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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孟子》应是排在《论语》之前


    
    中新网12月6日电  近日,著名学者汪宏华撰文新解《四书》,他认为曾子之《大学》和朱熹之《大学》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朱熹虽未完全弄懂《大学》的隐意,但却赋予了它更加具象的内涵和结构,使之成为中国儒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汪宏华的新观点主要有:1、格物实为“格悟”,指最抽象的理性思维,致知则是指感性思维;2、明德之“明”实为聪明才智,明明德是指弘扬才与德两方面而非单纯的道德;3、止于至善中的“止”与“至”是给善设定的上下两个边界,是要求每个人守好本分而不是指追求至善;4、《论语》对应明明德,《孟子》对应亲民,《中庸》对应止于至善…… 
    汪宏华的原文如下:
    关于《四书》之“大学”前200多字的翻译与解读,千百年来来已基本形成定论,少有悬疑。但笔者以为,就是这篇简短而又重要的文章竟存在着多处误读,以至无法认识其真实涵义与结构,无法认识整个“四书”之间的关系。下面我就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儒生士子、举人进士是怎样的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笔者明知这是一件极为艰难而又冒险的事,但必得有人去做,天生我材当此用。
    【原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一、《大学》必须重解的几个名词概念
    大学之道:道,绝对真理。大学之道,直译的说法很多,大学堂、博学等,实应意译为儒学之道、儒家之道,具体即是儒家追求的绝对真理,人的才德所能达到的极限。
    明德:是指人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包括明与德两个方面。
    1、明德之明是名词而非形容词,指聪明,慧明,即探求真理的思维才能,相当于才德之才,包括理性思维(格物)和感性思维(致知)。这里的格物实为格悟,“物”通“悟”(《大学》不只有亲与新的通假),原因一,从天下、国、家到身、心,再到意、知,明显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内,越来越虚的趋势,不可能再出现外在的实有的物,感悟虽然需要以外物为对象,但外物与思维活动本身并无关,就像一个人的思想开悟不能说能开物一样;二,既然正心与诚意是近义对偶的一对动宾词,那么致知与格物也应近义对偶,但虚词“知”显然不能对应实词物,对应悟性之悟则刚刚好。格悟意即指感通悟性,打开悟性,练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理性思维能力。之后再获得认识事物外貌的感性思维能力——致知。从内质到外表,从顿悟到渐知,从理性到感性,是古人对思维过程的一般认识,也是他们对正确思维的要求。
    注意,古人通常是不将耳目等感官的初步认识——视听——列入感性思维的,这只是思维前期的收集信息的工作,无论理性思维还是感性思维都需要以这些信息为基础。真正的感性思维是指对事物表象的分析与判断,欲求与预测,解构与重构等。这种思维产生在理性思维之后,直接指导人的言行,即从悟到知,从知到行。
    很明显,这种思维观与现代哲学大相径庭,孰是孰非,这里暂不讨论。
    2、明德之德是指道德、德性,是指面对或管理人财物的心理素质,包括诚意、正心。诚意是诚挚意念,排除内在的以自我为圆心的私意,正心是端正心思,克制因外在诱惑产生的贪心。二者也是先内后外的顺序,而且主要是针对人的欲念,与格悟致知所对应人的思维相反。
    明(才)是隐性的,德是显性的,先隐后显。另外,致知与正心还是互为因果、对应的关系,当对事物的外表有了完整的认识之后,自然就不会被它的声色引诱,不会财迷心窍了。格悟与诚意也是如此,当对事物的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之后,内心自然就不会自我膨胀,不会利令智昏了。
    质言之,明德就相当于才德,是并列词,不是偏正词,而且才在德之前。与《周易》之自强不息(乾)、厚德载物(坤)的顺序一致。《大学》并非是我们此前认识的单方面强调德行。
    正是由于《大学》被误解为单重德行修养,所以才异化出了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学》要求人们才德兼备,而且是先修炼获取财物的正当能力,再克制各种不合理的欲望。若完全禁绝了内欲与外物,德也也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德的主要作用是载物,是支配物。更重要的是,有德而无才谈何治国平天下呢?才德没有主次之分,但一定要有先后,只有先打来了猎物,才谈得上分配猎物,只有先有了生产力,才谈得上生产关系。
    非常神奇的是,《四书》虽然选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篇章,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提要与正文,归纳和演绎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它们之间可以理解成提要与正文的关系。《大学》便可看作是其它三书的绪言。朱熹真正是用了一番脑筋,不愧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编写的《四书章句集注》就像似书论家的书法集字,收集来的篇章竟在文理和结构上都能自成一体。
    明明德:意即弘扬才德。曾参的原意本是指个人的才德的修习,即修身,但放在《四书》中整体理解,则包括修身和齐家两个方面。对应于讨论个人与亲属、师友等小集团关系的《论语》。这又是集章与原章有所区别的地方。
    亲民:意即完成个人与家族修习之后,推己及人,言传身教,使邦国和天下之人都能不断革新,不断提升各自的才德。如果是家长,就要引领一家人明明德;如果是邦主,就要引领一地的人明明德;如果是天子,就要引领全天下的人明明德。亲民在整个《四书》中是针对治国、平天下而言的。
    《论语》中的父子对应齐、修;《孟子》中的君臣对应平、治。平天下是君王的事,治国主要是臣子的事,齐家是父亲的事,修身是个人的事。
    止于至善:不是此前人们理解的达到至善为止,而是为“善”确立两个边界,以保证不偏不倚。对应于《中庸》。
    第一个边界是“至”,包括两方面,1、在明明德的格、致、诚、正之时,要尽可能追求更高境界,认识更多真理,灭除更多私念;2、在亲民的(修、齐)治、平方面要尽可能多感化辖区内的人,尽可能让他们都做到明明德。
    第二个边界是“止”,也包括两个方面,1、在格、致、诚、正之时,要懂得适可而止,不必做超出自己能力的虚妄思考,不必克制自己的合理欲望;2、在亲民之时,只注意看清自己的管辖范围,不可超越权限。若有大志大能,也须等到职位真正改变、提升之后。《大学》是允许士兵心怀将军之志的。
    总体而言,止于至善的本意并不是要求我们都去追求无止境的善,不是要求我们都去做圣人或帝王,更主要的是坚持做好当下的本职工作,直到尽善尽美、不偏不倚。若是天子就想方设法将天下治理好,是家长就将家或家族管理好。而且“至”与“止”确定的是一个可以伸缩的区间,优秀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适当的切合人性的等级。
    为什么要这样理解“至”与“止”呢?因为接下来,说的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假如是要求达到无限之善后才止,就无所谓止了,变成了无止境的追求了。唯有常怀知足之心,常怀切实可行之理想,人才可能定、静、安、虑,才可能有所得。目标决定心态,心态决定成功。
    二、《大学》的表述顺序:正→反→反→反→正→正
    第一句话是“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意,这三个“在”说的是道的三个方面,并非是三重境界。此即后人所谓“三纲”。
    接着说如何反求“止于至善”,如“知止而后有定……”,止→定→静→安→虑→得。这里实际是在讲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的道理,在修道之前必须先确定正确的目标,有了目标才能摆正心态,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取得实质性的收获与进益,直到至善。
    再说如何反求新民。表面看,似乎并没有说这一项,直接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实际上明明德之中的天下、国这两项就是亲民。当明德从个体、家族影响、传播到邦国与天下的层次之后,就已是亲民了。亲民的顺序也是要从大到小,从予到立反向表述的。
    最后说如何反求明德,从予到立共有五步,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悟。
    第二个“正”是说如何一步步明明德,实现既定的目标,格悟→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或者可包括齐家。
    第三个“正”是说如何一步步亲民,其家→治国→平天下。
    最后几句中的“物有本末”说的是大学之道这一物的主次、层级关系。相对而言,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值得注意的是,正心、诚意、致知不是末,而是修身的具体内涵,本中之核,埋在基础之下的看不见的更深厚的部分。
    “事有终始”说的是实践、实现目标的顺序。比如,明明德(包括新民)始在格悟,终在平天下。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则应终止在自己的影响或管辖范围之内,如庶人就应止在修身,天子就应止在平天下。
    “知所先后”说的要弄清楚达到目标的行动步骤,先后顺序。
    以上可见,《四书》本是一个完善的哲学体系,在《大学》开宗明义之后,《中庸》、《孟子》和《论语》就是详解如何止于至善,如何亲民,如何明明德了。若按照通常的《中庸》排在《大学》之后的反求顺序,《孟子》应是排在《论语》之前,而不是现在的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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