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9:11:47 中国文化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一、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明是悠久的，又是崭新的。传统中国既是一个政治、经济大国，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和博大精深文化的文明大国，古代中国不仅在国内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而且更是以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的面貌影响了东亚、中亚和东南亚的政治文化版图。 文化是立国之根，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不仅在于它在全球文化政治版图中要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特个性并恢复自信，也不仅在于它将继续维系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而且在于它在参与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以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所代表的国家软实力为“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大国的崛起从最终意义上看是文化的崛起。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仅应体现为经济上的强大，更应体现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理念上的建构，中国应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的创新者，它的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要为其它国家所尊崇。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彻底改写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心态。 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经济的崛起、政治影响的扩大，近代以来被西方折断的中国文化自信力的翅膀重新舞动。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力量和文化价值、文化模式，这是中国文化在现代性的转型中面临的一个文化政治哲学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模式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种模式，它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模式还主要是一种经济模式。我们能否在文化模式上有自己的建树，能否向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和文化理念，这是对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运动的严峻考验。因为中国现代化如果没有能够在文化上为21世纪世界新的文明样式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没有能够在普遍性文化意义上提供崭新的文化经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就可能落空，我们的现代化就不能说是成功的。这一深远的历史任务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具有真正的精神生命力的内在要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责任和文化自信。 在世界“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否则中国文化会被西方思想淹没。这就是我们提出文化主权的基本出发点。 伴随全球化的推进，各国开始捍卫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文化本身的价值，重新塑造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努力加强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在经过晚清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及中国内部对传统文化的历次批判、否定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严重的价值真空、信仰失落及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就此而言，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加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尤其是不断加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意识和内在凝聚力，无疑是中国能否成为文化大国的关键。 文化的创新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百年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就是通过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一百年来，多少先哲为中国文化承续和创新呕心沥血，在他们的著述中一直隐含了一条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思想道路：通过现代化来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这就是探索活的文化，新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活力，不仅要看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还要看它能否穿越时空，回应中国和世界在当下与未来所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又是崭新的呢？这首先是“五四”以来形成了中国文化新的传统，为中华文化增加了新的元素。 五四运动，把中国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新阶段就是给我们的文明奠基注入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新的文化价值理念。与此同时，儒家文明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作为一笔丰厚的遗产，又被中国新的文明批判地继承下来。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新传统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这个新文化传统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创建的社会主义平等传统。平等观念是现代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力量。这一思想力量，可以说一直贯穿了近代以来中国外争国家和民族的主权独立、内争国家统一和人民共和国政体的建设的过程始终。一个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文化传统。这一新文化传统主要是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竞争和程序正义的个人权利意识。 所谓通过现代化来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有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通过积极引入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及最具文明价值的思想理念，不断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活的因子，通过创造性转化形成新的中国文化传统﹔其次是通过对传统文化本身的批判和反思从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来重新诠释传统文化，复活传统文化中最具文明价值的思想因子。所以我们现在谈到中华文化的时候，既要把儒家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又要充分观照到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今天的意义，不能因为重提传统文化而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科学、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成果，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度与精神的文明形态，而且它们恰恰是我们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看来，真正优秀的文化都是人文性的、民族性的和人民性的。儒家思想中真正的有活力的东西也是人文性、民族性和人民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创作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的主要原因。所谓人文的，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颂》在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以人为本颂”。 我们要建立的现代的中国文化，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平静而理性地面对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尊重和接受世界的优秀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中国已经不是那个隔绝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文化价值理念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文化现代价值意识的重建，一方面要大力吸收外来之各种学说，一方面又要不忘本民族文化之独立自主地位。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要认识我们的文化传统及其演变，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既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要“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 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中有“文化中国圈”的地缘政治概念。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她有自强的力量、兼容的气度和通达的智慧。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珍惜、发扬中华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传统，在中国经济崛起、政治影响扩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中国现实的软实力，在进一步与全球普世价值的融合中，不断增进中国的文化认同，通过国家文化主权，逐渐扩展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价值体系的主导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与时代意义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要有我们中华文化自己的声音。法国学者于连曾经向中国知识界发出呼吁，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世纪转折之际，中国知识界要做的应该是站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如果不做这一工作，下一世纪中国思想传统将为西方概念所淹没，成为西方思想的附庸。如果没有人的主动争取，这样一个阶段是不会自动到来的。”中华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应该在新的时代，把它的价值和光辉，呈现在全人类的背景上面。 我们今天诠释儒家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意义，并非回归儒学，而是从儒家文化的思想史中撷取精华，加以比较、分析和综合，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 诠释即是理论上的构建。于连提出的“在中西交汇的高度，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中国思想传统”，这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他首先要求我们理清通过现代化解决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思路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错误观念，即认为中国的文化现代化就是越现代越好，现代化成了我们文化追求的唯一目的，而不是把它看成是我们进行文化传统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手段，一种方法。其次是，目前以西方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的方法已经造成中国文化的深度西方化，即中国思想被束缚在西方的概念架构中，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部分。 要重新理解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处境的理解，要求我们在普遍意义上，在更高文明价值上把儒家文明的东西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摆脱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束缚，要从儒家文化的自身逻辑中寻求更高明的人生境界和政治理想。这也就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所强调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它的精英阶层，必须有意愿和能力，在最高价值的层面上为自己文明的存在辩护，说明它的正当性，保持和增强它的理想色彩，在种种并存的、相互竞争的价值世界中，阐明自己的“存在必然性”，在关键时刻，有勇气肯定自己的价值体系，并担当起捍卫自己文明的责任。 正是在这个中国文明责任的历史高度上，笔者在《文化主权与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书中指出，“民族政治意识的养成需要文化主权的锻造。在这一场全球化新的文化价值秩序领导权的争夺中，如果我们不能从主权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以文化主权来构造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形态，恐怕我们中华文明的复兴就会落空。文化主权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中的文化战略理论的重要构想，而且关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命运。”文化主权和文化权利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在最高价值层面上进行辩护。 张岱年先生指出，“仁”的根本意义是承认别人与自己是同类，在通常的情况下要对别人有同情心，这种古代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暴政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义”的根本意义是尊重公共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包含尊重人们的所有权的意义，也包括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礼”的根本意义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应遵守一定的规矩﹔“智”的根本意义是肯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代表了人的道德觉悟﹔“信”的意义是对别人应当遵守诺言，信与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是工具理性。这种以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观念，一度成为我们不少理论界和政府官员的主导性思想，这种思想目前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反映在经济层面，是我们传统以资源消耗型的唯GDP增长模式。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就是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拨乱反正﹔反映在社会层面，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对家庭和社群的瓦解，传统中国的家庭伦理遭受了历史上未有的撞击﹔反映在文化层面，是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大面积侵蚀，以数量代替质量，传统文化几乎无招架之力，造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质量严重溃败。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时代意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主权政治理想对传统文化进行锻造，用我们的生命血液喂活中国古老的思想灵魂。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延绵数千年，必有其精神支柱。这便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无疑是核心，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支柱与基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团结和进步，对于中国的统一、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儒家文化也是整个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东方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包含的人生和社会常道，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宽厚重德的思想态度。儒家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以德配天”。 《易传》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使得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天地自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人也遵照天地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身。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千年来，勤劳勇敢、矢志不渝、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凝成我们的民族精神。 汤一介先生指出，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育、成长的根。如果我们把这个根子斩断了，那么，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希望也就没有可能了。 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断发展变化，命运跌宕起伏。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对它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在我们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儒学呢？汤一介先生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考察，一个是政统的儒学﹔一个是道统的儒学﹔一个是学统的儒学。 他认为，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它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容易把道德教化作用夸大，使中国重“人治”轻“法治”，使政治道德化﹔另一方面又使道德政治化，道德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在历史上存在较多的问题。 作为道统的儒学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其中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对其他的学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其实就是儒学这种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儒家思想在历史过程中遭遇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但没有消亡，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挑战中进行文化更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灿烂的中华文明历史新阶段。作为学术思想的儒家，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以及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应当说到现在仍然给我们理解和建立一个美好的生活世界提供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回到希腊去！这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喊出的振聋发聩的口号。十四五世纪，通过重新发现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对人的研究，构成这一时期哲学活动的背景。欧洲的文艺复兴，高喊回到古希腊去。从神权到人权，从君权至上到人权至上，欧洲从千年的文化停滞中苏醒过来。 回到先秦去！回到人的本身，回到人的价值的肯定上去，同样是我们在寻找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为迎接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打出的口号。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哲学是以研究人为中心的‘人学’。”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拂开历史的尘埃，从先秦儒家的源头去看，孔子创立儒家学说的根基是什么？是大写的人！这个人是丰满的、充满血气的、整全的人。在这点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创建者，跟古希腊哲人们一样，思想的着力点都在对人的思想和尊严的阐发。被称为西方第一个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古希腊哲人普罗塔格拉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宣告人在宇宙中的特殊位置。 儒家思想，历朝历代都在谈，我们认为人是儒学的原点，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人的自觉。仁义礼智信就是儒家提倡的人的核心价值。儒家以人为本位，必然有人的自觉。先秦儒家孔子、孟子等都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儒家认为，人活在世界上，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具有“仁”这种道德质量的“圣人”，儒家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形成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儒家高扬人的主体意识，强调道德人格的养成，关注人的自觉、自立，人格的成长、发展。这是儒家学说关注的重点。儒家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有修己和治人两个层面，但不管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家都以“君子的理想”作为枢纽观念。修己就是要成为“君子”，而治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先成为“君子”，故儒学也被称为“君子之学”。余英时先生考证指出，在早期的先秦历史文献中，“君子”并没有道德概念，而是贵族身份的专称，下层庶民即使有道德也不配成为“君子”，因为他们另有“小人”的专名。 《左传》襄公九年十月条知武子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这里的君子和小人讲的是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余英时先生认为，“君子”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质量的内涵是一个长期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开始，但却是在孔子手中完成的。“君子”和“小人”不再是一种社会身份的区分，而是一个人有没有道德的划分。“君子”成为儒家文化的一种道德理想，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是什么？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是指文化教养，“质”是指人的朴实的本性。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教养，就会流于粗野，反之，一个人由于文化雕琢而掩盖了他的朴实本性，就又会流于浮华。所以，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必须是在“文”和“质”之间配合得恰到好处。儒家的君子强调有人的情感、理智、信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才是真正的君子。《周易》蛊卦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种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人正是坚持独立意志的人。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更多提倡的是人对社会的责任、对群体的责任这种关系。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那个时代，君臣、父子、夫妻的“三纲”，那是儒家应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的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一套治理秩序，它只不过是儒家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外化形式依赖于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并随现实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些决不是孔子核心的思想。先秦儒家的思想重心是“君子”理想，君子的本质是“仁”。孔子强调“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这里，孔子已经基本上把儒家的“君子”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德目给全面揭示出来了，这就是仁义礼智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强调的人应当具有丰富而刚毅的人格。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和中国以后的统治，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在，儒学在取得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反过来也为帝国统治提供文化合法性论证。一方面，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过文化特别是政治，达到了咨政、咨事的目的，对国家的政权稳定、发展，对东方的文明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这个过程中，它对政权的发展是不断地促进，但同时也让学者对这个思想进行阐述的时候，也更多是从国家制度，从有利于统治，从统治者的学问这个角度去阐述得更多，而对孔子当时提倡的很多人文性的东西的阐述，这几千年以来，不能说没有，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的变迁，这方面被忽视了，需要在今天再重新深入发掘。 儒家文化最闪光的东西，恰恰就是对人的重视，对人的尊严、人的智慧、人格的尊重。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肯定道德的价值，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古代儒家对人的观念的肯定和发掘，使得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人的真正自觉。无疑，儒家关于人的思想和学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三、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 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文化，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其《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中指出，周代的文化与周公的思想在型塑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把西周政治文化概括为“崇德贵民”，把西周的宗教文化在类型上归结为“天民合一”，那么后来的中国文化历程中体现的道德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作为以承继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的儒家来说，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气质自然是它最鲜明的特征。儒家传统重视“人文”，儒家文化倾心于人的问题，具有极浓的人文关怀意蕴。 “人文”的内涵很复杂，涉及到对“人文”“人文主义”以及“人文精神”理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人文精神的基本价值诉求，但是中西方文化在表述上是不同的，对“人文”的理解也是有差异的。“人文”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与“天文”相对应。 《周易·贲·彖》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哲学中的“人文”，即是指“以文明之道（伦理道德）来教化天下”。在西方哲学中，“人文”相对应的英文则是“humanism”，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兴起的一种人文主义思潮，主张思想启蒙，倡导自由和个性解放，以“人道”“人本”来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神本”的神学主义思想相抗衡，“人道”相对“神道”，“人本”相对“神本”，“人权”相对“君权”。 现在通行的“人文”一词，正是现代意义上“人文”涵义，即来自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西方人文主义思潮虽然滥觞于14、15及16世纪，但要至19世纪初，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一名词才最后成立，它由德国教育家F.尼特哈麦（F.Niethammer）于1808年所创。人文主义者所要教育的乃是完整的人。 此外，人文主义还是一种重新研究西方古典思想的学说，意在通过对古典学问的批判来继承复活古典思想。人文主义是以人，尤其是以个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一种哲学理论和价值观。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既是形而上的思考，也是形而下的活动。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正是在“人文主义”理念的指引下，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呼吁“自由”“平等”“博爱”，张扬个性，倡导人权，推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此看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文”可以说是大异其趣，论域不同，涵义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分别是在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价值理念。但是，儒家因其对人的关切，其人文内涵和意蕴非常深厚。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儒家的特点，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特点。 西方近代有所谓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有些学者也用这些名词称述中国的儒学，有人则不以为然。无论如何，如果说儒学以人为本位，还是应该承认的。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说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问题出发，又以人的问题为归宿。”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不是西方的人道主义，却有非常深厚的人道关怀思想，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有非常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气质或人文情怀。 儒家文化的人文情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肯定人的地位，彰显人的价值。 儒家认为，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与万物平起平坐的一员，而是高于和优于万物的特殊存在。《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有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论述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是“人为万物之灵”，集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人这个存在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和价值，那么他的生命就应该被尊重。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传统哲学是“人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气质。 二是重视人伦关系，倡导人伦义务。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伦关系。儒家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落入到一张已经织好的人伦网络当中。没有人伦网络，人是空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所以，儒家讲“五伦”，说的就是五种人伦关系：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不但有这五种关系，对应每种人伦关系，规定了相应的人伦义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儒家认为这些关系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可更改，不容置疑，甚至有些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的——“天伦”。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但要尽职、尽责，而且要尽伦。这与西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是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是整体主义的，西方哲学张扬的是个性自由，中国哲学着眼的是人伦和谐。正是因为儒家把人纳入到伦理关系当中，倡导人伦义务，并按照规定的义务进行伦理教化，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变成了伦理学，充满了人气，充满了中国特色的人文气息。 三是推崇人的主体性，强调独立人格。 每个人都有其独立意志、独立人格。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都是对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的明确表达。将内在的善端扩充，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就是缘于这种道德精神的主体性和人格的独立性。 四是饱含忧患意识，担当历史责任。 儒家从忧患意识出发，探讨的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与整体的义务和责任、入世与担当，“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左传·昭公四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真可谓“千古文人家国梦，修齐治平济世心”。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寓于他们的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人文情怀的典型表达。 五是探索社会理想，追求人生大道。 儒家倡导“德治”，孔子强调仁爱（“仁者爱人”），孟子说要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是儒家社会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几千年来一直激励着仁人志士为之奋斗。这是儒家思想中最进步的内容，最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观念。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大同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表现出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在个人生活中，儒家以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社会生活中，以道德完善为理想社会，将仁义（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放在首位。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归根到底，是期望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期望体现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关怀。以仁心行仁政，将人性善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心带来仁政，这种精神气质是对个体的人性要求，也是对社会理想的人性要求。“小康”是先秦儒家理想中所谓政教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既显示了仁人的高尚道德境界，又显示了理想的社会政治境界，这正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向往的社会理想境界和美好精神家园。 儒家文化的人文气质或者人文情怀，究竟可以为现代人提供哪些有益的思想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百多年来随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与交流，中国的知识界一直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儒家文化重视并倡导人际、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历代中国典籍的思想脉络里，不断地阐述和丰富“以人为本”的儒家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来说，这是我们新的传统、活的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四、儒家文化的整体生命宇宙意识 儒家文化表达的是整体的生命，仁义礼智信是其核心。儒家文化表达的是刚健的生命，士人的血气是其动力。 儒家文化是关于人的文化哲学，儒家的传统是关注人，要回到人的本身、回到人的整体上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人的存在是整体的存在，不是理性或者感性这样的单向度的人，而是整体的、丰富的人。在儒家思想里，天地人三者是并列的价值，从而把人的价值上升到生命宇宙意识。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天”的道理要由“人”来彰显，这就是“人”对“天”的责任。所以，冯友兰讲儒家的人是天地充沛，精神圆满，是内外结合的人。 儒家思想非常庞杂，但其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就是“仁义礼智信”。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在当时有一定的阶级性，但还有更根本的普遍意义。而贺麟先生在分析儒家的三纲五常时，他说“纲”是讲道德的绝对性。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我们现在讲儒家的三纲五常，由于三纲过于强调君臣父子的上下等级秩序关系，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思想，但同时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也当做脏水给倒掉了。其实，在一个更为根本的哲学层面，三纲五常除了它作为转化为社会应用层面的道德规范之外，还有作为道德的绝对性的层面。所以，如何从儒家思想的历史阶段性的价值形式向儒家思想的道德绝对性的价值形式过渡，这是我们目前重新诠释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途径，也是发掘儒家思想普遍意义的可能道路。 那么，什么是“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绝对性呢?就是强调“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形式，更重要的是它超越历史本身的普遍性价值。这就把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里那种“内在超越”的思想给重新诠释出来。有学者指出，西方文化是神圣和世俗社会相互对立的张力中发展出来的，相比而言，儒家文化是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类型，它没有截然二分的上帝世界和人的世界的对抗，而是“天人合一”的圆满融通。所以，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籍学者阿玛蒂亚·森写过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The Argumentative India》(《好辩论的印度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他强调了印度文化中间的辩难，所以翻译成“能说善辩的印度人”。与印度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有什么特点呢?杜维明先生提出一个“Dialogical China”的概念，就是“喜欢对话的中国人”。中国文明的特色就是对话，不仗势压人，也不惧怕对手，是有礼有节，有理有度，强调通过对话来达到相互理解和进步。 张德胜先生从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获得启发，把儒家的“中庸”思想解释为一种介于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之间的中庸理性。哈贝马斯提出沟通理性，其原因就是看到西方发达的工具理性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并且走向了死胡同。因为工具理性具有单向和独白的特征，单向意味着只讲实效，不及其他，人的生活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就变成了扁平的了。这就是马尔库塞指出的“单向度的人”。独白是相对于对话而言，这种独白式的工具理性是一种目标取向的理性，它只管怎样运用现有的资源、手段和程序，最大限度地去完成目标，即使考虑对方的想法，也只是从策略角度出发，最终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道德绝对命令。不过，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需要一个“理想的言谈环境”，这种理想化的条件约束，使得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在现实世界难以实施，而只能提供一个批判的立场。 张德胜先生指出，儒家的中庸理性和工具理性、沟通理性、价值理性具有一些共通之处，但不完全相同，它是一种另类理性，介于工具理性、沟通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一种理性。中庸理性强调以整全观的视野，以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和结果。这样，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到，为什么说中国文化一直是一种以和为贵的和谐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中庸理性为基础的情感理性，以人为本是儒家文化人文精神的本质特征与核心价值。我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以人为本。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以现代理念去阐述儒家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价值意义。 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概念，在今天应当怎么看?这要求我们从道德绝对性的普遍意义上去看，要回到以人为本回到人本身来谈。何谓道德的绝对性?在1785年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康德说：“只有一个绝对命令，这就是：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按照这个准则，你可以同时意愿它应当成为一个普遍法则。”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再次对绝对命令进行阐述：“你应当如此行动，使得意志的准则总是同时可以如同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那样有效。”简而言之，就是指理性为行为立法。在道德绝对性的层面，要求我们把“仁义礼智信”提升到一个理性为行为立法的文化自觉意义上去，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儒家文化的普遍意义，从而为世界文明建构出一套现代的儒家文明架构来，而不仅仅是各民族文化类型中的一支。 “仁”，是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讲到“仁”，就是人性化，是无限生机，无边的大地上承载着万物，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生命生生不息!大地无限生机!“忠恕”之道，行仁之方，“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仁”在此基础上产生。仁，让我们想起温暖、厚重、柔和。仁者爱人，孕育万物，何等仁慈!温柔敦厚，承载万物，何等宽广!无边的大地上，万物生发，无偏无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万物一体，宇宙一家。 “义”，是以人为本的正义大道。“义者，所以合宜也。”作为伦理学范畴的“义”，是一个社会里公认为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全人类普遍认为“适宜”的道德原则，就是“天下之公义”。义，使我们想起刚强、磊落、硬朗。君子以义安命!士见危致命，舍生取义。勇发自内心。何以为勇?配义与道。面对真理时的义，是高山仰止的义。面对邪恶时的义，是赴汤蹈火的义。羞恶之心，义也。义者养心。君子喻于义。义忠诚地看守着良心和灵魂。仁为安宅，义为正路。天下大道。义者养气。直上云霄。义在平凡中沉默，在关键时爆发。涵泳之时，静若处子，爆发之时，如火山之喷发，如大河之冲决! “礼”，是以人为本的生命尊严。在先秦儒家看来，所谓礼者即是人情的自然要求，言辞举动之优美文雅，是从生命之深处发出，这是礼乐之根本。礼主要表达恭敬与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促进人对人的恭敬与尊重，协调人际关系和睦，倡导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礼之用，和为贵。”礼，使我们产生崇高、庄严、明丽的感觉。在表现儒家文化的“礼”时，要把其中凌驾于人之上的礼仪、制度打破。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仁者爱也，礼者敬也，乐者和也。礼仪之美，犹如繁花。儒雅、谦恭、内敛，蔼然长者，谦谦君子，优雅的举止，谦恭的相处，一切恰到好处的表达。生命力健康充盛，而又文雅有度。既有内美，又重文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智”，是以人为本的人生智慧。儒家把“智”列为“五常”之一，认为追求知识，是人生的重要价值取向，智慧照耀着社会人生之正途，指引着通往真理的方向。“智者”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聪明智慧。孔子说：“知者不惑。” 具有完善理想人格的君子，应当是“仁且智”。智，让我们想起的是光明、睿智、义理。真理素朴之至，真理意境高远。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孟子云：“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信”，是以人为本的生命承诺。所谓“信”，即诚信。儒家把诚信作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认为“诚”是“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这等于是把“诚”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源头来看待。要取信于人，根本在于“反身而诚”。《大学》也以“正心诚意”作为“修身”的前提。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让我们想起的是坚毅果敢、一诺千金，有金属感，明朗、坚强、阳刚。信是不食之言，不易之道。信是生命的承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从以上我们的解读可以看出，这五个字结合在一起，就是大写的“人”字!这五个字凝聚在一起，就是大写的“和”字!这就是我们对儒家文化进行重新发掘，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人文价值重新发掘得出的结论。 我们谈的仁义礼智信，不是要歌颂儒家的繁缛礼节、庙堂的庄严、等级森严以及那些死气沉沉的腐朽的东西，恰恰相反，是要提炼出儒家生命的光辉、精神的高尚纯洁，对生命的尊重和礼赞，充分突出生命的尊严、快乐，表现生命欣欣向荣、民族的无限生机。比如，讲“仁”的时候，温暖敦厚、仁者爱人;讲“义”的时候，舍生取义、浩然正气;讲“礼”的时候，儒雅内敛、谦谦君子;讲“智”的时候，光明睿智、清新理性;讲“信”的时候，坚毅果敢、一诺千金，明朗、坚强、阳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才是儒家文化中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我们在理论上应该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表达。 中国儒家哲学以人为本，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人为本的，尊重人、以人为本就是普世价值，没有比这更大的普世价值了。怎么尊重人，怎么以人为本，西方有西方的阐述方式，东方有东方的阐述方式。紧接着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以什么为本?这是到今天为止理论界很少探讨的，我觉得东方的表达方式就是：仁义礼智信是人之本，这是今天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东西，也是接续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东西。仁义礼智信“五常”说的是立德、立人、塑造人，“五常”的思想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的理性光芒，这些理念在今天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如何分析仁义礼智信这五个词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儒家，包括后世儒家都有很多看法。冯友兰先生把这五个词分为两个逻辑层次，仁义为第一层次，礼智信为第二层次。实际上，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是这样一个说法。道家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然，这是道家的说法，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什么都不提倡。围绕这些争论，包括新儒家也是强调某一个方面，或心性，或理义等。那么，我们今天来解读仁义礼智信，它们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它们应该是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的，没有一个应该更加侧重，也没有一个应当舍弃，都代表了人的极为重要的某个方面。五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人，才是理想健全的人格。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们就根据这个思路对仁义礼智信进行阐述。 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有自己独特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构建，站在这个高度，我们发现东方哲学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超过了西方很多大家。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把对人的关爱，对生命的关怀，对力量的推崇，对和美的追求，对智慧的热爱，对信诺的坚守，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把人的本质特征、精神境界和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人的各个层面都表达出来了。这样，一个人的人格是非常丰富的。而西方的很多哲学家，包括很多大的哲学家，在谈论人性、人格的问题时，只是偏重某一个方面。比如说，西方讲理性的时候，强调感性要服从于理性，强调理性至上，从而走向理性主义的道路，这是笛卡尔以来的思想模式;讲感性的时候，强调对人的欲望的全面肯定，强调激情对理性的反抗，这样就走向了非理性主义的道路，这是尼采以来的思想模式。这两者都是偏颇的，因为人是全面的存在。中国哲学表达的是人格特征五个方面的全面表达，这是最全面的表达，这是东方文化的优胜之处。 仁义礼智信的人格既有温润敦厚的一面，也有血性和刚健进取的一面。儒家刚健的观念，是从孔子开始的。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就表示，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殷朝遗民那种“柔顺取容”的儒道改造为“弘毅进取”的“新儒行”。后来儒家把刚健作为人生的一个根本原则，这即是血气。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所以，在孔子那里，“仁”本身就是刚毅的。我们现在强调仁义礼智信，也是对一个这样的刚毅先民的血气传统的回归。在这个意义上，挖掘和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血气，以之为当代的精神力量，是我们接续中国文化血气传统的内在理路。表达儒家的文化，既要表现人，表现人的理性、人的道德，也要表现人的大仁大义、人的血性。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时候讲究一诺千金，血气文化非常丰沛。 温良恭让，孔子也。发强刚毅，亦孔子也。梁启超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认为，孔教乃强立主义，非文弱主义。孔子于《系易》也，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曰：“独立不惧。”《中庸》言：“中立而不倚，强哉矫。”而《尚书·洪范篇》之末，叙述六极，以弱为最下，以之与凶、短、折、疾、贫并称。然则孔子六经，重强立而恶文弱，甚矣。自晋唐以后，儒者皆懦弱无气，大反孔子之旨。 在先秦时代，有荆轲刺秦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英雄气概，也有《战国策》中唐雎所表现的那种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的“士人之怒”。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尝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头抢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挺剑而起。这种血气在魏晋以后逐渐内敛，唐代以后变得柔弱。当代我们弘扬仁义礼智信，就必须张扬这种血气文化。 我们提倡仁义礼智信，提倡先秦儒家的血气价值，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文化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西方，血气一直是政治哲学的思想主题，血气是高贵价值的基础，或者说就是高贵价值本身，离开了血气，我们就不可能懂得什么叫高贵的、什么叫美好的事物。血气是指一种政治美德，它是正义女神的品性。所谓血气，就是人对何谓正确、何种东西带来尊严和荣誉的精神感受。人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凭借血气捍卫财富与荣誉的分配。 我们看到儒家的文化，既是智慧型的文化，又是力量型的文化。所谓智慧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文化崇尚理性，这种文化以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所谓力量型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充满刚健和血气。中国的先秦时期文化，可以说是这种智慧型、力量型文化的典范。中华民族之所以长盛不衰，这种血性的、自强不息的、勤奋的、艰苦卓绝的文化力量是其内在支撑。 四、 通过文化主权战略拓展国家利益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道义的感召力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怎么表达我们所崇敬的道义?这就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国软实力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感召力，也包括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要通过我们文化的传播和辐射来实现，通过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来实现。 早在2005年，笔者曾撰写《文化战略与大国责任——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读》一文(刊发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改革内参》2006年第18期上)，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文化战略进行了阐述。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扩张，世界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权力性质发生了变化。 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软实力比过去更为重要，它可以扩大一国的影响力，并增强一国外交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合法性。约瑟夫·奈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角度上提出的战略思考，强调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应当把硬性的军事力量和软性的吸引力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国家对外扩展的“巧实力”。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能否和平发展，是世界大国密切关注的重大世界性事件。学者时殷弘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是命定的必然，而只是一种可能性，其中最大的可变因素，就是西方军事大国对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误判，从而增加了双方之间的贸易摩擦甚或战争等不确定性因素。所以，这首先要求我们理论界提出中国能够不走西方式通过发动霸权战争崛起的老路，而是可以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中国文化历史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武器，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和谐发展的文化元素，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吸纳中国古老的文明国家理念，在中国文化主权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现代的文明国家。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和现实要求。 在这样的一个视野下，我们必须要有长远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而国家文化战略这座理论大厦的两个基本支柱：一个就是公民的文化权利，就是要让每个公民都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另一个就是国家文化主权，就是在吸纳世界最优秀的文明的基础上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国家文化主权的张扬来拓展国家利益。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我们一方面要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主权拓展国家利益。通过弘扬中华文化，输出中华文化，我们实现国家的文化主权，同时，在确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平静而理性地面对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尊重和接受世界的优秀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 让我们在耳边回放一下古希腊雅典时期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对“雅典禀性”的阐述：“我们的政制不是从我们邻人的法律模仿得来的，相反，我们自己是别人遵循的典范，而不是别人的模仿者。”“面临危险时，我们愿意以轻松的情绪而不是严酷的训练去应对，我们所凭靠的勇气来自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法律的强制;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热爱美的事物但不奢侈，热爱智慧但不柔弱。” 中国的崛起是大国的崛起，纵观历史，所有的大国崛起都不只是经济物质层面的崛起，更根本的是文化精神层面的崛起。只有文化上的崛起和复兴，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也才有持久的和平与繁荣。而文化上的崛起，要求一个大国的文化应当成为其他国家的文化典范，特别是它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应当成为当代文明的主流典范和主流话语，影响遍及全球。 一个崛起的大国应当给世界提供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道德和文化理念，而且要通过自己的文化，对世界历史有贡献，在世界有吸引力，对本国人民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因此，从国家战略角度看，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仅应体现为经济上的强大，更应体现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理念上的建构，中国应成为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的创新者，它的国家理念和文明形式要为其他国家所尊崇。这表明，中国的崛起在最终意义上应当是文化的崛起，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有三个主要资源：文化、价值观念和与其相一致的政治制度以及外交政策。文化软实力，是构成一个大国的不可缺少的要件，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是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传统中国的文化战略是防御性的，这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甚至是误解，而目前，中国在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对世界的影响，还有待加强。 中国要和平崛起，决定了中国文化主权战略必须具有大国的文化政治意识及相应的进取性和主动性，必须要采取主动的文化战略，要积极走出去，和世界各地的文化进行交流，寻求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文化的理解和认同。这就必须有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把中华文化之美和价值的光辉展现在世界面前。要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已是一个经济产品的制造大国，而且将是世界思想知识产品的生产大国。 我们应当怎样做，我们要向世界输出怎样的文化价值观?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就世界范围而言，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曾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性文明国家的行列，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赋予中华民族无比的自豪和自尊，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认同的价值来源。 近代，我们的文化衰落了，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一代又一代的共同问题。当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要找回中华文化的自信，必须创造性地继承和转化中国文化传统，不断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形成当代中国新的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以此提升中国现实中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强大的价值依据。 中国具有世界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目前她在世界文化上的影响力还非常不足。这涉及到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把传统文化资源改造成为向世界展示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所以，在重新认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方面，我们创作的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做了有益的尝试。 深入发掘儒家文化中那些最闪光的精神价值，努力把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中国文化对人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广到全世界，凸显中国文化的感召力，确立中华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中的身份。文字要翻译，语言有边界，但是音乐没有国界，它是可以超越任何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我们首先把人的形象立起来，歌唱仁义礼智信，歌唱人的仁爱、气节、和美、智慧、信义，张扬人的文化生命和道德本质，张扬这种以人为本的古老文化价值观念，就是张扬我们的文化主权。 在今天，所谓全球伦理和普世价值，就是尊重人、以人为本，没有比这更大的普世价值了。中国要弘扬的文化主权，是要张扬以人为本的古老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我们文化主权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有着极大的文化吸引力和道义的感召力，东西方文化可以就此展开对话和交流。我们所表达的中华文明的精神精髓，在音乐的“润物细无声”中让全世界人们欣赏和心悦诚服地接受，这就通过对文化主权的张扬来拓展了国家利益。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京生) (责任编辑：admin) |