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44 《中国哲学史》(京)1998年 佚名 参加讨论
李宗桂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无论在社会结构还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地总结、理性地反思中国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发展趋势，这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一 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近年中国大陆出版了多种版本）。其后，主要的有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上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4月出版“新一版”）；四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43年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讲义，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按照原书纸型出版，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一版”）。胡适在书中十分注重方法论，认为哲学史是关于人生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导言》），主张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认为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最重学说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线索”，“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同上）；主张用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冯友兰在书中主张，研究哲学史“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注意探讨哲学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层次构架，以及学派的兴替和思潮的演变。张岱年在书中侧重于对中国哲学固有范畴、概念的梳理，考察其历史演变，并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概而言之，这些著作都重视方法论的问题，都重视中国哲学固有概念的诠释，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线索的清理。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作者都采用了西方哲学的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方法。可以说，在本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学理研讨为上”是重要的特征。把哲学史看作思想发展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范畴和概念，是这个时期的普遍认识。 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哲学研究历经坎坷。受当时全盘“苏化”的制约，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唯政治思维”的箝制（参见拙文：《唯政治思维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并且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必然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单调沉闷、枯燥无味，甚至出现了不少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啼笑皆非的闹剧（例如“孔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等等）。显然，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尽管有一些成绩，但在总体上违背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因而是令人痛心的。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动乱的结束，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出现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的热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其后，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文章。以对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突破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目的，哲学遗产的继承，唯心主义的历史评价，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先是对流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唯物对唯心、辩证法对形而上学，又称“对子论”）进行反省。经过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两军对战”的历史；“对子论”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实际。进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学术流派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金春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读书》1980年第1、2、3期），方立天：《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人民日报》1980年7月17日）；王树人：《关于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的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8月18日）。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热潮中，一些学者针对流行了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提出了“圆圈论”。“圆圈论”者认为，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人类的哲学认识充满矛盾和曲折，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萧箑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册，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圆圈论”的代表作，便是由箫箑父和李锦全主编、已经印行十余万套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在今天看来，人们对“圆圈论”未必全然认同，但“圆圈论”在当时的提出和实践，无疑是对“阶级斗争论”、“两军对战论”的匡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理性思维和研究进路的层面考察，可以说，十年浩劫结束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方法论的探讨为突破契机的。这场方法论讨论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会议及其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的出版，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的论文外，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北京）。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系统专著。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批判继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还有萧箑父、陈修斋合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等等。与此同时，学术界有人针对五十年代对冯友兰提出的哲学史“抽象继承法”的政治性批判，对“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评价，给予相当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评价。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学者进一步增多。 在突破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苏联模式”后，学术界对于如何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实践上作了探讨。首先是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有学者发表文章，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和重要概念的研究（张绍良：《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范畴和重要概念》，《光明日报》1981年4月30日）。北京大学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范畴研究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集中体现，是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性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张岱年、王明、冯契、汤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湖南的《求索》杂志以《笔谈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为题，发表了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王明、杜维明等人在大会的发言（《求索》1984年第1、2期）。后来，张立文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995年出版），葛荣晋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哈尔滨），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张立文还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可以说是对范畴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总的看来，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成果，并在客观上巩固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路子的开启，实质上是对自五十年代以来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以政治代替学术的唯政治思维的清理，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主体意识的觉醒的重要表现，是对既往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观点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化，是方法论讨论的逻辑性成果。但是，范畴研究的一个明显弱点，是有的研究者将范畴看作孤立的、可以离开历史发展的僵固的概念，从而窒息了范畴的生机。而且，不少论者都是“论谁爱谁”，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在论者那里都成了尽善尽美的。这个弱点，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于西安举行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已经当场指出。于是，学术研究的现实召唤新的研究方法和领域。 伴随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重新寻找，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的辨析，具体而言，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的讨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配合这次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发表了一组文章。汤一介、张岂之、周继旨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会议闭幕式上，李锦全作了《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的专题报告（《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全文发表）。文章的要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则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会议大致形成了一个认识：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这次会议的讨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纯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后，涌现了一批关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特点、中国哲学发展路径、中国哲学的哲理化进程、中国哲学的体系等内容的论著，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百花园，进一步突破了哲学史研究的“苏联模式”，进一步在学理上清理了“极左”思潮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危害。 继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后，“思潮研究”成为新的路子。这个研究路子的领头人和率先实践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本著作，紧扣哲学家与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关系，对哲学家与学术思潮的互动，作了精到的阐释。其后，有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萧箑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期，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二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哲学史界进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营造“哲学味道”的时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讨论”热潮的兴起，使范畴研究、逻辑结构研究、体系研究之类的“纯化”活动受到冲击。中国哲学研究的力量，基本上转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 八十年代中期骤然兴起并迅速蓬勃发展的文化讨论，给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为核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的探讨，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心。尽管在文化讨论的中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别是后期（九十年代前期），有人探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的问题，甚至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神秘文化、性文化等层出不穷，但人们关心的焦点，始终是思想文化亦即不少学者所说的“深层结构的文化”。而且，人们公认，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是文化的根本问题。这样，中国哲学研究者自然在文化讨论中引领风骚。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庞朴、汤一介、李泽厚、王元化、萧箑父、李锦全、丁伟志、丁守和、冯天瑜、张立文、方克立等，以及甘阳、刘晓波、《河殇》的作者，无论他们的观点相近还是相悖，但关注的是思想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未来走向，则是殊途同归的。由于中国现代化涉及的问题极为宽泛，因而文化讨论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没有“纯化”，反而大大“泛化”了。这种“泛化”，不仅没有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偏离正常的轨道，相反，正是这种“泛化”，给中国哲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方向，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场讨论，论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其代表性观点有“彻底重建”、“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复兴儒学”、“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详见拙著：《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对于深化文化研究，对于正本清源，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步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对于铸造适应世界潮流而又保持民族优良传统的现代新型哲学，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弘扬民族文化”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的研究主流仍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其间，“国学”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提倡国学，弘扬国学，是以文、史、哲等学科中以古典部分为重心的部分学者的愿望。这个愿望的现实表现之一，是对国学的分门别类的爬梳、阐释，其荦荦大者便是由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开始陆续出版）。该套丛书已经出版的《国学今论》、《汉字说略》、《先秦儒学》、《谶纬论略》、《魏晋玄谈》、《宋明理学》、《天学真原》、《歧黄医道》、《道经总论》、《明清学术流变》等。这套从书的作者，都是真正的专家。丛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欢迎，并获得了荣誉甚高的“中国图书奖”。与这套丛书相辅相成的，是汤一介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已经出版的有《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辑要》、《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辑要》、《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如果说，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以其研究的深入和见解的独特为特长的话，那么，汤一介主编的这套丛书，则以其资料的翔实和典型为特色。此外，还有冯天瑜等人撰著的《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冯天瑜撰著的《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丛书、专题研究论著、断代文化史、论文集等。国学研究涉及的内容甚为广泛，但关注的焦点却仍然是如何把握、阐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力。因此，无论研究者从事的学科属于哪个领域，最终还是落脚于“思想文化”这个根本性的层面。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的资料积累和思想创新的价值。至于国学研究中有人假学术旗帜以谋政治之私，则是个别现象，不为真正的学人所齿。 总的看来，文化研究的成就巨大，但问题也不少。无可讳言，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存在着政治化、玄虚化、情绪化的现象，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功利主义态度的驱使，文化讨论沦为某些人猎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动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途径。不过，这并不能够抹煞这场讨论的特殊意义。这场文化讨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它的价值主题，是促进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建设。它在民族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思考现代化建设的症结所在，而不是停留于浮浅的表面。这实际上是一次民族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从文化现代化的时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实际上，文化讨论中，理性的声音始终十分强烈，继承传统，超越传统，是绝大多数论者的共识。庞朴提出“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汤一介提出“让世界走向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至于张岱年提出的“综合创新”，则更是为多数研究者所认同。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文化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场讨论没有取得人们预期的已经可以看到的成果。 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八十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讨论，焦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适合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传统文化在今天有无价值。其间，对传统文化持批评性、否定性意见者居多。特别是在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进来，人们在急于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寻找出路的急迫心情下，一些人“西化”的调子比较高。讨论中政治化、情绪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有以北大教授罗荣渠为代表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的比较冷静的探索。第二个阶段是九十年代。这个阶段，主要是发掘传统文化的优秀成份，阐释传统文化的经典，“国学”成为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影响，以及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情况，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为了对治诸多社会弊病，不少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学者们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其间，儒道两家思想成为关注的重点。尽管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现代价值方面，论者见仁见智，但承认传统资源中有合理的成分，有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较之以往那种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不啻天壤之别。总的看来，论者对传统文化的肯定性意见日益增多。但是，在“弘扬传统文化”这个笼统的口号下，文化研究鱼龙混杂。多数论者是把传统文化看作民族文化建设的资源，用现代意识进行审视，加以发掘，力图进行“创造性转化”。但也有论者将传统文化看作一成不变的、尽善尽美的，宣扬回归传统。更有甚者，有的论者提出复兴儒学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直接来源”，半部论语仍然可以治天下。尽管如此，文化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其重要表现，就是有些论者在总结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扎扎实实的研究。过去那种大而空的论题被逐渐摈弃，空疏的学风得到矫正。围绕“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紧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以古今中西的交融碰撞为基线，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断代研究、学派研究、专题研究、专书研究、比较研究，都有学者在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研究视野而言，世界眼光更为宏阔，世界意识大大增强；就研究角度而言，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齐头并进，而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日益增多，特别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课题，比重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就理论层面而论，文化与哲学、文化与价值、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许苏民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司马云杰的《文化价值哲学》（多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995年出版），陈筠泉、刘奔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专著，便是代表。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文化理论的建立，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化，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对此前单纯依靠外国文化人类学理论进行文化理论架构建设和文化研究的偏向的纠正。 三 近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现代新儒学（香港、台湾和海外称为“当代新儒学”）的研究。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方克立（前南开大学教授、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和李锦全（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领导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的辛勤劳动，使现代新儒学在大陆学术界逐渐地广为人知，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之一。方、李二人领导的课题组，包括将近20所国家重点大学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该课题组已经出版的成果有《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一、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992年出版），《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辽宁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近年分别出版）。该课题组成果的出版，以及开展的相应的其他学术活动，沟通了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有关的学术联系，增进了学者间的了解和友谊，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热潮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第一种是客观持平地从学术思潮清理、学术成果发掘的角度，以学理探讨为主，对现代新儒学思潮进行分析研究；第二种是盲目认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大势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知之甚少，却又宣称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如何了不得，并以大陆的现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种是盲目批判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对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只是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进行理解，对现代新儒家的论著并不了解，仅仅凭借某种并不正确的政治直觉就发议论、下结论，甚至把大陆研究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也说成是现代新儒家。后两种研究取向和思路，实际上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这种情况表明，对于学术界的某些人来说，学术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而不是情绪宣泄的工具或者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还需假以时日。 近年来，面对贪污腐化、吸毒贩毒、卖淫嫖娼、抢劫欺诈之类的道德沦丧、行为失范的严峻形势，学术界强烈呼吁：“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中，尽管并不都是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者，但其着眼点却汇归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和现代价值方面。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灿的《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晓明编的讨论集《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至于正在进行中的关于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为数甚多。关于人文精神建设的研究，实际上是中国哲学研究对现实的反映。它表现出两个指向：一是对于传统哲学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现代开掘；二是对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导。这表明，中国哲学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人文精神。既然没有，何来“重建”？还有论者认为，人文精神也要进行价值区分，今天要发扬、要建设的是“优秀的人文精神”。这些宏论，特别是人文精神而有“优秀”与不优秀之分的“高论”，对于正在进行人文精神建设研究的学者，需要认真思考并严肃回答。 四 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体而言，值得特别指出的，还有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专题研究、专人研究、专书研究、资料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国哲学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6册，人民出版社1983——1989年出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4册，前三册“文革”前曾经出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已经出版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84——1994年出版），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出版），萧箑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这些著作，都是潜心研究之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和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 断代哲学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钱逊的《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金春峰的《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孔繁的《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石训等8人的《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侯外庐人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出版）；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陈来的《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蒋国保等人的《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吕希晨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些著作对于中国哲学史通史和中国哲学史人物的研究，具有深化的作用。 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百花争艳，春色满园。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1——4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熊铁基等人的《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夏甑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96年出版），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北京），李存山的《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志林的《气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出版），祝亚平的《道家文化与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外，关于儒家心性学说、中国哲学本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等，也有专著探讨。专题研究论著的出版，填补了不少学术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专人研究方面，更是硕硕果累累。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辛冠洁、蒙登进等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三卷四册，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4册，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2册，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匡亚明的《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崔大华的《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周桂钿的《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束景南的《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北京），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类专人研究，尽管其中有的由于受到八十年代初期条件的限制而带有时代痕迹，但总的说来，它们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作者长期钻研的结果。 专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辛冠洁等人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三卷，齐鲁书社1985年出版），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钱玄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等。 此外，还有介于专题、专人、专书之间的综论性著作，比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7年出版）。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介于专题、专书研究之间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的兴趣，肇源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九十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周易》作为传统儒学经典《十三经》之首，在文化讨论热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84年，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到会的200余名学者来自十多个国家。后来，关于周易的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学术会议以至地区一级的会议，接连不断。可以说，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周易研究的参加者之多，社会影响之大，中国哲学史领域没有一个专题、一本书可以与其媲美。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周易研究还属于比较理性的阶段的话；那么，九十年代的周易研究，则陷入了相当的迷误之中。有的连《易经》与《易传》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里大谈“周易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假学术研究之名以贩私、谋私。什么周易与预测学，周易与命相，周易与风水，种种荒诞不经之论泛于市，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当然，真正进行严肃客观的学术研究的，也为数不少，成就也很大。其中，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出版）、《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北京），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1——4卷，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帛书周易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主编的《大易集要》（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武汉大学教授萧汉明主编的《医易会通精义》（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出版），湖北大学教授罗炽的《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严谨著作。根据这些年来的情况，大致说来，周易研究的一个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构的角度，进行拓展性研究。 资料整理方面，较之“文革”以前，也有长足的进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整理出《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下，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上册，1982年出版下册，北京），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5册，中华书局1986年——1994年出版，北京），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华夏出版社1995年出版），“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编辑了《中国哲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年鉴》，从198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辞书编纂方面，也有较大成绩。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张岱年主编的《孔子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将于1988年出版），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都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力工具。 学科建设方面，史料学和方法论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之后，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刘建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论》（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前述张岱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国内几乎所有招收中国哲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都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史料学和方法论两门课程，从而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行的国内学科分类，将以前包容于“中国哲学”学科的佛教、道教等划出，归入已经单列的“宗教”学科，从而与“哲学”学科并列，但鉴于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属于“中国哲学”学科，故这里仍然需要简要地给予介绍。主要的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计划出版8卷，已经出版第一、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方立天的《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汇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1987年出版）。关于道教的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明的《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96年出版），卿希泰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牟钟鉴等人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出版），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总结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数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尽管道路曲折，历经磨难，但在学者们的艰苦奋斗下，终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世界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今天，我们回首往事，绝对不是也毫无必要为过去的失误曲意辩护，文过饰非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哲学研究的困顿。只有理性地反思过去，才能顺利地走向未来。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考诸中国哲学研究实际，可以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认为，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进路。其一，参与生活，干预现实。按这个进路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对现实持充分认同态度，还是持严厉批评态度，都将以精神文明建设、当代文化建设为切入点，以中西对比、古今观照为基本方式，阐释自己的中国哲学观，推动社会的进步。其二，注重学理，提倡用“全球眼光”看问题，把中国哲学研究纳入国际学术研究的规范之中，重视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按照这个进路研究的学者，既可能强调纯学术，强调学术与政治的分离，也可能通过学术阐发政治见解，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不排除依靠政治而推行自己的学术见解的可能。其三，倡扬主体意识，提出独特的哲学见解，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按照这个进路研究的学者，大致会以冯友兰、熊十力、牟宗三等哲学家为榜样，努力会通中西，融贯古今，以最终“成一家之言”为满足。无论按照哪种进路研究的学者，都富有历史担当感和时代责任感，都将为建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现代新型哲学体系而尽力。从总的趋势考察，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将是多元并举、千帆竞发。过去那种以政治取代学术，以一种模式规范研究行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样，过去那种带有明显自恋情结的孤立、封闭的研究方式和心态，也将被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所冲破，而转变为开放的、相互联系的、遵守共同规范的研究。总之，未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将是万象更新、姹紫嫣红的世界，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文化更新的自然历史过程和逻辑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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