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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情结何以千年不破


    王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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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年间,有个人叫汪洙。此人在历史上的名气不是很大,但他九岁能诗,号称汪神童。当时的塾师们将汪洙所赋的三十多首五言绝句汇编诠补成集,题为《神童诗》。《神童诗》中有不少句子,家喻户晓,人皆能诵。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再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纵览全诗要旨,一言以蔽之,就是开头那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崇尚读书,热爱学习,当然是件好事,值得倡导。但是,读书高在哪里,为何被看作“惟有”,就值得探究了。《神童诗》所赞扬的读书高,是被朱佩紫、立身朝堂、出将入相、至高无上的高。说白了,就是读书做官,求取功名,日后成为人上人。
    读书做官,作为一条就业途径,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奉为价值取向,就不可取了。应该说,读书的出路包含做官,但不单单是做官。读书求职的路四通八达,做官只是其中一条。但在我国,由于“官本位”的观念由来已久,并固化为主流意识形态,长时期左右着社会各界知人论世的舆论导向。在人才评价上,就习惯于突出官职。翻翻那些古代人物传记,一上来先是年龄、籍贯,然后就是官至何职。当今个人简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混不上一官半职的,还要注明“相当于”。
    其实,读书人的成就,取决于他在所从事的领域有无建树,有无实绩。考上状元又能怎么样呢?有人曾列出两组名单,一组是历代状元名单,一组是科场失意者名单。人们对那些状元的名字多半陌生,而对那些落榜者的名字却都耳熟能详。比如,李白、杜甫既非进士,也不是翰林,但他们的才名穿越千年,妇孺皆知。
    “官本位”取向不仅影响到人才的评价,而且还影响到人才的使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为吸纳人才,留住人才,不惜封官许愿。某地一位分管组织工作的领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穷地方,凭什么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们只能增加或腾出一些部门副职,让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愿意来,能留下。靠官职之“巢”引“凤”,说到底还是“官本位”思想作祟。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官职与福利待遇乃至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官高就意味着身价高、俸禄厚。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宣传和提倡是不够的,而是要从用人体制上扭转。引智、留人的措施有多种,无非是职位留人、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文化留人等,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留人。对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应根据其特长,安排到对口的部门,从事对口的业务,有胜任组织领率能力的,经试用和考察,可以委任高管,并通过拨给专项资金,鼓励和支持公共研发和创新。对那些不善于做官的专业人才,与其任以高职,不如在薪酬、奖励、津贴、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唯如此,方可逐步消除“官本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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