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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输于前,几绝于后——从唐太宗论书法说开去


    常翻阅二十四史的人必有这样的印象,即每卷末或列传终篇后,往往有一节评论或云小结。如《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后汉书》的“论曰”,《三国志》的“评曰”以及后来官修诸史大多有这样的平章文字。这儿说一件例外。《晋书》的卷末或传后是“史臣曰”,可《王羲之传》后却是“制曰”。古代唯有皇帝的御笔才能称“制”,如“制诰”“制书”“制策”等(大臣或翰林院代笔的诏书亦可称“制”,则属另一种情况),修史的馆阁诸臣岂敢僭越!原来《王羲之传》后的“制曰”是唐太宗的手笔。
    修《晋书》是太宗贞观年间的一项文化工程(恕我用了时髦话),由太宗钦点名臣房玄龄、褚遂良等牵头,皇上亲自过问,在审读《王羲之传》时,亲自撰写了这篇“制曰”。
    这篇“制曰”不长,几百字,对前代的书法大家,如汉代的张芝、师宜官,三国时的钟繇,晋代的王献之(羲之之子),南朝梁代的萧子云等逐个作了点评,文笔潇洒出尘,别具谿壑。概言之,他们都未达到王羲之尽善尽美的境界。所评王氏书法谓“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时下某些“书法”能望此境否?今日平章王氏法书的文字能让人击节赏叹若此否?以下,仅就其评萧子云的一段说说,先录原文如下:
    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
    评萧氏简直一无可取。按,萧子云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梁书》有传(附于其兄萧子恪传之后),萧氏出身皇族,南朝齐、梁两代皇族均姓萧,是汉初相国萧何的后裔,一个统系。单就书法论,《梁书》称其“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繇)、王逸少(羲之)而微变字体……”梁武帝萧衍十分推崇他的字,谓“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杜、崔均为东汉书法家,皆以章草名),当与元常(指钟繇)并驱争先”(见唐代所修《梁书·萧子云传》)。
    说明两点,一是梁武帝于书法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的话绝非胡乱捧场;二是《梁书》与《晋书》同修成于贞观年间。遗憾的是,萧子云的真迹没能存留下来,连仿冒也无,只能从书法文献中一窥大略,以见唐太宗的“酷评”究为如何?先从近的材料看,晚清学者刘熙载《艺概》一书十分有名,其中专论书法的“书概”卷说:
    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
    刘熙载明显持保留态度的。明代项德纯乃项元汴之子,只以书法名世,所著《书法雅言》谓“六朝名家……(萧)子云飘举,资称茂焉”。北宋米芾为书法大家,所著《海岳名言》专论晋唐以来书法,最称刻薄,甚至评得几无完肤都有,而于萧子云却无一句贬损,只说“(萧子云)传钟(繇)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论”而已。“不一论”就是“不必一概而论”的意思。颇耐玩味而且重点要说的是唐代书法家们的议论,因距晋宋六朝时代不远,他们应该亲睹过前代翰墨真迹,所论不致凿空。兹录欧阳询的话如下:
    萧子云轻浓得中,蝉翼掩素,游雾崩云,可得而语。其真草少师子敬,晚学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
    这段话乃转引自唐代张怀瓘《书断》卷中。我的意思在于,欧、张同为唐代人,理应了解太宗对于历代书法的旨趣。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后,八月太宗正式登基,九月,大阐文教,“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欧阳询……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见《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下一年,即贞观元年,敕“见在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那一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见《唐会要》卷六十五)。这些文献记载所透露的消息是,欧阳询们受任用并参预的多与文学书法相关。皇上“听朝之隙”和他们讲论“或至夜分乃罢”的也该多是文学书法等事。因之,太宗皇帝有关书法的言论,欧阳询们早在贞观初就应了然,可似乎完全不受最高权威的影响,无任何顾忌或羁绊,直抒胸臆。张怀瓘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人,距贞观时代百年左右。欧阳询却是由隋入唐的前朝遗老!在隋代尝官太常博士,入唐之后也未“夹着尾巴”,从给事中(应属门下省的要职)做到太子率更令,故世称他“欧阳率更”,其书法既称“欧体”又称“率更体”,用职衔替代本名表示敬重。而这“率更令”就正是贞观初太宗敕封的。欧阳询生得短小貌丑,但学问和书法受到广泛的尊仰,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唐高祖尝感慨其书迹“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高祖过虑了。欧阳询活了85岁,逝于贞观十五年。能享高寿,我私下悬揣,除他自己精神心境舒畅自由之外,和外部大环境的优容不无关系。试想想,那可是专制独裁的皇权时代,一切是非好恶,生杀予夺,全在最高权威的一念之间,加上身旁周围众多的耳目进谗,单凭关于萧子云评价这一件事就足够……这就不得不语及唐太宗这位当朝最高权威人物了。
    唐太宗尝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这话与《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同一机杼,而非附庸风雅,更不是门外说话或矮人观场,视作人生处世为学之道也不算过当吧。又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忆中,近代书法家启功先生有过这种“骨力”的论述。太宗还尝以战阵的经历体会书法之弱与强以及制强之道。上所引均见唐代李绰《尚书故实》。宋代编《太平广记》作了节录,见卷二〇八。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到太宗评王羲之的“势如斜而反直”,再对看僧怀仁所集《圣教序》等帖,“乃益有味其言”!刘熙载可谓太宗的知音了。那么,太宗本人的书法手迹留下多少呢?兹就有文献足征的粗陈如下: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葬昭陵,唐太宗悲痛万分,“复为文,刻之石,称皇后节俭,遗言薄葬……”这是《通鉴》的记载。《金石录》卷廿三所载《唐昭陵六马赞》后有“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的记载。
    “贞观十四年四月廿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见唐代李绰《尚书故实》。此书为笔记类,只一卷,均唐代见闻,后世有关以《兰亭序》真迹殉葬等即出自此书。
    魏徵为贞观名臣,逝后,太宗叹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且“自制其碑文,并自书石”,见《通鉴·贞观十七年》(又见《贞观政要·任贤》)。《金石录》卷三载此碑曰“唐魏郑公碑,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十七年正月”。
    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赠美德”。见《唐会要》卷三十五。这儿的“扇”,当为团扇,不是明代才出现并流行的折扇。试引苏轼一则“题跋”如下:
    ……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团扇之中,散流人间者几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为多,子孙世守之,遂为希代之宝……
    题跋名《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见中华版《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三槐王氏”是宋初名臣王祐的话。祐之子王旦,旦之子王素三代均为北宋名臣,《宋史》各有专传。苏轼在王素之子王奥家中获睹太宗法书真迹,似更胜于《宣和书谱》所载太宗墨迹,尤其团扇面。
    虞世南去世,太宗痛悼之外,亲写诗一篇命褚遂良在灵前读讫焚之,显然,没能留存。见新旧《唐书·虞世南传》。身为“起居注”的褚遂良为何不在事后追记下来呢?
    还有两件太宗手迹与尝官散骑常侍的刘洎有关。一为太宗“尝宴三品以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另一件是刘洎尝上谏书,太宗手诏以“飞白答之”:“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见《通鉴·贞观十八年》,又见新旧《唐书·刘洎传》。
    太宗尝以飞白书赐马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见新旧《唐书·马周传》,唯文字小有异同。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河东道二”载:“《晋祠碑》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并书。”《金石录》卷廿三载:“唐晋祠铭,太宗撰并书,晋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祷于叔虞祠,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为立碑焉。”清代阮元说“唐太宗幼习王帖,于碑版本非所长,是以御书《晋祠铭》笔意纵横自如,以帖意施之巨碑者,自此等始……”见所著《北碑南帖论》。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一上“书学(总论)”说“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
    贞观二十年秋,破薛延陀,北荒悉平。太宗写五言诗序其事,“公卿请勒石于灵州,从之”。遗憾的是只存断句“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全篇及所勒石碑均不存,见《全唐诗话》卷一。
    据元代王恽《玉堂嘉话》卷二:“唐太宗帖一,两行十字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泰和二年三月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
    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第五则:“……华清宫《温泉碑》,唐太宗撰并书。又飞白‘贞观’二字于额。天圣初,自粪壤中发出之,再加刻而立于小亭。”《金石录》卷四录“唐温泉铭,太宗御制并行书”。
    另有一件《十哲赞碑》,虽署名唐太宗撰,乃为翻刻,非原本。见周作人《绍兴古刻存目》。以上所引麟止鸿爪,不过百一。上引《金石录》所载,自可断定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尝亲见之,并亦可知北宋时尚存。若丙午“文革”之劫得幸免,那么《晋祠铭》或尚在,非特为唐太宗手迹,还是以行书勒碑的始创例。另外,敦煌经卷中竟有《温泉铭》的拓本,见法国伯希和藏品第4508号。天壤间所存仅此,还有什么比这些更珍贵呢!
    中国文化史上,唐代书法竟与唐诗若双峰耸峙,既超迈于前,又几绝于后,从太宗论书法“虽小道”,亦可以见大。那么,是否能视贞观之治也是不输于前,几绝于后呢?(萍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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