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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经世的典范之作 评黎红雷《儒家商道智慧》


    
    黎红雷教授的新著《儒家商道智慧》
    
    郑济洲
    黎红雷教授的新著《儒家商道智慧》,日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知行合一的态度、中西合璧的视野、古今纵贯的思路,为企业儒学拓荒,全面建立了儒家商道的体系,本末兼赅、体用俱全、理事合一,可谓是儒学经世的典范之作。
    一、彰显“小传统”,提振文化自信
    中国企业家靠什么办企业?这是黎著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在他们创业的时候,基本上没受过什么现代管理科学的教育。那么,他们靠什么办企业?伴随着当代中国的经济腾飞,这一问题不仅为西方世界所疑惑,也困扰着中国的诸多有识之士。可以说,“中国企业家靠什么办企业?”正是解开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谜的钥匙之一。作者以其30年来对中国管理哲学的思考以及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近距离观察,对此给出了独到精辟的答案,那就是“文化资本”,指的是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指出,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是通过家风、家教、家训等形式的家庭教育,由前辈(包括父母、祖父母和家族中的其他长辈)经过言传身教而代代延续;另一方面是通过官学、私学的教育,并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而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制度化。前者可称为“小传统”,后者可称为“大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资本”的传递是由“大传统”和“小传统”共同促成的。近百年来,尽管其中的“大传统”中断了,但其“小传统”却依旧以口口相传、代代延续的形式而顽强地存在,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在作者看来,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实际上是通过“小传统”所体现的“大传统”,他们其实是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儒家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许多企业以继承“小传统”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儒家文化复兴的“燎原大火”。从近代“反传统”的思潮到当代“兴儒学”的热浪,我们实际在逐渐走出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近代启蒙”,而进入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为标志的“当代启蒙”。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标志着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走在回归的康庄大道上,而中国企业家凭借自己数十年来的默默耕耘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俨然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在古今之争、中西之辨的当代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自己并没有远离祖先的文化传统,传统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而本书所提出的“儒家商道智慧”,不仅直指企业家的内心之源,也化解了多年来困惑当代国人的“我从哪里来”的问题。
    二、界定新“儒商”,凝聚华商之心
    关于当代儒商,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各抒己见,但基本上都是沿着明清以来传统儒商的特征而进一步发挥,强调其伦理道德属性。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和“呼唤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上,与明清之际有许多共鸣之处。但是,儒学不仅是伦理之学,同时也是管理之学。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代社会,解决企业管理的问题,既需要技术上的手段,更需要文化上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进而运用儒家思想去组织、管理、经营、领导企业,并且成功了的企业家,这些切实笃行儒家思想的现代商人,是没有理由将他们排除在“儒商”之外的。
    因此,本书为“儒商”给出了一个新的界定,那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其行为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履行儒家社会责任等。中外研究者多次指出,中国人本质上是儒家的信徒,儒家思想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已经成为中国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内在文化基因,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血液之中,成为所有中国人观事明理、待人接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企业家既然生长在这块土地之上、活动在这样的人群之中、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办企业,就不可能不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能不运用儒家思想来办企业。只不过有的公开,有的不公开;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有的系统,有的不系统;有的有意识,有的无意识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儒商行为的实践者。
    这一对“儒商”的重新界定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看似泛化“儒商”界限的方式,实际上最大化地将企业家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凝聚起来了。 “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承担。近代以来,我们对于“商”的定性,往往伴随着“争”的意蕴,在西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下,竞争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思维。但是,儒家文化素有“义以生利”、“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并确实引导当代企业家取得了企业经营上的成功。当代世界,“共享共赢”的思维是时代的主旋律,“儒商”的重新界定让当代企业家在全新的时代明确了“我是谁”的问题。
    三、用好“活”案例,引领时代风气
    《儒家商道智慧》总结中国企业家运用儒家思想经商办企业的实践,归纳出当代儒家商道的八大智慧,包括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形态、教以人伦的企业教化哲学、导之以德的企业管理文化、义以生利的企业经营理念、诚信为本的企业品牌观念、正己正人的企业领导方式、与时变化的企业战略智慧和善行天下的企业责任意识。这里所凝炼的儒家八大商道,将儒家思想之“道”与企业管理之“术”紧密联系了起来。以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之道为例,书中分析,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十分重视家庭,人们围绕着“家”衍生出人际关系和群体秩序,可以说“家”就是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组织。中国当代企业家在承续传统家文化的过程中,把公司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一名尽职尽责的“家长”。在这样的互动参与过程中,员工逐渐形成了主人翁精神,对企业产生了依恋和热爱,使劳资关系更为和谐,企业氛围更为融洽。这样的“拟家庭化组织”,既维护了组织的秩序又满足了员工的情感需求,超越了现代西方的企业组织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对儒家商道的深刻把握,并不是要提倡一种儒家文化的复古主义,而是立足中国实情,反思西方的管理方法,总结儒家商道的经营智慧。在作者看来,当代管理学正面临着根本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曾经引领风骚的西方管理理论,已经不能独自应对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要求,东西方管理理论的相互补充与不断融合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中国企业家的儒商实践及其理论升华——儒家的商道智慧,必将为当代世界管理学的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中国的智慧就是世界的智慧,以儒学为道,以西学为术,以儒学之道驾驭西学之术,采取中西智慧合璧的方式,必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提供更好的思路。
    黎著在创作方式上注重道理与案例的结合,每一个儒家商道智慧都分别对应着当代中国的一个成功企业,书中具体分析了苏州固锝、东莞泰威、海航集团、阿里巴巴、宁波方太、联想控股、海尔集团、大连万达等企业。作者用活生生的当代企业案例,诠释出儒家商道的具体内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而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家理念的提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典型案例,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造就优秀企业家队伍。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商道智慧》的出版正是应时代之需的引领风气之作,儒家的八大商道,犹如八个坐标,指引着中国企业的前进方向,化解了中国企业家“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本来是哲学的三个关键问题。本书作者黎红雷教授本身就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善于将高深的哲学理论化为日常生活智慧的大师。《儒家商道智慧》以缜密的逻辑、精巧的构思、详实的论证很好地回答了企业儒学的“哲学三问”。 企业是当代社会最活跃的组织,也是当代哲学富有活力的生长点。企业家是企业的统帅和灵魂,也是改革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条件下,要完成国家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必须以正确的理念引导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的示范作用。相信《儒家商道智慧》的出版,能够给当代企业家经商思维的升华提供巨大的帮助。 
    (郑济洲,男,1988年生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博鳌儒商论坛秘书,师从黎红雷教授,201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未来领袖奖学金”,2017年获“广东省优秀毕业生(研究生阶段)”。近年来,在《河北学刊》、《福建论坛》和《鹅湖月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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