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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杨万里心学观“用心”说对心学一系的展开


    在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中,宋代杨万里(1127-1206)似乎更看重客体一维。因此,杨万里在南宋气学走低的情势下坚持了自己气本论的哲学原则,同时也看到了“性”原则在客体一维的作用,但他没有把“性”凌驾于“气”范畴之上。在“性”和“心”的对举中,杨万里认为二者是互相发明。比如他说:
    或问:心与性为一乎?为二乎?杨子曰:心与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心也。[①]
    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与湖湘性学观点相似。其“一而二、二而一”亦可从胡宏“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②]的性动为心,心实现性去理解。当然,杨万里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意识。不过,他还是承认心与性是有不同的。故他说:
    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心也。故不尽其心,不尽其性。[③]
    所谓“生之良能”是生之态所具有的性能或性质,而“性之良知”是识性、知性(或说识性知性的活动)。“心与性”,一表一里。这里,杨万里还举例说:水润下、火炎上是水、火的性能,而要知道这一点(知道“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就要靠心,因此,“不尽其心,不尽其性”。即:只有尽其心才能实现其性。
    人们对杨万里哲学导向心学派最大的疑虑,恐怕是因为他著了《心学论》。虽然,作为杨万里哲学思想的文本组成部份,在前面的“文献综述”当中,我把它列入了主要文本之一,但实际上,它只是杨万里哲学的余絮。然而,最早“系统”研究杨万里的学术活动却刚好是关于杨万里《心学论》的,有四库本的宋人无名氏辑的《十先生奥论注》为证。《十先生奥论注》共辑了29篇文论,其中陈傅良的最多,其次叶适,其次杨万里。当然,只辑了杨万里的《心学论》。杨万里的《心学论》分《六经论》和《圣徒论》。古人的研究也只限于概括一个大意、注明一段出处,他们对杨万里的《心学论》就是这样处理的。现将宋人关于《六经论》“研究”的有关部分罗列如下:
    《易》(此篇论言不尽意)、《礼》(此篇圣人示天下以可践)、《乐》(此篇论触天下之机)、《书》(此篇论圣人形道之形)、《诗》(此篇论圣人收天下之律)、《春秋》(此篇论夫子之所以政)[④]
    姑且不论其是否能概括杨万里《心学论》中的思想实际,但它反映了杨万里《心学论》中的大致思想是没问题的。毕竟它是宋代人几乎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接近杨万里的原典。我也不想在这里去诠释杨万里的《心学论》,但《十先生奥论注》已让杨万里跻身于宋代(主要是南宋)的“十先生”包括程颐、朱熹、吕祖谦等之中,起码说明杨万里在理学界的地位。我以为杨万里的《心学论》应该分开来讲,即《六经论》是一快,《圣徒论》是一块。甚至可以说,《六经论》本身是一个文本性质的学术系统,[⑤]《圣徒论》却是杨万里独有的,是《六经论》的配置系统。
    对杨万里《心学论》的另一块《圣徒论》,《十先生奥论注》是这样解读的,兹罗列如下:
    《颜子上》(此篇论问仁一节)、《颜子中》(此篇论终日不违如愚一节)、《颜子下》(此篇论不远复一节)、《曾子上》(此篇论孔子传一贯之道一节)、《曾子中》(此篇论日三省吾身一节)、《曾子下》(此篇论任重道远一节)、《子思上》(此篇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一节)、《子思中》(此篇论性)、《子思下》(此篇论贤智之过、愚不肖之不及)、《孟子上》(此篇论仁之端)、《孟子中》(此篇论智圣巧力)、《孟子下》(此篇论舍生取义之说)、《韩子上》(此篇论道德虚位之说)、《韩子下》(此篇论异端)。[⑥]
    实际上,杨万里在《圣徒论》中除了要告诉人们圣学心传之外,还要注意儒学的道统,因此,《圣徒论》最后落在《韩子论》、并讨论“异端”问题是能说明我的这个看法的,这也是我对《心学论》要说明的一个方面。另外,自孔颜、曾参等先贤起始所给出的榜样力量,杨万里也有籍以示范的意思。更重要的是,杨万里之心学观并非发明陆氏心学,也不是唯心而论,而是“性而身之”的“心学”观。围绕这个观点,杨万里在其《心学论》中有一系列的阐述,他说:
    古之人,有曰尧者,有曰舜者,有曰禹者,曰汤者、曰文武者、曰周公者,曰此知《易》《礼》《乐》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礼》《乐》之学,性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则桀也、纣也、四凶也而已矣。则天下之为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后有敬。慕心一生,则信道必行;敬心一生,则不疑道而无不行。[⑦]
    “性而身之”就是“知道”(或说“有道”)而“行之”。在这里,“心与性”是互相通约的,“性”就是“心”知性。知性而行(“知《易》《礼》《乐》之道而行”),即“性而身之”,则为古之典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反是,则桀也、纣也、四凶也而已矣”。杨万里指出:性虽然是与身同在,但要自觉体验却要以“慕心”、“敬心”为前提,否则,就不会“信道”而是去“疑道”了。最后,杨万里指出:“信道必行”,疑道就不会去行动,就谈不上“性而身之”了。这样,在性和行的中间,心的作用就十分重要。
    当然,心的作用是针对言而论,有的人嘴上说得好,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或者说,光是嘴上说得好,根本无所用“心”。因而杨万里说“言之盛,道之衰也”,[⑧]言害心知体认,心害行道,即害“性而身之”。对此,杨万里认为根源在: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闻乎?曰:不可。仁不可闻,学者乌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盖体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⑨]
    “仁可得而闻乎”显然来自“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一说,杨万里自己作的《诚斋易传后序》中谈到:
    六经至夫子而大备。然《书》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诗》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礼、乐》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唯《易》与《春秋》,所谓夫子之文章者欤?……呜呼,后之学者,一何幸也。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间乎?然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⑩]夫子之《易》书,非性与天道之言乎?而子贡独不得闻者,岂叹之之时,此书未作欤?抑已作而未出欤?今乃得闻子贡之所不得闻。[11]
    “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仁亦不可得而闻。于是,杨万里提出:“学者乌乎求”?杨氏自问自答:“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言”不是“用心”,“不言”才是“用心”,“用心”才能“体仁”,才能“性而身之”。即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也不是光懂得道理而没有行动。而要把“所谓夫子之文章”的言“性与天道”的《易》书“性而身之”,就要象颜子那样“体仁”,于是,杨万里在《颜子论》中说完“言之盛,道之衰也”之后,又说到:
    仁也者,性之觉也。克而复、复而觉,人者尽而天者远[12]。则天高地下吾性之湛也,云行雨施吾性之游也,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吾性之触也。一理彻而万理融,当是之时,一者非寡,万者非众。彻者非唱,融者非随。夫何故吾性之仁,无寡也[13]
    “觉仁”即“体仁”,在于“性之觉”即“觉性”。“觉性”,是说懂得人生的道理,这个道理又是从“天高地下”、“云行雨施”的天道流行处得到的启发。由于“人者尽而天者远”即“天道远而人道迩”,因此,“吾性之湛”与“吾性之游”都不如“吾性之触”。这是“一理彻而万理融”,即一说就明白的事情。杨万里最后问到“夫何故吾性之仁,无寡也”?所谓“吾性之仁,无寡也”,即我人生道理中的仁道之理一理统万理,而且,“性与天道”的千理万理,都要统一到仁道之理。这一切,又都要用“心”求得。因为,只有“用心”才能“体仁”,才能“性而身之”。这一切,又归于学道在于用道(“道之用”)。于是,杨万里在《曾子论》中又说到:
    用之者,体之也。体之者,身之也。学道而至於体之以身,夫然后道为吾之有矣。故夫世之学道者,吾见其学道矣,未见其有夫道也。学而不能有,则道自道、我自我也。夫惟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为我之有矣。以曾子之三省其身,非省其身也,省其身与道之一二也。……身与道本一也。一而二者,不察之过也。二而一者,察之功也。[14]
    “学道而至於体之以身”可说就是“性而身之”的白话文诠释,“道即我,而我即道者,可以言道为我之有矣”更可以说是“性而身之”的直译,“身与道本一也”则是“性而身之”的同义语。杨万里为何要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要人们克服“道自道、我自我”,要让“学道”之“道为吾之有矣”。曾子之所以能做到“身与道一”,关键在于“省察”之功。曾子一日“三省其身”,而“省察”靠什么?也是“用心”而已。杨万里心学的可贵之处,虽强调对人生之道的学而致用,也没忘记他的理论反刍,即用而致学、学以从道之所来。即道自何处来?必是实存之道。因此,杨万里在谈《心学论》时,没有忘记自己的气本立场。他说:
    道必有措手之所,而后学者得以用其功。[15]
    “道必有措手之所”和他的“物亡道存,道则存矣。何地措道哉?”的命题是有相通之处的,如果是虚妄之道,何地有“道”的“措手之所”呢?学者又何地“得以用其功”呢?问题还在于:
    夫学之功,……求其所以然者,则本於不以性废学,不以大忽微,不以高弃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质去文。[16]
    杨万里提出“不以性废学……”,显然是要人们在注重“性而身之”的体道、用道的同时,也要注意学的重要性和“用心”为学之方,即除了“不以性废学”之外,还要“不以大忽微,不以高弃中,不以新忘故,不以质去文”。因此,杨万里的《心学论》实在是要告诉我们,学道、识道、体道、用道,在于“用心”而已。
    在明了宋代杨万里“心学”以“用心”立论之后,我们可知:阳明心学虽和杨万里心学观无直接的联系、杨万里心学观也非发明陆象山心学。而在知行关系的问题上,杨万里在他的另一部主要哲学著作《庸言》中主张知行并重两者不可偏废。他既反对只重行而忽视知,同时又反对只重知而忽视行的一面。杨万里说道:
    或问:‘非知之艰,行之维艰,’傅说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说,珍乎行,由后之说,珍乎知。学者将畴从?杨子曰:知,譬则目也;行,譬则趾也。目焉而已矣,离娄而躄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师冕而弛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17]
    杨万里这种知行并举的思想实来自他的“用心”论,或者说,来自主客不同维度立论的思想家其相同的知行观,却是二者(杨万里、王阳明)的契合点。因而,我们也有理由说:宋代杨万里心学观“用心”说是对心学一系的展开。王阳明《传习录》对知行问题有更多的论述,并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同仁们知之甚多,就不赘述。
    【参考文献】
    [①]《诚斋集》卷93《庸言八》第227页
    [②]《胡宏集·附录一》《知言疑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336页吴仁华点校
    [③]《诚斋集》卷92《庸言一》第214页
    [④][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62册·《十先生奥论注》前集·卷8第58-65页
    [⑤]还有不少写《五经论》的,暂不算在这个系统。
    [⑥][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362册·《十先生奥论注》后集·卷第12第192-211页
    [⑦]《诚斋集》卷85《心学论·书论》第118页
    [⑧]《诚斋集》卷86《心学论·颜子论中》第124页
    [⑨]《诚斋集》卷87《心学论·孟子论上》第135页
    [⑩]此间,杨万里是否还想告诉我们:子贡之所以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就在于没象颜子那样体仁而贯通天人之理呢?就此,似乎可专门写一篇文章论之。
    [11]《诚斋易传后序》《诚斋易传》内页
    [12]“人者尽”之“尽”当为“近”,又与“天者远”之“远”相对。
    [13]《诚斋集》卷86《心学论·颜子论上》第123页
    [14]《诚斋集》卷86《心学论·曾子论中》(《四库全书》第1161册)第127-128页
    [15]《诚斋集》卷87《心学论·子思论上》第130页
    [16]《诚斋集》卷87《心学论·子思论下》第134页
    [17]《诚斋集》卷《庸言五》第221页
                                                                                                                                      责任编辑: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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