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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书系列之140:汪兆骞谈枕边书


    汪兆骞:生于194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原《当代》副主编兼《文学故事报》主编。著有《香盈碧莲花》《春明门内客》《记忆飘逝》《紫塞烟云》《张骞》等,出版有《民国清流》系列七卷本、《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我们的80年代:中国文学与文人》《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别来沧海事》《李叔同传》等。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阅读的?读了一辈子书,您最珍爱的书有哪些类型?
    汪兆骞:我家算是书香门第吧。“文革”前,家里有三楹开间书房,藏书甚多,叔叔从燕京大学毕业,新书也不少。我五岁开蒙,识字后便喜欢在书房读书。小学始读希腊神话,中学读《史记》、唐诗、宋词、元曲。大学读中文系,重点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和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广涉世界文学,尤喜读俄国文学。自幼养成读书后写读书笔记的习惯,至今不辍。
    您有枕边书吗?一定也有一再重读的书吧?
    汪兆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后,社里藏书甚丰,学者专家很多,耳提面命,读书不再杂芜。枕边书有钱锺书《宋词选注》、俞平伯《唐宋词选释》、蘅塘退士选《唐诗三百首简注》。外国文学有《萨特文选》(七卷本)、《叔本华思想随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退休后喜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等。
    作为从业几十年的编辑家前辈,您早就摸索出了一套好编辑应该具备的能力。能否概括一下,您认为好编辑应具备哪些素养?
    汪兆骞:我一生从事编辑工作,一个职业阅读者。凭借人文社这一平台,不仅可眺望文坛,还结识了几乎所有的一流作家,因编其作品,多数成了挚友。作为编辑的快乐和荣耀是,我见证并参与了优秀作品的诞生,给中国文学添光增彩。
    我刚到人文社,社长严文井便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讲:你既然选择了编辑这一职业,你就必须忠于职守。严文井的谈话,成了我当编辑的一生的指南。另一位社长、女作家韦君宜也找我谈了话,轻松而活泼。她说我一贯主张作为编辑,应该成为作家和学者,不然你怎真的懂文学。二位领导的话都对。我社的编辑聂绀弩、牛汉、秦兆阳都是著名诗人学者可证。但我才学有限,又喜欢当编辑,压根儿没想当作家学者。
    我曾编辑过王蒙、莫言、李国文、冯骥才、蒋子龙、张贤亮、丛维熙、邵燕祥、王安忆、铁凝、陈忠实、张炜、周大新、王朔等人的作品。回报也是有的,比如个人也多次忝列全国各类编辑奖的名单。
    多年的编辑生涯,让我体会到编辑的难当,因为编辑应该具有较深的学养、较高的文艺批评能力和美学鉴赏水平,应该是个通才。
    作为读者,你可以按自己的美学趣味选择读物;但作为编辑,你却不能按你个人的美学趣味取舍文稿。比如小说,它的基本审美范畴,是塑造鲜活的人物,其优劣只在揭示人性的深度和广度。其他是华衣锦帽而已。
    您审稿一般有什么特点?是不是翻几页就能判断出作品的好坏?
    汪兆骞:作为老编辑,阅稿无数,自有文稿上手,看上几页,其斤两几何便心里有数的能力。但我总担心有遗珠之憾,甚至埋没有才华的作家,必将文稿看完、再作判断。而且退稿必写信说明问题并鼓励。
    对稿件处理,以标准为准绳,不讲私情。我退过著名女作家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她那大气磅礴、结构严谨、语言精美的《少年天子》相比,她非常雄厚的文学功底并没完全发挥出来。我退过严歌苓的作品。尽管我与其父肖马(《钢锉将军》作者)熟稔,但因当时她刚出道,作品尚稚嫩。除了退稿,我还曾坚持用稿。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皆是我在《当代》编发的,但最后收尾的《狂欢的季节》,编辑部一些领导以自传体缺乏小说的艺术魅力为由不予发表。在编委会上,我坚持认为其作品以“狂欢”的喜剧形式,表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非虚构的“自传”虽多少削弱了虚构的想象艺术力量,但“经验世界”是王蒙此小说独辟蹊径的艺术特色,而王蒙独特的人生经历本身,赋予其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构成了真实又宏阔的现场境界。最后弄到曾是作家的社长聂震宁处,小说得以发表。我的坚持,并非因王蒙曾是我读大学时的辅导老师,在文学上曾给予过我诚挚的帮助扶植。
    我认为,一个编辑,应铁面无私,不讲圈子和私情,秉持文学原则和做人的良知,对文学负责,对读者负责。
    《文学即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从文学欣赏、评论与创作的角度,以人性、历史及美学的眼光解读从1901年以来的一百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经典代表作。能否谈谈这本书的起源?从涉及人物、时间、作品来看,《文学即人学》是一部信息量巨大的作品。从写作的经验来看,是否比年轻时候同一主题的写作更丰富?
    汪兆骞:写这部书的缘起,既不是突发奇想,也未经精心策划。我从小就喜欢读希腊神话,后扩展到世界文学。人文社浩瀚的外国图书更让我享受不尽,连《古拉格群岛》那样稀少的书,及西文哲学文学思潮的书也应有尽有。我社还办了一张《文学故事报》,旨在介绍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就经常把阅读外国小说写的读书笔记发表在该报。后我在任《当代》副主编的同时,兼管了这份发行三十多万份的报纸,发表读外国文学的心得成了必须的任务。
    我退休后,主要精力用于写作。全景式再现民国文化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七卷本)的写作完成时,正赶上因2012年莫言荣摘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没想到在国内引发了一场关于莫言和诺奖的舆论浪潮,这让我十分惊诧。我决定暂时放下《我们的八十年代》的写作,写一本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书,于是出版了《文学即人学》。
    《文学即人学》是由我近七十年读外国文学的读书笔记整理修润而成,在整理过程中重读和删去年轻时的读书笔记中那些自由、自信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言”的锐气,让我益发感到真的老迈而圆滑了。《文学与人学》不是学术性的,而只是导读类的读本而已。
    此前您有一部《我们的80年代》,讲述了您1980年代与22位文学大家相识、相知的过程,您如何概括那个时代独有的文化气象?上世纪8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多数还在写,但有些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您如何看待作家的创作生命力的问题?
    汪兆骞:“白发书生寂寞心”,我是个幸运的老叟。有幸亲历和见证了新时期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文学大发展。我把这个年代,视为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澎湃、磅礴的流段,或可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域名。它从悲壮开始,演出了宏伟辉煌的文学大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纷纷登场(这样表述或不尽人意,但大体上是实事求是的),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贤亮、陆文夫、陈忠实、王朔、铁凝、王安忆等带着他们的佳作《活动变人形》《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绿化树》《美食家》《白鹿原》《动物凶猛》《哦,香雪》《小鲍庄》让80年代的文坛,色彩斑驳,流向歧异,丰富多样。巨大的热能燃烧着文学,作家躁动不安,东冲西突。一切哲学、道德、文化、人类学思潮深刻地影响文学,并将之凝结成无数“这一个”文学形象。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自我觉醒的巨大浪潮,让作家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可以说,80年代文学的主流,是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民族灵魂的年代。
    具体到作家的创作,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学会敬畏作家的创作,敬畏作家的作品。前不久,一位学者,粗暴地批评梁晓声的作品“非常差,没有提供营养价值”,显然在亵渎平民生活史诗的《人世间》。
    作家的创作生命力与其作品的生命力,是两码子事,前者指作家写作的能力和状态,而后者说其作品艺术生命力。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永存于文学殿堂。一个作家有一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已不易,即丁玲说的“一本书主义”。我研究诺奖多年,有一悖论,即获诺奖后,这位作家再也写不出超越它的作品,似无例外。
    再谈谈您的新书《诗说燕京》和《李叔同传》吧,为什么会在退休后反而有这么蓬勃的创造力?
    汪兆骞:我不相信宿命,却笃信机缘。我在天津出生并度过童年。我写过一本书《别来沧海事》,就是以纪实散文笔法追忆那段在意大利租界的童年生活的,其中提到我读小学时,学校离粮店后街六十号李叔同故居,只一箭之遥,老师曾见过李叔同。他经常带我们到李叔同故居活动,看李叔同的洋式书房,唱他作的歌曲。到北京读高中,语文老师的夫婿是李叔同的关门弟子,佛学家、因明家、书法家虞愚,老师常带我去他家辅导做文学梦的我,指导写作,并向虞先生习书法,并了解许多李叔同事迹。到人文社,我去叶圣陶家拜年,他也跟我讲了他的朋友李叔同不少故事。我在《民国清流》第四卷“抗日战争中的文化人行迹”中专门有一章写李叔同。一次邵燕祥夫妇在新侨饭店请我吃饭,他希望我写一本李叔同传。就在这些机缘巧合中,完成《启幕》之后,着手写这部《李叔同传》。
    李叔同度过截然不同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朱门子弟风华绝代,是开中国戏剧、绘画、音乐、书法、篆刻等艺术现代化之先河者,后半生落发为僧,芒鞋破钵,以殉道者姿态,毅然走上一条艰辛寂寞的苦旅,成为一爱教爱国的云水高僧。
    俗佛两界,我却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精神、有灵魂的人物来写,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鲜活、丰富、复杂的李叔同,不管水流云度,他守定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昭示一种精神的归处。
    《诗说燕京》是我动笔写《民国清流》前,为寻找民国时期语言,以准确表现清流风神的尝试。写此书终于体悟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典雅的语言趣味,读了上千首明清诗歌,希望诗的气韵流贯在叙述中。写后,一直未想出版,后广东一位出版家,策划一套文化丛书,便滥竽充数出版了。
    我是一个恪守承诺的人,为了向社长严文井“一定当好编辑”的承诺,在人文社一直老老实实当了半辈子编辑。其实那时候人文社著书立说者不乏其人,当时我正当年华、文化学养丰盈,博闻强记、文字功底也不俗,如果动手写肯定比年逾70写得要好。何止16部著作。君子重然诺,我全力以赴为人作嫁衣裳,不改初心。或许坚持甘当编辑,结交广大作家,常常交流,探讨文学问题,为后来写他们,因掌握大量资料,写得才丰富立体。
    退休后,准备了12年,写起来行云流水,艰辛却愉悦,不足十年出版了16部书。主体是从晚清民国到当下,一百年的文化、文学、文人都写了,自视是民间非官方的中国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百年全景长卷。
    只要生命在,我会一直写下去,许多东西在召唤着我:《梁启超传》《绛云楼逸事——柳如是小传》……
    如果请您带三本书到孤岛,您愿意选择哪三本?
    汪兆骞:我会带三本书:一《史记》,我所有著作皆传记体;二刘勰《文心雕龙》,有不少美学问题要认真请教;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我与胡适的心灵对话,尚未完结。(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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