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宪：孔子“孝”论的三个向度
http://www.newdu.com 2024/09/19 04:09:16 26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孔子研究院秘书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孝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尚有争议。今讨论孔子关于“孝”的理论，主要以《论语》一书为主。“孝”一字在《论语》中，凡19见，然有些章节虽无“孝”字，而其意旨，却是“孝”之重要理论。《论语》关于“孝”的理论，分布于22章之中。其中有子所言1章，曾子所言3章，子夏所言1章，其余17章，为孔子之言。《里仁》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章，是对《学而》篇的重复，实际所言，共16章。 考察孔子关于“孝”的理论，就会发现，其所论所议，并非只是随时所发、因事而议，实是系统的理论。孔子关于“孝”的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何为“孝”，二是“孝”与仁以及其他德行之间的关系。今只就《论语》有关章节，论述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何为“孝”？《说文解字》曰：“善事父母者也。”怎样才算“善事父母”？孔子从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从三个层次、三个向度对“孝”作了解释和说明。 第一个层次，亦即第一个向度，是养父母。子女对于父母，首先要做到赡养和养护。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论语·为政》）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 “能养”，首先是能从饮食上供养父母，这是“孝”最基本、最基础的表现，也是当时人们最为普遍的看法。所以才有所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这样的说法。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即是“老有所养”以及“养儿防老”。但“孝”并不只体现在父母“老”之后，未“老”之前难道不存在“孝”的问题？孔子思考问题的深度正表现于此。从饮食上供养父母，在“孝”的义理中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为低级的层次。 虽然父母身体健康，他们还正当年，物质生活方面也有可靠的保障。但仍有“孝”的问题，因为他们也需要关心爱护，作为儿女也有责任和义务关心和爱护父母，所以才有了所谓：“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先生即父兄。家有劳烦之事，应代父兄而为之；有好的饮食，亦应先请父兄享用之。这里不存在饮食供养不足的问题，但其所要标明的却是：物质享用上应当先父母，劳烦之事则要为父母承担。所以，“能养”并不只是饮食上的供养，还包括“养护”的含义。“养护”之“护”包含有爱护、守护、保护的含义。① 第二个层次，亦即第二个向度，是继承父志，完成父业，并使父之事业发扬光大。《礼记》云：“子也者，亲之后也。”（《礼记·哀公问》）董仲舒云：“子者，父之合也。”（《春秋繁露·基义》）《汉书》云：“子者，父之阴也。”（《汉书·杜钦传》）《白虎通》云：“子者，孳孳无已也。”（《白虎通·三纲六纪》）在中国传统社会，子首先是个家庭成员，其历史责任是使家族的事业兴旺发达。加之，在中国古代，社会产业并不发达，职业部门相对有限。所以，“子承父业”是基本的职业习惯。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要求一个人继承父志、完成父业，成为理所当然。并且，继承父志、完成父业，不仅是人子的职责，也是“孝”的重要内容。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孔安国曰：“父在，子不得自专，故观其志而已。父没乃观其行。孝子在丧，哀慕犹若存，无所改变父之道。②”宋人范祖禹不同意此说，认为：“为人子者，父在则能观其父之志而承顺之，父没则能观其父之行而继述之。③”朱熹、张栻、钱大昕、李光地等人均肯定范氏之说。查后文关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范氏之说是矣。 然“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又何谓也？《礼记·坊记》曰：“子云：君子驰其亲之过，而敬其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非于普通人言之，而是于继位之君言之。皇侃曰：“所以是孝者，其义有二也：一则哀毁之深，岂复识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听冢宰三年也。二则三年之内哀慕心事亡如存，则所不忍改也。或问曰：若父政善，则不改为可。若父政恶，恶教伤民，宁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论父政之善恶，自论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风政之恶，则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恶，则其家相邑宰自行事，无关于孝子也。”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重点所言是孝子三年居丧之内敬慕、爱戴其父之心。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 ①子游问孝，孔子之所言者，突出“敬”；子夏问孝，孔子之所言者，突出“色难”。“能养”、“服劳”、“先生馔”等，于此二章并非重点或关键。历代注家为突出此两章之重点或关键，或多或少都对“能养”与“服劳”有所轻视，甚至予以否认。马融曰：“孔子喻子夏，服劳先食，汝谓此为孝乎？未孝也。”（参见：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邢昺曰：“言若家有劳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劳，有酒有食，进与父兄饮食，汝则谓是以为孝乎？言此未孝也。”（同上书，同页。）常人以为“能养”、“服劳”、“先食”等即是孝，孔子非认为此不是孝，而是认为此并非孝的全部。马融与邢昺的解释均是错误的。以此为孝之全部是错，以此不为孝也是错。朱熹曰：“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56，北京：中华书局，1983。）朱子之说是矣。“能养”、“服劳”、“先食”等事无疑是孝的重要的内容，是需要大加肯定的。 ②参见：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③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44，北京：中华书局，1990。 ④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44。 虽是曾子之言，所述则是孔子之意。孟庄子之孝虽有数项可举，然“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却是最为难能可贵的。所以如此，胡寅曰：“庄子之继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不利于己者，他人不能不改而庄子能之，是以称难。①”孔子所以称孟庄子“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为“难能”，定然有其道理与事实根据，其事实之根据现已不明，想必当如胡寅之所说。儿子的基本职责是继承父志，完成父业，这才是孔子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在孔子看来，孝子之所事者，即是使父亲所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②使父亲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是儿子的本份，所以也是身为人子最基本的“礼”。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无违”即是无违于“礼”。具体而言，即是生之时、死之事、祭之制，严格依礼而事。依礼而事亲，就是按照社会规范而事亲。社会规范虽是外在的，但对于孝子而言，则要求其必须是自觉地依照规范行事。朱熹曰：“人之事亲，自始至终，一于礼而不苟，其尊亲也至矣。③”依于礼而行事，依于礼而尽“孝”，其所要求与突出的是作为人子的本分，是社会对于人子的要求。不管一个人内心如何，不管一个人内心里是否爱戴父母，他必须依照“礼”、依照当时的社会规范来待父母，否则，必将受到谴责。社会如此要求个人，个人亦须如此要求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上述四者即是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 第三个层次，亦即第三个向度，是要从内心里对父母充满爱意。“孝”不单单是尽到子女对于父母的职责上的本分。本分是外在的，是人所共睹的，但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应当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做出来给他人看的。孔子“孝”论的第一层含义与第二层含义，即“能养”与继承父志、完成父业，可以说是对当时社会普遍观念的认可，是对当时世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但这些只是作为人子的本分，是社会对于人子的基本要求。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是尽到自己作为人子的本分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具有发自内心的对于父母真诚的爱意。作为人子的本分、职责还是外在的，对于父母真诚的爱意才是内在的。孔子“孝”论的最大理论意义正在于强调这种对于父母真诚的爱，这也是孔子对于传统“孝”论思想最大的发挥。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①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1330。 ②《孝经》所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宣扬光宗耀祖，孔子之“孝”论尚不至于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赵岐注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赵岐、孙奭：《论语注疏》，P24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孔子之“孝”论尚不至于此。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56，北京：中华书局，1983。 “能养”，这是传统的观点，也是世俗的观念。但只是“能养”，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对于父母的“敬”，“养父母”与“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对于“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以往之解释，略有四种不同。（一）谓犬马养人。包咸曰：“犬以守御，马以代劳，皆养人者。①”皇侃曰：“犬能为人守御，马能为人负重载人，皆是能养而不能行敬者。②”邢昺曰：“犬以守御，马以代劳，皆能有以养人者，但畜兽无知，不能生敬于人，若人唯能供养于父母而不敬，则何以别于犬马乎？”③（二）谓人养犬马。朱熹曰：“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④（三）谓养父母之犬马。包慎曰：“犬马二句，盖极言养之事。虽父母之犬马，今亦能养之。⑤”(四)谓犬马之相养。程友菊曰：“言犬马之子皆有以养其亲，但养以敬为本，不敬，何以别于犬马之子养其亲乎？”⑥ 然于此四种解释之外，尚有别解。邢昺于上述解释之外，还有一说：“人之所养，乃至于犬马，同其饥渴，饮之食之，皆能有以养之也。但人养犬马，资其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马也，人若养其父母而不敬，则何以别于犬马乎？⑦”邢昺此说，言人养犬马，“资其为人用耳”，是因为犬马对人而有用，此意定当细说。今人之所以养父母，如果出于父母对自己尚有用，比如可以给自己做饭、做家务、带小孩，或者父母有存款、有可观的遗产，或者现在父母还有较为可观的收入，等等，如果出于此方面的考虑而善待父母，可否理解为“孝”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因为出于此方面原因而善待父母，并非出于对于父母的爱，而是出于自私的考虑。现在这种情况还少吗？现在出于这种原因而善待父母的人还少吗？现在因为父母年老无用而置父母于不顾的人还少吗？孔子认为只是“能养”父母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敬”。“敬”既有尊敬的含义，也有敬爱的含义。无论尊敬还是敬爱，其根本是对于父母真诚的爱。不管父母现在有用还是无用，不管父母有知还是无知，甚至不管父母有德还是无德，对于父母的爱一点也不减少，对于父母的爱一点都不改变。如此，才是“孝”的根本。所以，简单地“孝”还不够，还必须是“孝敬”父母。“孝”必须和“敬”、“爱”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 “孝”的根本是对于父母真诚无私的爱。正因为如此，所以，如果只做到“能养”，只做到“服劳”、“先食”等事，还是远远不够的。孔子在回答“子夏问孝”时，答曰“色难”。何为“色难”？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为难。⑧ ①参见：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8。 ②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86。 ③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8。 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56。 ⑤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87。 ⑥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87。 ⑦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9。 ⑧参见：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9。 ”其意以为不使父母有不悦之色为难。朱熹的解释则是：“色难，谓事亲之际，惟色为难也。……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服劳奉养未足为孝也。①”谓总是和颜悦色地对待父母，是难为也。如此两说，虽有不同，而其对于父母真切深刻的爱则是必须的。 因为有对于父母真诚深刻的爱，所以凡事会替父母着想，会设身处地的为父母着想。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为政》）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 “父母唯其疾之忧”，是言除疾病之事外，不使父母因为自己而有任何担忧。马融曰：“言孝子不妄为非，唯疾病然后使父母忧。②”不妄为非，是因为惧怕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其意也是不使父母为自己担忧。《礼记·祭义》记载乐正子春之事曰：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乐正子春乃曾子弟子，其所行所言，不敢忘父母，“不辱其身，不羞其亲”，亦出于对于父母深深的爱意。曾子本人亦是如此。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 曾子一生小心谨慎，唯恐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唯恐做出不法之事而伤及到自己的身体。③只是到临死之时，他那一直提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孝经》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爱护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出于对于父母的爱。“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我的身体本不归我所有，而是归我的父母所有，我必须为我的父母照看好我的身体。这种“受全归完”的思想观念很有中国文化的特色。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56。 ②参见：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18。 ③因为曾子时代尚普遍实行肉刑，做出不法之事，可能会遭到肉刑而伤及身体。 因为有对于父母真诚深刻的爱，所以父母的任何变化，以至于年龄的变化，总是牵动着孝子的心。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 邢昺曰：“言孝子当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则以父母年多，见其寿考则喜也；一则以父母年老，形必衰弱，见其衰老则忧惧也。”①一年过去了，父母仍然健康，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由此体会孟子所谓君子之三乐，其第一乐即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孟子·尽心上》）盖父母身体无故，真是孝子最大的幸福。但另一方面，父母的身体又明显不如从前了，这又是多么令人忧伤的事。 ①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57。 因为有对于父母真诚深刻的爱，所以，父母的事，就是自己的事；父母的安危，就是自己的安危；父母的错误，就是自己的错误；父母受过，就是自己受过。孝子对于父母，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护”。“护”不仅是维护，更重要的是爱护，是保护。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 知父母有过，出于爱护、保护父母，所以要“谏”，但却要是“几谏”，亦即以委婉的方式指出。父母也许不听，但却不因父母不听从自己的意见而丝毫减损对于父母的爱意与尊敬。然而其结果证明自己真的是正确的，父母是错误的，并且因为父母的错误而带来一定的损失甚至灾难。面对如此情境，自己所要做的，不是对于父母的怨，而是为父母承担责任，而是自觉地并且无怨无悔地承担一切后果，并且因此而丝毫不减损对于父母的爱意与尊敬。这就是所谓的“劳而无怨”，“劳”意味着为父母代劳，“无怨”意味着不因为父母的过失、不因为父母不听从自己的“几谏”而有任何怨气。这就是孝子之行，这也才是孔子“孝”论中最深刻的内容。 理解了“劳而不怨”，才有可能理解孔子所谓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论语·子路》) 父子关系是儒家最为强调的一种关系。《郭店楚墓竹简》有《六德》一篇，指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在孔子以至稍后的时代，父子关系远远高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都是可以改变的，惟有父子关系，一旦发生，就是不可改变的。父子关系不是利益关系，甚至不是情义关系，而是一种最为亲密的血缘关系。此人是你的父亲，无论如何，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处理父子关系的根本是“慈”与“孝”，亦即“父慈子孝”。“慈孝”之中，儒家更强调“孝”。认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是为人之子的根本，①如果离开这一根本，不仅不能谓为人之子，甚至简直就不可谓为人。《礼记》曰：“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礼记·冠义》）子之爱父，父之爱子，是自然而然的，是无须任何外力使然的。如王阳明所言：“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传习录》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爱，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而置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儿子于不义，那么这个人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期待呢？“父慈子孝”，就其无须任何外力使然而言，是父子关系的常态。 “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何以要证父之攘羊？②是因为在子的心目中有一个更为强大的东西压倒了对于父的“爱”，对于父的“孝”。那么这一可以压倒对于父的“爱”、对于父的“孝”的东西是什么呢？只能是对于自己的爱，只能是狭隘的私利。为己之私利而陷父于不义，这难道是人子可为之事吗？相反，“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所体现的正是“父慈子孝”，所体现的正是父子关系的常态，所体现的正是父子之“直”。所以，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何谓“隐”？有解释为隐瞒之“隐”。郑玄曰：“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刘宝楠说：“盖子之事亲，当时微谏，谕父母于道，不致有过失。若不幸而亲陷不义，亦当为讳匿。③”此说所有一定道理，其道理在于若亲陷不义，子亦须有担当。但“隐”不仅是隐瞒之“隐”，亦是恻隐之“隐”。恻隐即是不忍，即是痛楚。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隐”即是恻隐之“隐”，先秦文献里不乏例证。《诗经·邶风·柏舟》：“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孟子·梁惠王上》：“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荀子·儒效》：“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由“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引出“父子相隐”，其“隐”有“讳匿”之义，但子不隐忍父之受苦，亦为人之常情。《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曰：“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所以，“父子相隐”既有“讳匿”之义，也有不忍、痛楚之义。 “父子相隐”表现出的是人情之常。而这一人情之常维护的是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层关系。如果父子关系遭受破坏，所破坏的不仅仅是父子关系，而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韩非子》书中记载有一则故事：“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五蠹》）窃羊一事固然对社会有危害性，但由此而引发的子证父之窃羊，则破坏了正常的父子关系，破坏了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基，此一危害远远超过了窃羊这一事件本身。所以，“父子相隐”，不仅反映了父子关系的常态，而且有助于维护人伦关系的根本，故此孔子对其持肯定态度。 ①有子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仁”当作“人”，言孝弟乃为人之本。陈善曰：“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皆当作“人”。王恕曰：“‘为仁’之‘仁’当作‘人’，盖承上文‘其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为人之本。”其说是矣。（其二人之言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P13。）二程亦反对“孝弟为仁之本”，以为：“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P48） ②邢昺曰：“有因而盗曰攘。言因羊来入己家，父即取之，而子言于失羊之主，证父之盗。”（何晏、邢昺：《论语注疏》，P201。） ③刘宝楠：《论语正义》，P537，北京：中华书局，1990。 子不可证父，不仅出于人伦之常，而且子从来不具有证父的资格。在子看来，攘羊者为己之父而非己。而问题在于，攘羊者为尔父而非他人之父。在尔看来，攘羊者为尔父而非尔自己，而在他人看来，这里的差别其实并不很大。《白虎通》曰：“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为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白虎通·谏诤篇》）父子关系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是荣辱与共的。“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在子看来，父为父，己为己；而在他人看来，尔父为尔父而非他人之父。尔可以举报他人之父攘羊越货，却不能举报自己的父亲越货攘羊。一个人，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作为一个自然人，有很多权利和义务，但是，并不具有指证自己父亲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一个人天生不具有、后天亦永远不可取得这样一种指证父亲的资格。 子不证父，父不证子，“父子相隐”，乃人情之常。儒家对于父子人情世故的关注，并非只停留于人之常情的层面。父子关系的本质是“父子一体，荣耻相及”，“一体”意味着永不分离；“相及”意味着相互担当。如前所述，“孝”并非一意曲从，并非不分是非，而是要替父母着想，而是在父母未为不善时，力谏；父母已为不善时，勇于自己承担。用现代的观点讲，一个儿子或父亲所能做的，不是当自己的父亲或儿子违法犯罪以后取指证他，也不是千方百计去包庇他，而是劝告其投案自首，而是勇于担当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 孔子“孝”论的三个向度，是依次展开的，亦是逐次上升而升华的。第一个向度之所谓“能养”，是最基础的；第二个向度之所谓继承父志、完成父业，是社会对于人子的基本要求；第三个向度，从内心里对父母充满爱意，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第一个向度与第二个向度的理论是孔子对于世俗理论的总结和概括，第三个向度的理论，才是孔子“孝”论的根本与核心。就第二向度，亦即继承父志、完成父业而言，其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带有强烈的时代痕迹。第一个向度，亦即“能养”，是最基本的，亦是最基础的，现今并不是毫无意义，因为此方面确实也还存在问题。而第三个向度，亦即从内心里对父母充满爱意，不仅是孝的根本，而且现今最为缺乏的正是这一根本。我们能像父母惦记我们一样的惦记父母吗？我们能像父母想念我们一样地想念父母吗？我们能像父母关心我们一样关心父母吗？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尽到了孝，况且，我们真的没有做到，况且，又有几个人自信自己已经做到？从内心里爱父母，真诚无伪地爱父母，不仅是关心，不仅是敬爱，还有爱护，还有保护，这既是孔子“孝”论的核心，也正是我们如今所要深刻反省的。 注:此文经作者授权发布，26国学网配图，转载请注明来自26国学网。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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