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33 中国少年国学院 佚名 参加讨论
二、贵法重利，不废礼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自周公、孔孟以下，凡是被儒家奉为正统者，皆提倡德主刑辅、重义轻利。相反，“贵法重利”的思想和行为屡遭诟病，很难成为主流，甚至很难入流。然在《六韬》等书中，我们发现，姜尚非常看重法律和经济利益，与儒家主流思想迥异。以今视古，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试作如下梳理。 (一)贵法 法律的制定，往往根基于人性的认识或假定。姜尚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并将人性作了更为细致的分类：“性有仁，有忠，有信，有义，有贪类，有狼戾”。“人皆有其性，趋舍不同，喜怒不等”。因此，必须制定法律，“或夺或赏”，“赏在于成民之生，罚在于使人无罪，是以赏罚施民而天下化矣”。 在中国古代，往往行政、立法和司法不分，“刑赏”、“刑罚”之类的词语与今日专业的法律概念既存轩轾，又有部分意义重合。上段引文中的“罚”和“赏”，即同时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含义。其中，“罚在于使人无罪”的观点较具远见，与现代犯罪学的部分观点存有暗合。这种说法，在中国古代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刑期无刑”，即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刑罚本身，而在于从根本上消灭犯罪，减少刑罚的使用，或最终达致不用刑罚。换成现代犯罪学的表述，就是：刑罚的使用，具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用，“罚在于使人无罪”兼具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两层含义。 法律根植于风俗习惯，因而往往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对于法律的制定，姜尚主张“因俗”而不“随俗”。姜尚认为，“君不法天地，而随世俗之所著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法令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沈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这里有一个连带的因果关系：君主“随世俗之所著”，将法令制定出来，招致混乱;因为混乱，再次立法;法律屡更，导致风俗淫邪，君主权势下降，最终国家危亡。这里的“随俗”意指君主或政府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丧失了主动性，而受制于“流俗”;随着流俗转移，法律数改，进而失去法律权威性和稳定性。相反，姜尚主张根据风俗制定法律，同时在法律与风俗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发挥法律“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功能。 姜尚明确提出了“贵法”的法律主张。周文王曾问姜尚：治国以何为贵?姜尚回答：“贵法”，也就是“令出必行”。他认为，法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有大利，民有大利则可以彰显君德。具体要求包括：(1)不以喜怒爱憎而枉法裁判，“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2)赏罚之间要有一定的等差关系，要有明显的区别，“赏如高山，罚如深溪”。同时，姜尚还反对“喜刑喜杀”之“狼戾”行为;反对“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尤其反对“专君”，即专权之君主。“专君者权专，权专则刑专。”可见，姜尚虽然推崇君主制，但对于君主专制的潜在危险还是存有戒心的。 (二)重利 姜尚具有独特的“重利”思想。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必须制定相应政策，满足民众对“利”的需求。能与天下之人共同享利者，才能获得支持，拥有天下;能够生“利”，才是“大道”，才能使天下归之。姜尚认为，“爱民”就是要能给万民百姓带来乐利，“利而勿害，成而勿败”，促其成功，而不使之失败。所以，国家征收赋役应该有所节制，“役不再籍，一举而得”。 姜尚明确提出“人君必从事于富”。其理由在于，“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言外之意，经济基础是实现“仁义”的物质前提，因此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农、工、商业。姜尚更将工、农、商视为“国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三宝全，则国安。”在中国传统“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士为万民之首，农为立国之基，工、商二者皆不被重视，尤其商业以及从商之人，备受社会歧视。姜尚能在几千年前提出国家应该同时重视发展农工商业的观点，难能可贵。 (三)不废礼义 在敦煌写卷中记载了姜尚和文王关于“礼义”的一段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文王问太公曰：“以礼义为国，而不能大利其民，何也?” 太公曰：“礼者，明长幼，别贵贱，所以象德也。义者，所以辅正治也。故皆未足以大利人也。” 文王曰：“为国而不用礼义，可乎?” 太公曰：“不可。失礼义者，治国之粉泽也。虽然，非所以定天下而强国富人也，君无之无以别贤能，故以礼义明之。” 在对话中，周文王认为“以礼义为国”，却“不能大利其民”。姜尚指出：“礼”在于“明长幼，别贵贱”，“义”则在于“辅正治”，皆没有“大利”可言。既然如此，治理国家可否废弃礼义?姜尚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没有“礼义”，就无以“别贤能”;无以“别贤能”，就会随俗入邪，国政混乱。所以，尽管礼义不能“定天下”、“强国富人”，但终不可废。 《六韬.文韬.文师》篇中有一段文字可以与之互相启发，云： 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此中仁、德、义、道之所在，亦皆以“生利”为基本内容，鲜明地揭示出经济发展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可见，在姜尚的思想中，“仁义”与“利”关联密切，不宜割裂。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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