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政通：原始的儒家修养是人格创造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2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扮演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三种角色 回顾过往的岁月，韦政通的人生经历跟他同辈的老学人一样，带有20世纪深刻的时代印记，他出身苏南一个小商人家庭，童年时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继承家业，成为一个地方上较有实力和影响的企业家。相反，他不喜欢从商，竟违逆父亲的意愿，只身外出求学镇江、南京、上海，屡经周折，但也没有读成一个完整的学历。 然而，与其他老学人不同的是，韦政通在台湾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了难以复制的“奇迹”。到台湾的早期，他与工作上交往的一些朋友，吃喝玩乐，生活浑浑噩噩。1953年的下半年，韦政通突然对这种糜烂的生活深感厌腻而自责，曾几度一个人爬上狮头山静想，郑重地考虑前途问题。1954年春天，他辞去了极为厌倦的工作，搬到大屯山麓的一间茅屋中住下，决心做一个卖稿为生的文人，这是他一生最重大的决定之一。他说：“促使我做此抉择的原因，有属于个人性格的，也有外在的激因。我从童年起性格上就带点反叛性，这也是我后来在思想上能有创造性冲动的一个根源。” 述其激因之一，是他就在这焦虑不安的时候认识了著名哲学家劳思光，劳思光当时也靠写稿维持一家人生活。其文章涉及范围很广，东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逻辑实证论，以及近代中西哲学思潮，无所不谈。“我生平初次接触如此新奇的世界，十分诱人。”韦政通说，“另外一个激因，是当时香港以弘扬儒家精神为职志的《人生杂志》提供我固定写稿的机会，杂志负责人王贯之先生在精神上对我有莫大的鼓励。” 在那个的时代，不少在各自领域内颇有建树的学者和思想人物，为韦政通的学术生命提供了珍贵的营养和不竭的动力。劳思光、方东美、陈康、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等学人先后成为他学术生命的浇灌者。期间生活多次陷入绝境，有时仅赖院中木瓜充饥。依靠王船山精神的激励和陆王学说的提撕，他度过了早期的艰困岁月。对于自己的学术生涯，韦政通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做一个学者，是我年轻时的愿望，其他两种角色，绝非当年所敢想象，而是由于不寻常的学思历程，和一些意外的人生机遇塑造而成。” “在人格方面要做年轻人的典范” 韦政通多次强调，自己此趟前来深圳，重点乃是为“活化人格教育”提供一套方法，他希望把原始的儒家修养精神带到社会。所谓活化人格教育，即是针对一百多年来新儒家的发展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新儒家的发展受到了时代的局限，由于上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弱的国家，所以新儒家要恢复传统来支持民族的生存力量，同时又有西方思想的冲击，在此背景之下新儒家走上了比较知识性的道路。而孔子、孟子所开创的儒家主要是关于道德人格建立的问题，也就是一个修养的问题，是一个道德实践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儒学跟这个问题没有结合起来。” 他表示，中国儒家本来就是走向社会的，要跟人的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种道德的规范在人们的生活里有了巨大的力量，可是现在我们丧失掉了这种力量。“我希望我们做些尝试，提供一些方法，把古代的人格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把传统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觉得儒家要做这样的努力，如此儒家精神才不会真正在社会上丧失。” 韦政通也说，他自己本人就是人格教育的一个成品，换言之，“活化人格教育恰好是我自己一生的现身说法”。此次来深讲学即是“把成品拿给你们看”。“我一辈子除了写专门的著作以外，我更在人格方面做自我的努力，所以我现在讲的跟别人不一样，而且对年轻人的感动力不一样。”他说：“除了学问这方面的成就，我真正满意的是人格创造方面。现在我每天照样用脑思考，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而且精神世界非常充实。” 在他看来，养生没有秘诀，而是要一生的努力，即是永远拥有一个你自己认为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付诸实践。“我的理想就是要在知识方面做一个思想家，在人格方面要做年轻人的典范，我对自我的要求很严。” 跟汤一介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尤要一提的是，此次韦政通也是受邀作为由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创设的“汤一介儒学讲座”的首届讲主。因为他与汤一介有着珍贵的情谊，是并肩努力的同道，故担任第一届“汤一介儒学讲座”的讲主意义深远重大。他表示，随着两岸学界交流活动序幕的拉开，他可以说是最早到内地来进行学术交流和访学的台湾学者之一，而他与汤一介的深厚友谊也正是从此开始。 早在1988年5月，韦政通第一次回到内地探亲，先回到故乡看望亲人后，他就受汤一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之邀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以及其他机构发表演讲，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正如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景海峰所称：“1988年可以说是两岸刚刚打开交流的大门，韦政通先生当时在台湾主持‘中国论坛’，汤一介先生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因为当时这样一个机缘使他们两位成为最早的海峡两岸学者之间，由学而结缘，有深厚情意的两位学友。”在其后的6年间，韦政通差不多每年都要到内地访问，而且是最早被聘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的海外学者之一。 在谈到曾经参与过北京大学“汤用彤学术讲座”，如今又担任第一届“汤一介儒学讲座”讲主时，韦政通不胜唏嘘：“他们父子俩的讲座都讲过”。韦政通回忆道，虽然他多次到北京，而汤一介也去过台湾，实际上他们在海外更有机会谈天论学，比如在新加坡、美国、日本开会时都见过，在他眼里，汤一介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那么，又该如何评价汤一介的一生？韦政通认为，汤一介的学术成就不如其父汤用彤，但不是他不够聪明，而是曾经身处特殊的历史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都快到他的晚年，在这三十年他才开始做学术，他很刻苦。”在韦政通看来，汤一介一生做的两件最有影响的事情是：一是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先后聘请了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周一良等70多位海内外的硕学鸿儒为导师，开展了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大开风气；二是发起并主持《儒藏》的编纂，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他的晚年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他有这个号召力，没有第二个人能做。这些外务工作对社会的长远影响比他写的著作有价值。他在这方面的精力和时间的牺牲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