游列国长达14年，足迹遍历卫、曹、宋、陈、蔡各国，满怀得君行道的希望。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转变、大分裂，走向新的大统一的过程之中，情况极为复杂，充满危机，险象环生。因此，孔子一路上困难重重，极不顺利，甚至在匡地被拘禁了5天，“子畏于匡”(《论语·子罕》)；经过宋国，桓魋欲杀死孔子，在陈国断绝了7天的粮食，只得找些野菜来充饥，跟随的人都饿得病倒了，“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等面临死亡的绝境！一言以蔽之，虽然孔子为实现儒学理念竭力做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但是有时狼狈的就连孔子本人也不得不说像只“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继续办学，广收门徒，并整理古籍“五经”，双管齐下以传播儒学。 孔子享年73岁，逝世后儒分八派，以孟氏(孟子)之儒与孙氏(荀子)之儒的两派具有重要地位并有很大影响。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战国中期人，受业于孔子孙子子思的门人，形成为“思孟学派”。他以“生民未有”盛赞孔子，“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他立志要学孔子，“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以上均引自《孟子·公孙丑上》)。他传承孔子的核心思想——“仁”的理念，并发展为“仁义”与“仁政”学说。他也周游列国，向魏惠王、齐宣王等国君，竭力宣传儒家关于“仁义”“王道”与“仁政”的主张。但是，他却面临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与“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孔子与儒家几乎失尽了话语权，其学说行将完全失败的危亡局面！他深感忧惧，“吾为此惧！”所以，他“当仁不让”(《论语·卫灵公》)，决心要学习和捍卫先圣的学说，抨击杨墨两派，驳斥他们那些乌七八糟的言论，使他们这些荒谬学说的制造者再也找不到市场，“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他自负为孔圣人之徒，就一定能够著书立说以反对杨、墨学派的人，“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他申言并非自已好辩，他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辩驳的，他要肩负起“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做孔圣人的历史托命人。果然，他猛批道：“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他甚至上纲上线指责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以上均引自《孟子·滕文公下》)他晚年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留传下来《孟子》七篇，通过阐发子思学说，传承、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终于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孔孟之道”。荀子也“当仁不让”积极地加入了“百家争鸣”，批评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荀子·天论》)墨子只看到社会成员应均等齐一，而忽视了社会成员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别。“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墨子只看到物质功利的作用，而没看到文化道德的作用。 孔子和孟子整理古文献，著书立说，兴办教育，广收门徒，周游列国，扩大影响，再加上荀子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因而使儒学在百家争鸣中终于与墨学成为两大“显学”。 二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从春秋到战国500多年的战争局面，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启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 秦始皇主要是靠法家思想建立起政权并进行统治。儒家则遭到了“焚书坑儒”的空前浩劫！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法家李斯冒死向始皇上书，揭露儒家所兴办的“私学”与所崇尚的《诗》《书》的危害性极大，于是力主禁止私学，焚烧《诗》《书》。关于焚书，他说：“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个意见，甚合始皇之意，“制曰：‘可’”。 秦始皇在三十五年，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坑儒”：“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以上均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由行骗而逃跑的方技人士所引起，但以诽议的博士儒生为主。 可见，后来史称的“焚书坑儒”，并非是一件事，而是紧相连的两件事：“坑儒”在后，乃一时一地之事；“焚书”在前，时间长、范围广，一直到西汉初年的惠帝(公元前191年)实行“除挟书律”才废止。究其实质，“焚书坑儒”则一而二，二而一，都是剑指儒家，儒家命运更惨，几乎被斩尽杀绝！ 西汉前期初年，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适合当时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所谓“黄老思想”，是以道法为主要内容，并往住以黄帝为名义的黄老之学。西汉初年的文帝、景帝都喜欢黄老的“无为”，特别是文帝的皇后窦氏更加信奉黄老。刘向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风俗通·正失》)司马迁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儒林传序》)。 武帝初起用尊崇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他们按儒术行事，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反对窦太后所为。但窦太后大怒，抓着他们“奸利”的把柄，当面斥责年仅17岁的武帝。小皇帝被迫无奈，只好免去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的要职，废止他们所从事的设明堂、改历服等儒家的一套，把赵绾和王臧投入狱中。不久，这两人被迫自杀。可见，在这场斗争中，以黄老的道法获胜，以儒家失败而告终。 三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死了。田蚡即再次出任丞相，就“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传》)。第二年，即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武帝向“贤良文学”之士，提出问题叫“册问”，“贤良文学”之士回答皇帝“册问”，叫“对策”。董仲舒在第三次对策中，先据《公羊春秋》强调了孔子修《春秋》所讲的“大一统”是大道理：“《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接着揭露出现实中所存在的严重的乱象以及危害性：“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最后，他提出了重要的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为后世史家所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纲领与口号。 显而易见，这个纲领与口号对加强封建的专制制度和国家的统一是很有利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以，武帝很欣赏，采纳了这个建议，罢黜百家博士，取消了原有的诸子传纪博士，只立《五经》博士。《诗》立鲁、齐、韩三家，《书》欧阳氏，《礼》后氏，《易》杨氏，《春秋》公羊。《五经》就成为了法定的经典。儒学，经学化了。“儒家”与“经学”的称谓，都正式出现于汉代，“初见武帝语经学”(《汉书·儒林传》)。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派。董仲舒是今文学派《公羊春秋》的大师。到了元朔五年(前124年)，置博士官弟子50名，并免除他们的租税力役。又诏令天下郡国立学宫学习经艺。尊奉孔子为神圣。于是，经学和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现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于是，孔子、儒家及其经典，在汉武帝与董仲舒的时代，一跃而登上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与意识形态。 四 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东周，从公元前770年起至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止，中经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周天子名存实亡，以五霸与七雄为代表进行了长达500多年的分裂与战乱，渴望和平，追求统一，是时代的呼唤，人心的向往。 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论语·季氏》)孔子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主张“一天下”(《荀子·王制》)。统一、大一统，也是先秦儒家的共识与传统。 秦、汉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要求的。从全过程看，封建社会尚处于初期或者上升时期。所以，汉武帝和董仲舒所共同制定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完全有其合理性的，具有实际的价值与现实的意义，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彰显大家思想解放，提出多元学术，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事物总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其消极的一面，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又需要统一了。思想的辩证法是，既要解放，又要统一。秦汉时期需要统一。汉武帝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应运而生的。 其实，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有一个过程，是历史的产物。如上所述，当汉武帝初接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就奏过：“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然而被窦太后反对掉了。但是当窦太后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死后，田蚡再次出任承相，就“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不仅如此，而且还可追溯到战国末年的荀子那里。荀子为了分析批判“百家异说”，特地撰写了《非十二子》一文。他主张实现“一天下，财万物”。为此提出了必须立即制止“六家”与“十二人”的学说，“六说者立息”“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非十二子》)。因为这些言论在他看来都“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如是则天下之害除”“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则圣人之得势者，舜禹是也”“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荀子又说：“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他感觉到“异说”有是非，但是非不易分别！而他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理，并且圣人就能专心对待之。他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荀子就明确提出了“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荀子·解蔽》)的主张。荀子所说的“圣人”，就是讲究礼义的儒家的圣人。他说：“故多言而类，圣人也。”(类：统类，这里指礼义——引者注)(《荀子·非十二子》)这就表明了荀子是要以儒家所推崇的禹、舜、孔子的圣王为师，并以这些圣王的制度作为法制。 甚至于还可以上溯到孔子那里呢！他老夫子不是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的话吗？这句话岂不有以儒道排斥他道的意思吗？如上所述，他也有统一的思想。 所以，可以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滥觞于荀子，乃至于孔子，兴盛于汉武帝和董仲舒。 五 汉武帝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以及所制定的政策，“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赞》)，“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在当时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儒学发展史上起着改变命运的非常关键性的巨大影响。 孔孟所开创的儒学，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之中，被韩非子评为“显学”之一。他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 但是，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如上所述，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虽然耗时10多年，历尽千辛万苦，有时狼狈的像丧家之犬，甚至连老命都险些丢掉了，但是到头来却一无所获，以失败而告终，只得空手而归！ 在孟子的时代，儒学的命运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是每况愈下，由于“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市场上的话语权的份额，被道、墨两家全部垄断，儒家几近全部崩盘！ 特别是秦始皇对儒学最为狠毒，为了斩尽杀绝，不惜“焚书坑儒”，无所不用其极！ 即便是在汉初的半个世纪里，儒学偶有机会稍事重新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家的强势所逼退。 以上所述，难道不是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学，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的命运坎坷的历程的真实写照吗？ 所以说，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儒家与儒学的价值与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主要有6点： 第一，“为往圣继绝学”(张载语)，使儒学起死回生！让儒学彻底摆脱了灭顶之灾的厄运，完全复活了，实现了中兴，又成为百家之中的一家，走上了继往开来的新路。 第二，不仅是使儒家恢复为百家之中的一家而已，而且更是将最新的、最大的历史使命赋予了儒家，使儒家直线上升到了最高的地位——“独尊”，使儒学经学化，使儒学本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是儒家史无前例的大事。使儒家、儒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能为实现并巩固大一统服务，并能更好地服务于此后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使封建主义社会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当然，儒家、儒学又有延缓中国社会迅速发展的消极的一面。 第三，影响久远。使儒学在我国从此(公元前134年)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漫长的两千年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正统的主导地位。在与佛道等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发展中，虽未必尽有“罢黜、独尊”之实，但确有“正统、主导”之效。其实，就连董仲舒本人不也正是以儒为主，而又吸收了阴阳、道、墨、名、法各家，来构建他本人的天人感应的新体系吗？顺便说一下：“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话确系董仲舒所说。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却另有所为，即拥护把秦朝的天变为汉朝的天；把法家和道家的两道变为儒家之一道。并企图汉朝的天，再也不变；儒家的道，再也不变。秦始皇如此这般，汉武帝与董仲舒亦复如此这般。 第四，使儒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经历了佛道两教、欧风西雨、“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等接二连三的巨大冲击，发展为“宋明新儒学”(“宋明道学”或“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牟宗三、杜维明语)或者“现代宋明理学”(李泽厚语)。而现在则正走在现代化转型的新的历程之中。 第五，使儒家与道家、释家共同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或主干，成为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孔子与老子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代表。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 第六，使孔子与老子成为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大力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对建设全人类的新文化可作出新贡献。 上述儒学发展的六大特点，如果都归之于汉武帝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汉儒，显然就太简单化了！但是，受到了或直接或间接、或近或远、或大或小的影响，则又是无疑的。所以，绝对不应该低估了汉武帝和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者汉儒，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儒学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与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 儒学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被“独尊”，绝非出自于偶然的原因，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司马谈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旨时，对儒家评论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儒家之所以“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并且之所以“不可易也”，乃是由于儒家正确反映了中国历史所具有的宗法制和封建制的两大特点。这，正是孔孟所开创的儒家的特殊的智慧与巨大的力量之所在。这，也正是董仲舒在封建大一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弘扬、发展了孔孟的原始儒学的特殊的智慧与巨大的力量之所在。 孔孟的原始儒学，自是儒学发展史的第一阶段，或第一期。董仲舒独尊的儒学或者经学化的儒学或者汉儒，当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但是，牟宗三与杜维明两位先生所谓的“儒学三期说”，只承认在儒学发展史上，孔孟为第一期，宋明理学为第二期，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他们对董仲舒所开创的独尊的儒学或者经学化的儒学或者汉儒完全视而不见，彻底否认他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根本不承认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乃是置客观存在的铁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是毫无道理的，是极其偏颇的。 李泽厚先生对牟宗三与杜维明两位先生所谓的“儒学三期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并明确提出了“儒学四期说”。他说：“我所谓‘四期’，是认为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三联书店2008年版，2009年第2次印刷，第140页。) 忆当年，我和李泽厚先生谈到“汉儒为第二期”的观点时，他回答说已写了上文。该文似乎是先发表于海外吧，所以我未能及时看到。本文的基本思想，乃是一以贯之的。今趁衡水学院召开董仲舒思想研讨会之机，特走笔成文，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综上所述，董仲舒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儒学的发展，显然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所以说，他是儒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座丰碑，他开启了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他是第二阶段或者第二期的儒学即汉儒的最早、最大的代表人物。 原文发表在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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