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21 中国少年国学院 佚名 参加讨论
三、与周公相比较 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之举，备受孔孟及后世儒学称道，奠定了周公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突出的历史地位。然考其思想行迹，与太公(姜尚)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有不少旨趣相异。下面，谨从三个方面，将二人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对比。 (一)天命思想 三代时期，君权神授的天命思想较为盛行。周公认为天命所在，即可成王;天命转移，则将失去社稷国家，进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43]的主张。言外之意，“皇天”与人间的君王并不具有永久的亲属或归属关系;只有有德之君，才会获得“皇天”眷顾。所谓德，不仅要求最高统治者自身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也要求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要存仁德之心，行仁德之政。这与姜尚“天道无亲”的说法十分类似。然而，姜尚把“天命”归属于“道”，认为天下理应属于“有道者”;周公则把“天下”落脚于“德”，认为皇天只会去辅弼那些“有德者”。比较而言，“德”关乎个人(统治者)行为(治理国家)的道德素质，而“道”则更具哲学的抽象性。以常理论，合于“德”者亦应合于“道”;但合“道”者，却不仅仅合于“德”，还有更高的要求。此外，姜尚的“道”以“利”为根基，周公的“德治”根本上却反对“重利”。是以，二者实有不同。 周公的天命观，在武王伐纣过程中也有所表现。史载： 周武王伐纣，师至汜水牛头山，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吾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祀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迎太岁，龟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枹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 此中周公认为，伐纣战争在时间上冲迎“太岁”，钻龟祝蓍，尽显凶兆，兼以天象突变，因而请求还师。姜尚则认为：用兵之道，在于人事，天象吉凶并不能决定军事成功或者失败。如果不尽“人事”，则军事必将败亡。面对“风甚雷疾，鼓旗毁折”等景象，姜尚认为周已经尽了“人事”，因此不必假卜筮，不必用祷祀，必将取得胜利。不仅如此，姜尚愤而指出：(1)纣王行暴政，“刳比干，囚箕子”，任用奸臣，没有不兴讨伐之理;(2)钻龟祝蓍等同“枯草朽骨”，安知军事成败之机?于是，“焚龟折蓍”，亲自击鼓，率众过河，周武王跟从其后，结果消灭了商纣政权。 由此可见，周公和姜尚天命思想的内核并不一样。姜尚将天命着眼于“人事”，认为只要“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时”，则不必假借钻龟祝蓍，卜算吉凶，自然会事情吉顺。相反，周公却对“枯草朽骨”深信不疑，并将之作为请求还师的理由。进而，我们可以归纳出二人“天命观”的第二点不同，也就是：姜尚更看重人事，而周公更倚重卜筮。 (二)治国理念 《淮南子.齐俗训》载，周初分封后，在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有一段经典对话： 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从中可见，周公与姜尚在治国理念上存在分歧：前者主张“尊尊亲亲”，后者主张“举贤而上功”。这段话基本体现了汉朝人对姜尚和周公治国理念的比较性认知。然我们认为：(1)“举贤而上功”与“尊尊亲亲”并不矛盾，也非根本排斥，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2)在事实上，“举贤而尚功”与齐国“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之间，以及“尊尊亲亲”与鲁国“三十二世而亡”之间，皆非充要的逻辑关系。将几百年后的“亡国之咎”归于几百年前的太公和周公身上，未免有失公允。 另据史载，周公于鲁国并未亲政，而是以子伯禽代之。司马迁记述道：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段对话或可作为上段对话的一个注脚。姜尚因为政策“平易近民”，五个月便大见其效。伯禽则“变其俗，革其礼”，三年后方“报政周公”。政策不同，效果迟速亦不同。然从周公慨叹之辞看，他对齐太公的政策还是比较认可的，认为是“平易近民”之举。 (三)刑罚观念 前已言及姜尚的政治法律思想，以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的趋利避害本性为出发点。周公对于人性的认识判断，也大致相类。据《尚书》所记，周公在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后，紧接着的表述是“民心无常，惟惠是怀”[47] 。言外之意，不仅天道是无常的，“民心”也是无常的;“民”所常怀有的是求“惠”之心。“惠”，即实惠、利益、好处。可见，周公认为，趋利之心，人所共有。因此，二人的人性论基调一致。 不惟如此，《尚书.周书》体现了很多周公的政法思想。例如，在《康诰》篇中，周公就提出了“明德慎罚”、“眚灾肆赦”、“义刑义杀”、“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等著名的法律命题。诸如此类的法律主张，与前面所述姜尚的刑罚观点也较为接近。由此或可认为，刑罚的适当运用，不仅是一种通行的“中庸之道”，更是智慧通达的往圣先贤们必然的共同主张。但引人注意的是，姜尚明确提出“贵法重利”的主张，这在关于周公的历史记载中从不曾见。或许，正因如此，太公才成其为太公，周公才成其为周公，二人皆具长才，“和而不同”，共同铸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周初盛世。 最后，从史书记载来看，姜尚确曾立下汗马功劳，与周公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为什么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重周公而轻太公”?为什么周公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楷模，而太公或成为“兵家始祖”，或进入奇炫的神话世界，成为“众神之神”?对于这样的历史结果，表面原因或许在于：(1)《六韬》大部分属军事方面的内容，备受历代兵家瞩目;(2)由于《封神演义》等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的铺陈夸张，漫衍传播，使姜尚“众神之神”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从而部分遮掩了他作为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身份。这两点原因似有几分道理，却也未必全对。首先，《六韬》全书近二万字，而集中体现姜尚政法思想的《文韬》《武韬》便有六千余字，足见这部分内容在该书中占有很大比重。相比之下，关于周公的事迹、言论，以《史记》和《尚书》的记载最为集中，但能直接体现周公思想的文字实为有限，更没有类似《六韬》之类的专书。所以，上述第一层原因并不充分。其次，许仲琳的《封神演义》成书较晚，约在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即使被普遍认作《封神演义》原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商周演义》或《昆仑八仙东游记》，待它们出现，也都是南宋即公元十二三世纪的事了。对南宋以后的几百年，姑且用第二层原因解释。但是，如果从南宋向上追溯，在武王伐纣之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恐怕这还是一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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